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润兴

人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的学问;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如何做人的学问。既然人是“做”出来的,那么就可粗略地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照预定的尺度制造出来的人,另一类是依据自由的意愿创造出来的人。与此相应,人学也有两种:一种是制度化的人学,另一种是创造性的人学。

《创世记》是制度化人学的最早范本。据说耶和华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和形象,制造了男男女女,并赐福给人类。可是《圣经》开篇并未提及神造人时所用的材料,这就为西方哲人留下了驰骋想象的概念空间。在著名的《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神是分别用金、银、铜和铁制造出哲学王、武士、农夫和手艺人三个等级。其门生亚里士多德通过形式与质料的哲学思辨,第一次给人下了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从此以后,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定义形形色色,层出不穷。(有关人的种种定义,请参阅《新人学导论》第一章“自我发现论”。)这些定义有一个共同点,都将人归属于动物世界,只不过在“动物”二字前面加上“政治的”、“理性的”或“符号的”等等限定词而已。

我们不禁要追问:难道人真的就是一种动物吗?倘若如此,高贵的人性不就是特定的物性,而灵明的人心不就成了特定的兽心吗?倘若果真如此,先民从漫长的动物蒙昧状态醒悟之后,为何还要沿着文明的崎岖之路上下求索呢?人类文化发展史反复告诫我们:动物毕竟是动物,人毕竟是人。可悲可叹的是那些寄生在概念王国里靠打文字官司吃饭的墨客,生吞活剥传统逻辑的还原方法,强迫人类与动物称兄道弟,硬将人心固化为动物感觉,偏把人性标定在禽兽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