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亮

《回归五四》这本书是早就翻过，但却是一直到最近才认真读过的。

如果再收入舒芜１９５５年所提供的当时妇孺皆知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应该说，《回归五四》这本书将是一部具有特别意义的历史文献。从这本书中，读者将不难看出，舒芜是怎样从一个追随时代进步的知识青年，在胡风、路翎等师长朋友的引导下，成为积极参加四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思想斗士；又是怎样在遭受挟政治威权的理论打击后，在五十年代决然否定过去的一切，抛师弃友，走向启蒙的反面，犯下巨大的罪过；又是怎样在巨大的历史灾难过后，将晚年的精力集中于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尤其是周作人的系统学术研究上，反复强调他们反封建的一面，从而试图通过对五四启蒙立场的回归，对那段不断制造知识分子悲剧、制造人的悲剧的历史作出间接而深入的否定。在这样一条非同寻常的“转变”路上，舒芜在五十年代的“转变”最发人深思，这一“转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文章中。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转变”呢？这是一种外部批判向“自我批判”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语境中考察，它的根据是“历史决定论”——即历史真理的使命必然地落实而成革命党的党性，是否合乎党性原则成为判别一切人的思想与行为是先进、落后或反动的唯一尺度；“其中以因自由思想而偏离党性的知识分子最为批判与改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