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新　刘瑞俊　

对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秽人和貊人，历来都有不同的见解。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对不同时期文献资料的考证，提出秽人和貊人在先秦时期应是两个人类集团的称谓。将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世纪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分为两个主要系统：一个系统分布在辽西和辽河流域，应是先秦时期貊人所创造的文化；另一个系统分布在辽东、吉长地区和朝鲜半岛，应是先秦时期秽人所创造的文化。

关键词：先秦时期秽人貊人东北亚系青铜文化

作者王建新，1953年生，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教授；刘瑞俊，1966年生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讲师。地址：西安市，邮编710069。

对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秽人与貊人，历来都不有不同的见解。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将文献中关于先秦时期秽人、貊人的记载与汉以后秽人、貊人的记载区别开来。而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从考古资料看，公元前3世纪初，东北亚地区各人类集团的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要弄清秽人与貊人的关系，需要对不同时期的文献分别清理，并对不同时期的考古资料进行系统分析。1996年至1999年，笔者对东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研究，并在日本出版了《东北亚的青铜文化》一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对不同时期文献资料的考证，分别对先秦时期的秽人与貊人、汉魏时期的秽人与貊人、秽人与倭人等古代东北亚地区的人类集团及其源流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为该系列研究之一。

《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在西汉初期的燕国之东，居住着朝鲜、真番以及秽貉等人类集团，这大概是司马迁生活的公元前2世纪期间人们的普遍认识。《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貊、朝鲜”和“汉东拔秽貊、朝鲜以为郡”的记载，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是《货殖列传》中的“秽貉”在《匈奴列传》中作“秽貊”，可知“貊”“貉”相通，应是指同一古代部族。但是秽和貊，究竟是同一个集团还是两个不同的集团，研究者的意见却大不相同。

秽貊(貉)连称的说法，在从《史记》开始的汉代及其后的文献中屡见不鲜。相当多的学者正是根据这样的一种说法，认为秽貊是同一人类集团，即主张秽貊同一论。但是，在先秦以及《史记》以前的文献中，却并不见秽貊(貉)连称的说法，有关秽和貊(貉)的文献，均为分别记载。

关于秽和貊较早的记载，见于《诗经·大雅·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毛传日：“追、貊，戎狄国也”。此处之“追”，从《韩奕》前后文来看，并非追赶之动词，而应如毛传所释，是与貊并称的另一个人类集团。近人陈奂、蒙文通根据古代音韵指出“追”、“秽”相通，得到了近现代中国多数学者的赞同。

《韩奕》所记，一般认为是周宣王时之事。宣王封韩侯为统治秽人和貊人的北方之伯，且燕人又为韩侯筑城，可知当时的中原人已经知道在距燕国不远的北(东北)方，有秽人和貊人这两个部族的存在。

先秦文献中对秽人的记载非常之少，仅见于《逸周书》和《吕氏春秋》。《逸周书·王会》记：“成王之会，……正北方，稷慎大麈，秽人前儿，良夷在子。”《解》曰：“前儿，猕猴立行，声似小儿。”孔晁注：“稷慎，肃慎也，贡麈似鹿。……秽，韩秽，东夷别种。……良夷，乐浪之夷也，贡奇兽。”王应麟《逸周书补注》说：“鲵鱼，似鲶，四脚，前似猕猴，后似狗，声如小儿啼，大者长八九尺。”可见，秽人向周王贡献的特产，应是一种内陆不见的海兽。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应该是海豹或海狮。(3)总而言之，在《逸周书·王会》的作者看来，在周王国的北方或东北方，当时生活着能贡献奇异海兽的秽人。此外，《王会》在叙述各方部族时，均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如按孔晁所注，良夷是居住在朝鲜半岛西北部的乐浪之夷的话，秽人则应居住在良夷北边和东边、肃慎西边和南边的朝鲜半岛东部、南部和辽东半岛一带。此外，《后汉书-东夷列传》记：“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秽地也。”《三国志·魏书·东夷乌桓鲜卑传》也记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今夫余库有玉璧圭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是也。”可知汉代夫余国所在的今以吉林市为中心的长白山北麓第二松花江流域一带，先秦时也应是秽人的居住地。

《吕氏春秋·恃君览》记：“非滨之东，夷秽之乡。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多无君。”毕沅《吕氏春秋校正》曰：“非疑当作北，犹言北海之东也。”应为正解。北滨就是北海，也就是渤海，秽人居住在其东的朝鲜半岛，应该是吕不韦及其门人们在当时的认识。另外，对于大解和陵鱼，《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有“大蟹，在海中。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的记载。大解即大蟹，陵鱼则应是一种海兽，而这种海兽与《逸周书·王会》所记秽人向周王贡献的儿，似乎是同一类。可知，《逸周书·王会》和《吕氏春秋·恃君览》的作者都认为，某种奇异海兽是秽人居住地的特产。“多无君”是《恃君览》的作者对当时秽人社会组织状况的认识，这种状况一直到汉魏时期似都无大的变化，因为《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记载了秽人的社会“无大君长”。

分析先秦时期文献关于秽人情况的记载，可以举出以下要点：(1)秽人的居住地在当时中原的北方或东北方的渤海之东，大致可以认为在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吉林省一带。(2)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奇异的海产品是秽地的特产，这表明秽人应该是一个渔业发达的部族。(3)秽人的社会发展状况比较落后，尚未达到有君主统治的国家阶段。(4)先秦时期关于秽人的文献记载非常少，这暗示着当时秽人与中原人的接触也非常少。

与秽人相比，先秦时期关于貊人的文献记载则要多得多，这表明当时貊人活动的地域比起秽人来要距中原近得多，与中原人的接触也要比秽人多得多。但是，先秦时期关于貊人的记载中有貊、貉、蛮貊、胡貉等不同的称呼，其涵义也不尽相同。

首先，前述《史记》中貊和貉相通的记述，在先秦和《史记》以前的文献记载中就可以看到。例如，《孟子·告子》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饕餮，无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夫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而对同样的事情，《尚书大传》则记述为：“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税一，谓之大貊小貊。”这说明貉人即貊人。这样貊和貉相通的用语，在先秦文献中多有所见。此外，《孟子》对貊人的记述还告诉我们，貊人的社会状况与当时的中原诸国相比还处于不发达

的状态，其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不太适于农业，仅能生产黍。

关于貊人的居住地，《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有“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的记载。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说：“汉水当作潦水。……即《汉书·地理志》之辽水也。”可知貊人所居距燕国不远，且与辽河流域相近。所以，先秦时期貊人的居住地大致应在秽人居住的辽东和吉林以西，燕国所在的河北以东，也就是今辽西和辽河平原一带。

《逸周书·职方》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财用。”《周礼·职方氏》也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这说明当时把貊人与中原华夏人之外的戎狄蛮夷视为同类。正因为如此，《尚书·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论语·卫灵公》有“子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礼记·中庸》也有“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等内容，是以蛮貊又可作为中原华夏人之外的周边部族的通称。但《诗经·鲁颂·閟宫》又有“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的说法，蛮貊与淮夷、南夷并称，似有时又专指貊人。

在先秦文献中，看不到秽貊连称的说法，而胡貉连称的说法，在战国时代及稍后的文献中却比比皆是。《管子·小匡》在评价齐桓公时有“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的说法。屠何、山戎、令支、孤竹等，都是与貊人一样活动于当时燕国北方和东北方的部族。将屠何与貊人视为骑寇，并将貊人称为胡貉，这说明他们与胡人一样都是游牧部族，并侵犯过中原。

古本《竹书纪年》中有“(魏哀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的记载。魏哀王十七年即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对于赵武灵王的这项新政，《战国策·赵策》中也有记载，但却作“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古本《竹书纪年》称“貉服”，而《战国策》称“胡服”，由此可知，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说之貉，已非专指貊人，而是与胡一样，成为当时的中原人对北方游牧部族的泛称。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将貊人与胡人视为一体的胡貉连称的说法。

《墨子·兼爱》曰：“古者禹治天下，……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非攻》曰：“古者封国于天下，……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虽北者且不一着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貉之间者，亦以攻战也。”此处之胡貉，应是燕代以北游牧部族的泛称，其中也有可能包括貊人。

《战国策·秦策》记苏秦游说秦惠文王时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荀子·强国》也记有：“今秦……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同样都将活动于当时秦国北方的游牧部族统称为胡貉。《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语：“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也是同样的说法。这里所说之胡貉，很可能已不包括貊人，而是对以匈奴人为主体，包括东胡、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部族的泛称。这样的说法，一直延续到汉代。

《汉书·高帝纪》记：“(高祖四年)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而《史记·项羽本纪》则说：“汉有善骑者楼烦。”说明楚汉相争时助汉的北貉并非貊人，而是楼烦。晁错《守边备塞议》曰：“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又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

《淮南子·齐俗训》曰：“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倨反言，而不亡国者，未必无礼也。”

《晏子春秋·内篇》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然不相害。”

《史记·匈奴列传》曰：“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狄，戎狄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跆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

《盐铁论·复古》曰：“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

《汉书·天文志》曰：“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其北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

这些汉代文献所说的胡貉，都是沿用了战国时期的说法，应是对以匈奴为主体的北方游牧部族的泛称，而并非特指貊人。

此外，先秦时期以蛮貊作为中原华夏人之外周边部族通称的说法，在汉代文献中也得到了沿用。

如《盐铁论·未通》：“禹平水土，定九州，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蛮貊之地、远方之物而用足。”

《散不足》：“古者……不赏无功，不养无用。今蛮貊无功，县官居肆，广屋大第，坐禀衣食。百姓或旦暮不瞻，蛮夷或厌酒肉。”

《诛秦》：“周累世积德，天下莫不愿以为君，故不劳而王。恩施由近及远，而蛮貊自至。”

《伐功》：“昔周室盛也，越裳氏来献，百蛮致贡。其后周衰，诸侯力惩，蛮貊分散，各有聚党，莫能相一。”

《世务》：“春秋……天下宾服。……蛮貊异国，重译自至。”

《论勇》：“闻得贤圣而蛮貊来享，未闻劫杀人主以怀远也。”

《力耕》：“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求蛮貊之物以眩中国。”

所述之蛮貊，均是对当时周边部族的通称，而非专指貊人。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秦时期貊人的情况有：(1)貊人的居住地距燕国较近，距北方匈奴、东胡等游牧部族也不远，大致应在辽西和辽河平原一带。(2)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貊人的文化特征与北方匈奴、东胡等游牧部族的文化非常相似，因而形成胡貉连称，将包括貊人在内的北方游牧部族通称为胡貉的说法。(3)貊人虽然也从事农业，但其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不适于农业，所以其农作物的种类较少，仅仅生产黍，农业不甚发达。(4)貊人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但与中原诸国相比，国家机构尚未完备，仍然停留在不发达的状态。(5)与秽人相比，先秦时期文献对貊人的记载较多，这说明貊人与中原人的接触也较多。其中貊人与中原人之间的战争也时有所见。

总的来说，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虽然可以勾画出秽人和貊人的大致状况，但要了解秽人和貊人的文化内涵和具体情况，还需借助于考古资料。但以到目前为止的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来看，将一些文献记载的地望与考古发现简单对应的作法较为流行，缺乏对文献形成时间和文献所记载的事情发生时间的详细考证，更缺乏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有机结合的系统研究。

最先运用考古资料对秽人文化进行研究的是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他根据文献记载的秽人居住地和秽人渔业发达的经济特征等情况，将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以栉目纹(之字形几何纹)陶器为代表的文化推定为秽人文化。但是，朝鲜半岛以栉目纹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文化，而文献记载的秽人是公元前1000年以后生活在青铜时代的人类集团。由于考古发现的资料与文献记载的事情在时间上相去甚远，我们很难确认朝鲜半岛以栉目纹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否就是秽人文化。与朝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相比，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与先秦时期文献记载的秽人和貊人大致同时的分布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

存在于约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在包括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先后存在过一种以短茎组合柄型铜剑、多钮几何纹铜镜等特有的铜器以及用石范铸造的技术等为代表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化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系青铜文化和分布于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地区的北方系青铜文化相比，无论在分布地域上还是在文化特征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笔者将其称为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存在于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主要分布于今辽宁省、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和朝鲜半岛。从不同的分布地域和文化内涵、特征来看，这一时期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又可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系统主要分布于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已经发掘的代表性遗址中，约相当于西周早中期的有喀左县和尚沟墓地等遗址，约相当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有朝阳市十二台营子石椁墓等遗址，约相当于春秋中晚期的有朝阳市小波赤石椁墓、内蒙古宁城县孙家沟石椁墓等遗址，约相当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有喀左县南洞沟石椁墓、沈阳市郑家洼子土坑墓和木椁墓等遗址，约相当于战国中期的有凌源县三官甸土坑墓和石椁墓、喀左县老爷庙土坑墓等遗址。

这一系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短茎组合柄型铜剑，剑身形态为细长型曲刃，铸成后两侧的刃部经左右方向研磨，有的还经前后方向的研磨，因此锋部和刃部均较锋利，应为实战用的武器。与这类铜剑共存的铜器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其中有中原系青铜文化因素的铜鼎、铜舟、铜戈、铜镞、铜带钩、铜车軎、小型钮钟(或称铜铎)等礼器、兵器和车马器；有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的锯齿柄铜刀、动物和人物纹饰的装饰品以及大量的马具；还有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特有的多钮几何纹铜镜、镜形铜器、扇形刃铜斧、铜凿、铜锥等。这些青铜器汇集了多种青铜文化的因素，表现出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面貌。以到目前为止的考古资料来看，沈阳市郑家洼子木椁墓的发现，代表了公元前3世纪以前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石椁墓、木椁墓和土坑墓是这一系统文化墓葬的主要形式。石椁墓在东北亚系青铜文化中最早出现于辽西地区，有可能是受到邻近的北方系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辽西地区山地和丘陵的自然环境，取得构筑这种形式的墓葬所需要的石材也较容易。在喀左县和尚沟和凌源县三官甸等遗址，发现了石椁墓与土坑墓共存的现象。木椁墓在东北亚系青铜文化中也是最早出现于辽西地区，其来源可能与中原系青铜文化或北方系青铜文化有关系。在喀左县和尚沟和沈阳市郑家洼子等遗址，均发现有木椁墓与土坑墓共存的现象。从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数量等情况看，石椁墓、木椁墓的墓主身份，显然高于土坑墓的被葬者。这表明创造这一文化系统的人类集团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遗物中，马具的发达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在以朝阳市十二台营子石椁墓等为代表的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早期遗存中，发现的马具既有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特有的形式，也有与北方系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共通的器形和纹饰。在以喀左县南洞沟石椁墓、凌源县三官甸土坑墓和石椁墓等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遗存中，马具的器形和纹饰，除了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和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外，还出现了中原系文化因素。与此相比，以沈阳市郑家洼子木椁墓为代表的辽河平原地区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遗存中，除了明显继承十二台营子石椁墓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之外，出现了一大批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特有形式的马具，已基本不见北方系和中原系文化的因素。这些发现表明，骑马文化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东北亚系青铜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形成可能与北方系青铜文化密切相关。在中原地区的骑马文化形成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影响。在此基础上，在距北方和中原稍远的辽河平原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征的骑马文化。

多钮几何纹铜镜和与之相关的镜形铜器，也是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典型遗物之一。在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喀左县和尚沟墓地中，已出现了墓主头部放置镜形铜器的现象。在约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朝阳市十二台营子1号石椁墓中，墓主的头部和足部各放置了一面多钮几何纹铜镜。在约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沈阳市郑家洼子6512号木椁墓中，除了随葬一面多钮几何纹铜镜外，在墓主的头部和足部各放置了一个大型镜形铜器，还在墓主胸部至下肢之间，等距离放置了4个中型镜形铜器。使用多钮几何纹铜镜作为随葬品及其埋葬形式，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以到目前为止的考古资料看，北方系和中原系青铜文化都流行中心单钮的铜镜，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铜镜并不发达。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发现的几面铜镜，从其形式、纹饰和伴出的其他遗物来看，很可能并不是中原地区的本地制品，应是从周边地区传人的。直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才开始了本地的铜镜制造。与此相比，在约公元前1200年至前700年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中，发现了大量中心单钮的铜镜。因此，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铜镜，很可能是起源于北方系青铜文化。但与北方系和中原系青铜文化的中心单钮的形式不同，在东北亚系青铜文化中发展出了偏置多钮的形式。中心单钮的铜镜，一般作为日常用品，其钮的设置是为了手持方便或在固定的场合悬挂方便。而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铜镜和镜形铜器所采用的偏置多钮的形式，从在墓葬中的埋藏位置看，应是为了便于固定在衣服上并避免铜镜旋转和改变方向。在衣服上悬挂铜镜和镜形铜器的，显然不是普通的人，而很可能是掌握了沟通人与神关系权力的萨满。在东北亚地区漫长的历史上，萨满教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挂在萨满衣服上的铜镜，应该是举行萨满活动时重要的法器。正因为铜镜功能的不同，所以古代中原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的人们对于铜镜的认识也不同。从对萨满的崇拜，进而发展到对萨满法器的崇拜，这应该是创造了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人们对于铜镜的认识过程。公元前3世纪以前，多钮几何纹铜镜主要分布于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而辽东、吉林和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基本不见。公元前3世纪以后，随着东北亚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化而导致的人们的迁徙活动，多钮几何纹铜镜和对于铜镜的认识，从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逐渐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分布于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系统与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关系密切，且与同时期的北方系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地域相邻，在内蒙古南部和辽西西北部，两者有时甚至交错分布，所以有的研究者将辽西地区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遗存归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并认为它们都是古代东胡人的文化。但是，辽西地区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遗存在主要特征上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不相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种类和数量较多，器形较为复杂，铸造技术较高，已能使用陶范和铜范铸造；辽西地区青铜器

的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器形较为简单，铸造技术较低，只会使用石范铸造。从两者的典型器物铜剑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流行銎柄形铜剑，而辽西地区主要流行短茎组合柄形铜剑。两者的工具和马具有相似的，但也有许多是不同的。此外，辽西地区流行的多钮几何纹铜镜并不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更重要的是，辽西地区的青铜文化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青铜文化密不可分，应属于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仅因辽西地区青铜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一些共通的因素而忽视它们的根本区别，将它们归于同一文化，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资料的分析上都存在误区。事实上，正因为辽西和辽河平原的青铜文化与北方系青铜文化一样具有游牧文化的特征，所以古代中原人都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这就是先秦时期文献中有时胡貉不分、胡貉连称的原因。

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对照来看，公元前3世纪以前分布于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系统与关于先秦时期貊人的文献记载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

第一，这一文化系统分布于距燕国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较近的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与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貊人的居住地一致。

第二，这一文化系统早期的居住地辽西地区，属于多山和丘陵的自然环境，并不太适于农业的发展。而从考古发现来看，这里长期主要的农作物是黍。这与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貊人的农业状况一致。

第三，这一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中有数量较多的马具和装饰品，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色彩，这与文献记载的貊人文化的特征一致。

第四，在这一文化系统的墓葬中，已经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一些贵族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及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一般人。这与先秦时期貊人已经形成国家的文献记载一致。但另一方面，与同时期中原诸国的王陵和贵族墓相比，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的贵族墓的规模要小得多，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也要少得多。这与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貊人的国家体制尚不完备、尚不发达的情况也一致。

第五，在这一文化系统的遗存中，往往可以看到一些中原系文化的因素，表明其与中原系文化有着经常的交流。这与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对貊人记载较多的情况是一致的。

基于以上情况，可以认为，公元前3世纪以前分布于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应该是先秦时期的貊人文化。

公元前3世纪以前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另一个系统主要分布于辽东、吉长地区和朝鲜半岛。这一系统文化遗存在辽东地区的考古发现，主要有约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双房类型文化，约从公元前6世纪到前3世纪左右的岗上一楼上类型文化；在吉长地区有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左右的西团山文化。朝鲜半岛发现的约从公元前8世纪左右开始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前期青铜文化，也应属这一文化系统。

这一系统的代表性器物是宽短形短茎组合柄形铜剑。这类铜剑又被称为琵琶形铜剑。其剑身较短较宽，刃部突起处亦较宽，铸造成型后两侧的刃部和锋部多未经研磨加工，因此实用性较低。在辽东地区以石棺墓、美松里形陶壶、琵琶形铜剑、琵琶形铜矛、扇形铜斧、铜凿和铜镞等为特征的双房类型文化遗存中，从陶器和铜器的形式演变来看，大连市新金县双房6号石棺墓应是该类型早期阶段的遗存，辽阳市二道河子石棺墓代表了该类型的中期阶段，辽宁省西丰县诚信村石棺墓应是其晚期阶段的遗存。这一文化类型的遗存从早期到晚期自辽东半岛开始沿辽河平原东部山地向东北方向分布，表明了该类型文化流传的过程。

吉长地区的西团山文化早期在以吉林市西团山、永吉县星星哨、磐石县小西山等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中，青铜器的数量不多，基本器形有琵琶形铜剑、琵琶形铜矛、宽短形扇形刃铜斧、铜镞和铜刀等，除铜刀外，铜器的种类与辽东地区的双房类型文化基本相同。铜剑、铜矛、铜斧和铜镞的形式，也与双房类型文化的同类器大致相似。此外，石棺墓和美松里形陶壶等也是两者共通的文化因素。由此可见，西团山文化的许多因素应来源于双房类型文化，也应属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辽东地区岗上一楼上类型以大连市岗上墓地为代表的早期文化遗存中，青铜器的基本器形有铜剑、铜斧、铜凿、铜锥、铜镞、铜饰件等，并有少量铜矛。铜器组合的主体因素应来源于双房类型文化。从岗上墓地的墓葬排列和随葬品中陶器形式的区别看，该墓地的墓葬年代应有一定的差别。虽然缺乏可靠的年代断定依据，但从包括铜剑的青铜器的形式变化看，岗上墓地的年代应晚于同一地区的双房类型文化，大致应在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之间，即公元前7世纪到前5世纪之间。在以大连市楼上墓地为代表的晚期文化遗存的青铜器中，除了该地区传统形式的铜剑、铜斧、铜凿、铜镞等外，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马具、车具、各类装饰品以及战国晚期流行的燕国明刀钱等。这些新出现的文化因素表明，辽东地区的青铜文化已经较多地受到辽西、辽河平原地区青铜文化和中原系文化的影响。燕国明刀钱的出现表明，楼上墓地的年代下限约相当于战国晚期，即公元前3世纪左右。

朝鲜半岛前期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是宽短的琵琶形铜剑，到目前为止的发现已超过了50件，但大多数不是发掘品。从忠清南道扶余郡松菊里石棺墓、庆尚南道义昌郡镇东里支石墓、全罗南道高兴郡云里支石墓、同道升州郡牛山里支石墓、同道丽川市积良洞支石墓和石棺墓等经发掘且较完整的资料看，朝鲜半岛前期青铜文化的铜器种类和数量均不多，基本器形有琵琶形铜剑、琵琶形铜矛、宽短形扇形刃铜斧、铜凿和铜镞等。这与辽东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基本相同，而与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青铜文化有较大的区别。除了青铜器外，支石墓和石棺墓、半月形石刀、由曲玉和玉管及玉珠组成的颈饰等，也是朝鲜半岛前期青铜文化与辽东地区青铜文化共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为，朝鲜半岛前期青铜文化中青铜器制作和使用的文化传统的来源，与辽东地区青铜文化是相同的。在平安北道义州郡美松里遗址上层文化中，与美松里型陶器一起，出土了两件宽短形扇形刃的铜斧。这两件铜斧的形式，与辽阳市二道河子石棺墓的铜斧石范最为接近。如果再考虑到美松里上层文化与双房类型文化在多方面的共通因素，我们可以推测，朝鲜半岛前期青铜文化的开始时间大致应与双房类型文化的中期相当，即公元前8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前期青铜文化较晚阶段的遗存以半岛西南部的松菊里石棺墓等为代表，年代一般认为应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在半岛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这类文化也许会延续到公元前3世纪。在这一期间，青铜器的种类和形式均无大的变化。此外，日本北九州地区绳纹时代晚期(公元前4世纪左右)开始出现支石墓、石棺墓、磨制石剑、无纹陶器等朝鲜半岛前期青铜文化的因素，但青铜器的发现很少，目前仅在福冈县今川遗址发现了用琵琶形铜剑改制的铜凿和铜镞。

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辽东地区、吉长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青铜文化，虽然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但支石墓和石棺墓的墓葬形式，宽短形曲刃的琵琶形铜剑、琵琶形铜矛、宽短形扇形刃铜斧、铜凿和铜镞等青铜器，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因此，可以认为它们都属于东北亚系青铜文化

中的另一个系统。与辽西和辽河平原地区青铜文化系统相比，这一系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要少得多，墓葬规模的差别和随葬品种类、数量的差别也要小得多。这表明其青铜文化的发达程度和社会发展状况相对要落后得多。

这一系统的文化遗物中，基本看不到辽西、辽河平原常见的金属马具和金属装饰品，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具半月形石刀却是这一系统普遍流行的代表性器物。同时，在这一系统辽东、吉长和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北九州等各地的遗址中，都有稻、粟、黍、菽等农作物的发现，表明这一文化系统的农业比较发达，而牧业和骑马文化却不发达。另外，这一系统分布的大部分地区都位于沿海地带，同时在各地遗址中也多有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的发现，表明这一系统的渔业也较发达。

这一文化系统分布的地域距中原系和北方系青铜文化分布的地域的距离较远，在文化因素中虽然还可以看到北方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但中原系文化的影响却基本不见。这种状况直到进入公元前3世纪之后才发生变化。

与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秽人的情况相对照，这一文化系统在诸多方面都是相符的。

第一，这一文化系统分布于辽东、吉长和朝鲜半岛地区，与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秽人的居住地是相符的。

第二，这一系统缺少游牧文化的色彩，而渔业和农业较为发达，这与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秽人善于渔业的情况和后代文献记载的秽人具有农业传统等情况是相符的。

第三，这一系统的青铜文化与中原系、北方系乃至辽西和辽河平原的青铜文化相比较为落后、社会等级差别不甚明显等情况，与文献中先秦时期的秽人“多无君”等社会面貌较为落后的记载是相符的。

第四，这一系统的分布地域距中原较远，文化因素中很少看到中原系文化的影响，这表明其与中原系文化的联系较少，这与先秦文献中对于秽人的记载较少等情况是相符的。

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对照说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分为两个主要的文化系统：一个系统分布于辽西和辽河平原，应该是先秦时期的貊人所创造的文化；另一个系统主要分布于辽东、吉长和朝鲜半岛地区，应该是先秦时期秽人所创造的文化。从约公元前1000年开始，直到公元前3世纪以前，这种文化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进入公元前3世纪以后，欧亚大陆的东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些事件直接与秽人和貊人相关。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秽人和貊人的居住地、文化关系乃至文化面貌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笔者将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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