墨哲兰

《南方周末》六月二日第二十三版，以“要求忏悔是克隆‘文革吗？”的通栏标题发表了两篇观点看似对立的文章：徐友渔《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和于坚《忏悔是个人的自由》。不管双方的立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忏悔”一词不言而喻的自明性，似乎“忏悔”就像“检讨”、“自我批评”一样。

当真如此吗？

“忏悔”一词究竟要用在什么语境中？是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验语境，是儒家无神信仰的良心语境，还是现代信仰危机诉求的道德自律与交往规范的共契语境？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论域。此外，还要弄清楚“忏悔”的范畴及其属性，一般忏悔只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同道德相关。它显然不应属于界定“罪”与“罚”的法律范畴，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即可；只有在法律不到的地方，道德才起作用。确定这两点很重要，不然，讨论既没有可参照的前提，也没有可通用的概念，结果只能是你打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况且动辄追究“罪责”，人都吓跑了，如何讨论得了。

我们不是基督教国家，没有忏悔的习惯。换句话说，在我们薄弱的自我意识或自由意志中尚缺“忏悔”的自觉构成——包括忏悔的非功利言语、对象以及可供反身观照的超验眼光。至于儒家的为受命于“天”而忠于“君”的“吾日三省吾身”的“慎独”，早在二十世纪的“民国运动”中批判殆尽。到了“新中国”及“文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自我批评”又被“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整得死去活来。所以，“思想解放”中的现代中国人颇犯有尼采说的“畏触”病，即“不能近身，更难入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