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宣奇

●北宋神童杨亿

北宋初期，福建神童杨亿，幼年即接受了皇帝的亲自考核，随即成了朝中的“儿童官员”。长大后，成为文学家，国家重臣，主宰了当时文坛。

杨亿从小就有神话般的传说。相传他母亲临产前，梦见一位自称来自武夷山的羽衣人，说是特来托生，遂入母怀，杨母一惊而醒，居然生下一只雏鹤。杨母大惊，急令人将雏鹤弃于荒郊野外。不料，这件事被杨亿的叔叔知道了，急忙赶来，对杨母说：“神仙下凡，理应异于常人，怎能将他丢弃!”说罢，急忙赶到野外寻找，发现雏鹤已蜕变成了婴儿，便将婴儿抱回家中。

这个传说给后来修史的人增添了不少麻烦，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照样直书。无奈之下，记下了13个字：“亿生，有毛被体，长尺余，经月乃落。”然而，这段话又给后人读史带来了麻烦，使人以为杨亿曾经是个“毛孩”!

杨亿出生后，好几年都不会说话。有一天他登高楼，一不小心，头撞在柱子上。不想这一撞反倒撞出了奇迹，他居然立即吟出一首五绝诗来：“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几年不说话的小孩，竟然一鸣惊煞人!杨亿就这样成了神童。

杨亿7岁时已能写文章，还能像大人似的招待宾客，与宾客们一起谈古论今。杨亿的名声从此到处传开，一直传到京城，传到了宋太宗的耳朵里。宋太宗将信将疑，即令人前往福建面试。使者将实情禀奏之后，宋太宗又命他将杨亿送到京城来，亲自面试。一连三天，无论赋诗还是作文，杨亿总能下笔立成，令宋太宗极为赞叹。

接着，宋太宗问杨亿道：“你远离家乡，想不想父母?”

杨亿回答道：“我见到陛下。就像见到父母一样。”

这话若是太宗身边大臣说的。定会使太宗感到肉麻难受，如今从一个孩童口中说出来，就不能不让他龙心大悦。宋太宗当众表示，他对这个神童的将来，寄予厚望，并封他为秘书省的正字。

就官阶而言，正字虽然只是主掌校正书籍的九品小官，可11岁的儿童就任此职，则不能不令人稀罕。

杨亿步入青年后，诗文更显得花团锦簇，字字珠玑。那时公卿大臣们的奏章，常常请他代笔，就连还是太子的宋真宗府中的书信章疏，也都出自杨亿之手!

宋真宗即位后，便令杨亿参与修撰《太宗实录》。全书共80卷，杨亿一人写了56卷。后来，他又与王钦若一起，负责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在文坛上，杨亿曾与刘筠、钱惟演等诗歌唱和，编成《西昆酬唱集》，号称西昆体。从此西昆体风靡天下，持续数十年之久。杨亿特别偏爱李商隐的诗，以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遭到讽刺挖苦。宴会上，有个优伶装成李商隐出场，却穿了一件千洞百孔的衣裳。在座的大臣们感到奇怪，问道：“为什么要穿这千洞百孔的衣裳呢?”优伶解释道：“杨亿他们今天割一条，明天挖一块，所以我的衣裳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引得哄堂大笑!这正道出了杨亿创作上的弊病：由于他小小年纪就进入了宫廷，从而世事茫然，使他的创作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局限。

在官场上，杨亿始终没有掌握过重要的实权，不能像宰相或吏部尚书那样，直接决定某个官员的升降。然而，他对他人的品评，也能产生极大的影响，不少人就因为杨亿的称赞，迅速出名。不过，他性情耿介，看重名节，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许多人，给遭贬者的前程构成极大威胁，故而也受到遭贬者的怨恨。于是，在宋真宗面前讲杨亿坏话的人慢慢地多起来，宋真宗都置之不理。尽管如此，杨亿的心情仍然变得忧郁悲愤。这可能是他47岁便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荷兰神童格劳秀斯

荷兰神童格劳秀斯是荷兰代尔夫特市人，生于1583年，卒于1645年，是17世纪著名的国际法学家，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

格劳秀斯自小就有“荷兰神童”的美称。11岁进入莱顿大学，受意大利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斯卡利杰的教诲，被认为是其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学校里，他不仅主修了哲学和古典语言学，同时还翻译出版了荷兰大数学家西蒙·斯蒂文的《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以及古希腊诗人阿拉托斯的天文著作《物象》。14岁通过了哲学论文答辩，从莱顿大学毕业。15岁即陪同荷兰著名政治家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出使法国。在巴黎，他深受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钟爱。在完成外交使命后，随即留在法国，进人法国奥尔良大学攻读法律。同年年底，他通过了罗马法的论文答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令亨利四世惊叹不已，连声称赞：“荷兰之奇迹在此!”并且授于他一枚铸有自己头像的大金质勋章。1599年，格劳秀斯带着博士学位和大金牌，载誉回国。

回到荷兰之后，他在海牙担任大律师。后来进入政界，历任荷兰军事统帅奥伦治亲王莫里斯的法律顾问，荷兰省总检查长，政府财务审计官，鹿特丹市市长，荷兰省和荷兰省共和国议会议员。

1618年，格劳秀斯因卷入荷兰历史上一场罕见的政治与宗教争端，被捕入狱，并被判处终身监禁。1621年，他在其妻玛丽亚的巧妙安排下，从监禁他的监狱里侥幸脱身，化装逃抵巴黎，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宰相黎塞留的热情接待。

谈到格劳秀斯越狱，真是一部历险记!

在荷兰国家监狱里，一个被当作政治犯的囚徒，“病”卧在牢房墙角里，身体紧紧裹着被子，只能看到被窝里露出的一顶睡帽。旁边放着一大筐借来的书。

远道赶来探狱的囚犯妻子唤来狱卒。狱卒掀开被角，看了一眼，说道：“医生不在，挨到明天再说吧!”

傍晚时分，狱卒又来了，对囚徒妻子说：“你们的朋友，在狱外等着把该还的书送出去。这是最后一次，上司来了命令，今后犯人不准再看书!”

当狱卒和犯人妻子抬起箩筐时，狱卒突然放下箩筐，“咦”了一声，疑惑地说道：“这么重，里头藏着政治犯?”

犯人妻子冷冷地道：“亏你还长着两只眼睛，看清了，政治犯正生病躺着呢!”

狱卒看看堆满书的箩筐，又看看墙角隆起的被窝和露出半截的睡帽，一声未吭，又和犯人妻子抬起书筐，走出监狱大门。门岗对犯人借满筐的书，早已习以为常，何况还有狱卒帮着抬呢!也一声不吭地放行了。

等在外面的犯人朋友，接到书筐，很快就抬走了。

其实，这是一次异常大胆的越狱行动。他们骗过了狱卒，顺利地实现了越狱。不久，格劳秀斯乔装改扮成泥水匠，乘一艘驶往多佛尔海峡的商船，逃抵巴黎。

格劳秀斯到巴黎后，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总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归祖国。然而，当时的荷兰政府禁止他回国。他毫无办法，只好在朋友的劝告和督促下，归化法国。

从此以后，他潜心著述国际法著作，首次阐述了国际法基本内容，创建了近代国际法的完整体系，奠定了近代国际法发展的基础。其最主要的国际法著作是《战争与和平法》。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一个半世纪内共发行45版，并被欧洲所有大学选为教科书。他的拉丁文原著，先后被译成西班牙、荷兰、英、法、德等多种文字，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部经典著作，还使格劳秀斯获得了“国际法之父”的美称，饮誉国际法学界。

1634年，格劳秀斯受到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的赏识，并被任命为瑞典驻巴黎大使。1645年，被召回瑞典，但没有新的任命。后来，他去参加为“三十年战争”而举行的威斯特伐里亚和会，匆忙悄然出走。他乘坐的船在波罗的海遇到风暴，在一个小港避风，便又改乘马车赶路。当他到达德国的罗斯托克时，已精疲力尽，病体不支，两天后客死罗斯托克，享年62岁。

格劳秀斯死后，1648年，荷兰法院终于撤销了对他的错误判决。1781年，人们在代尔夫特市新教堂里，为他修建了一座陵墓，使他成为长眠于此的唯一平民(其余都是荷兰王室成员)。可见他在荷兰人心中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