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团

1998年6月，我从美国归来。下飞机刚进家门，端端正正摆放在书桌正中的《思痛录》样书一下子跃入眼帘，心蓦地狂跳起来。啊，终于出版了!我把这本薄薄的小书宝贝似的捧在胸前，深深地呼吸着，只觉得油墨的芬芳沁入心脾，眼前又浮现出病榻上的母亲紧眠着嘴唇，悲哀地望着这个世界的面容……不觉得眼眶湿润了。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您20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何止20年，是整整半个多世纪，您和您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啊!

一、初识《思痛录》

《思痛录》在成书前有一段难忘的口述史。

记得那是“文革”中期，1973年，我刚从云南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当仪表修理工。三年零七个月，我在远离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亲、湖北的母亲、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1966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家被抄，东西砸烂了，房子没了，全家离散整整七年，到1973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这劫后余生的团聚。那时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24小时连班(化工反应釜需要仪表持续监测，仪表修理工每值24小时班可休息1天)，觉也不睡，就搭乘京沙线，来回颠簸整整13个小时赶回到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是温暖的小屋里。

当时我真像母亲在《当代人的悲剧》中提到的，开始从自己和家庭的伤痛中走出来，弄了一脑子的问题。在外面不能问，只有回到家里问，有时想不通就和父母争辩。当时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