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我一上初中就开始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不反对住校。在学校吃饭和住宿，是从小学考入中学的一个标志，给人一种走出家门和貌似独立的感觉。星期六下午，同学们纷纷回家去了。在家里只住一天，星期天傍晚，同学们便从四面八方返回学校，赶着上晚自习。我们回家，不是为了亲情。在那个年龄段，正是容易出现脱离家庭意识的时候，一个二个装成男子汉的模样，不愿提起家里的任何人。我们回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家里获取一星期的吃食。我们用麻绳结成的网兜，装上红薯，背到学校蒸着吃，或者用口袋装点红薯片子磨成的面，到学校食堂换成饭票买馍吃。现在想来，那种用红薯片子面蒸出的馍又黑又粘手，还苦不几的，并不好吃。可当时的同学们拿馍蘸着用生盐粒子泡成的盐水，吃得津津有味，谁都舍不得放开肚皮多吃。

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时，母亲已提前把红薯和面给我准备 好了。红薯都是匀溜块儿，洗得干干净净，露出粉红的颜色。我原来用的盛面的口袋，多次被老鼠咬破，口袋上下补着不少杂色的补丁。这次母亲给我换了一个补丁比较少的口袋。出门在外，东西要拣好的带，这是母亲历来的观点。帮我装好了够一星期吃的东西，母亲说，她跟我商量点儿事。自从我上中学后，母亲老是以商量的口气跟我说话。一开始我很不习惯，甚至有点紧张。后来母亲跟我商量的次数多了，我看出母亲的确很把我的话当回事，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还不知不觉变得有点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