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贵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伍新福研究员所著的《中国苗族通史》。这本书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又一力作，是苗学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90万字，列8章42节(另有“绪论”)，算得上洋洋大观，鸿篇巨著。

《中国苗族通史》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资料很丰富。作者通过多年田野调查、博览群书、广泛积累、钩沉发微，编撰成书，弥足可信。田野调查是民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任务，作者不辞辛劳，走遍湘、黔、川、鄂、桂、滇等苗族地区，甚至远达甘肃天水，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如黔西北苗族老人保存的古老苗文字母(在教会所创的苗文之前)和湖南邵阳保存的明代《五溪蛮古今生活图集》以及甘肃天水所藏的清康熙年间的《红苗归流图》等，都十分珍贵。在文献资料方面，作者也是不遗余力，广为采撷，像《拒毒月刊》之类冷僻的杂志都找来浏览，取其所需。《中国苗族通史》除了丰富的调查资料和旁征博引的文献资料外，还附有68幅图片(其中苗族的分布、迁徙和苗民起义示意图7幅；《皇清职贡图》所载各支苗族17幅；文物、各种遗址、红军标语等13幅；民俗、民居、服饰等31幅)。可谓图文并茂，读之引人入胜。

第二，逻辑很严密。在以往的民族史的撰写中，历史的断代、分期以及文学、习俗、宗教信仰等的安排都十分棘手。一般的民族史著在写完历史沿革后，就分节日、婚姻、丧葬、文学、宗教等章节论述，这既便于处理资料，也便于集中介绍，回避了“时代”的难题。而《中国苗族通史》的作者则知难而进，在结构上大胆设计，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直接嵌入各个时期之中，并作了恰如其分的论述。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是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

第三，观点很新颖。《中国苗族通史》一书对苗族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其中有诸多独到的见解，使书的价值倍增。例如，关于蚩尤的历史地位问题，作者根据历史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大量资料，科学地论证了苗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源于九黎部落集团，明确地肯定蚩尤为苗族的先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纠正了几千年来某些文人骚客造成的“成者王败者寇”的偏见，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目。现代的科学证明，汉族和苗族的血缘关系最亲密，蚩尤既是苗族的先祖，也是汉族的重要渊源之一。《中国苗族通史》把蚩尤的地位定正了，这是很大的贡献。

作者论证了建立楚国的“楚人”和苗族先民是“同源异支”，即楚人和苗族先民是“三苗”和“荆蛮”集团的两个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支系和组成部分。楚人属南方“蛮夷”，而非中原族系。这些见解都是古史研究的突破。

作者实事求是地处理和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对国民党的统治，既揭露其对苗族和各兄弟民族的压迫剥削的反动本质，也对其中一些政策措施作恰当肯定(如“边教”政策等)。对西方传教士在苗族地区的传教活动，不是简单地斥之为“文化侵略”，而是按两点论加以分析，肯定教会兴办学校、发展教育的积极作用。对有影响的苗族人物如湘西的龙云飞、桂北的杨登鹏等，既指出其历史污点，也对他们领导“革屯”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的苛政暴虐等，作了应有的肯定。

此外，作者对苗族的迁徙问题，苗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生苗”、“熟苗”概念的确定与论述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第四，论证很充分。苗族的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在从北到东、西、南的长期流动中，苗族很大一部分融进汉族了，也有其他民族融入苗族之中，形成了苗族分布广、支系多，服饰华丽、纹彩丰富等特色。对于这样一个族体进行研究和论述，难度是相当大的。《中国苗族通史》的作者以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对苗族的历史事件和发展线索作了充分的论证，用观点统率材料，以材料说明观点，丰富的材料和正确的观点，环环相扣，互为表里，渗透贯通，相得益彰。

伍新福研究员是专攻历史学的，功底深厚，文笔流畅。而他又勤于田野调查，不耻下问，见闻广博。所以，读他的书和文章，如观瀑听泉，毫无枯燥之感。

伍新福同志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史学家，继与龙伯亚合著《苗族史》(1992年8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99年12月出版了专著《中国苗族通史》，相隔不到一年，2000年3月他又出版了专著《苗族文化史》。这些都是大部头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伍新福同志的著述不仅是高速度的，而且是高质量的。我们常说的尽力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添枝加叶，伍新福同志是做到了，我们向他致敬。当然，解放50年来的苗族史以及分布世界各地的苗族变迁史，还有待我们去调查、整理和阐述。相信伍新福同志会再接再励，攀登高峰，也相信有更多的青年学者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贾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