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　游　黄一琨　

最大的遗憾：医生出身的马哈蒂尔比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小2岁，掌握总理大权却晚了整整22年。以至多少年后马哈蒂尔慨叹自己最大的遗憾是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起步太晚，“我不得不在晚年完成好多事情”。

最崇拜的人：马哈蒂尔曾自豪地对外界声称他最崇拜的人是妻子西蒂·哈士玛，并说，我的妻子不是站在我的身后，永远是站在我的身旁。对于这样一个人似乎很难与“好斗的政治强人”、“铁腕人物”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最讨厌的事：马来西亚作家在一本名为《马哈蒂尔的另一面》书中披露，马哈蒂尔最讨厌的三件事是理发、剪指甲和上厕所，因为在做这三件事时，无法同时做其他事情。

最有力的注脚：马哈蒂尔的复杂性不是一句话所能概括。当他对我说：“我们受外国统治450年，不愿再接受外国统治了。”这时你会对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的自主、自尊、自立的骨气，找到最强有力的注脚。

马哈蒂尔总理是亚洲执政时间最长的领袖之一，他成功地使马来西亚在漫长的岁月里保持了稳定，马来西亚的经济腾飞，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无不与马哈蒂尔的名字连在一起。不管人们对马哈蒂尔有怎样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主政时期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繁荣富有的时代。

要掌管一个国家，特别是要掌管一个如此复杂的多种族的马来西亚，并非易事。马哈蒂尔通过民主的方式在总理的宝座上稳稳地坐了20年，人们说只要他本人不反对，三年后没有人能阻止他再担任一届这个职务。然而现年76岁的马哈蒂尔就这个敏感话题最近对外界回答得相当巧妙：“当情况允许我退休的时候退休，不过，现在我不应该提起退休的问题，因为它将对我国的股市有影响，可能我退休的话，股市会起，可是别人认为股市会跌。”

在国际舞台上，马哈蒂尔的声音具有穿透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他敢于向任何西方国家说“不”，他的勇敢，使其成为令世人尊敬的政治领袖。也因此，他时常被国际媒体当作话题人物，甚至抢了一些大国领导人的镜头。一般人认为他是一个强硬而锋芒毕露的人，可熟悉马哈蒂尔的人却有不同看法。

实际上，马哈蒂尔是一个低调且讲求效率近乎苛刻的人，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一则故事是马哈蒂尔的特别助理HASHIM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他陪同马哈蒂尔出访，由于访问极其成功，在回国的飞机上大家悄悄准备了一场盛大的party，以示庆贺，本想给马哈蒂尔一个惊喜，没想到他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这太铺张浪费。

另一则故事是马来西亚作家在一本名为《马哈蒂尔的另一面》书中披露的。该书描述马哈蒂尔最讨厌的三件事是理发、剪指甲和上厕所，因为在做这三件事时，无法同时做其他事情。

他就像一个多棱镜，每一面折射出来的内容都不同。面对他，每个人的感受也各异。正如与马哈蒂尔交往了37年的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董事会主席卡德尔·扎欣对我说的那样：“人们对马哈蒂尔的感情很复杂，有爱有恨。人们热爱他，因为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变化；有人恨他，因为他认为什么事应该去做，他就去做，那么有些人当然对他不高兴。”构成马哈蒂尔性格的因素太多，这也恰是他吸引我的地方。

五年前，我就有拜见马哈蒂尔的念头。那一年他在一系列的国际讲演中，多次发表“新亚洲”、“亚洲的复兴”、“世界的世纪”等让人耳目一新的言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其间，我们有书信往来，马哈蒂尔还不辞劳苦地亲笔写来新千年贺辞，开头第一句就是典型的马哈蒂尔式的语言：“亚洲，不仅仅东亚，而是整个亚洲，可以为新的千年提出一项议程：政治应少谈。”

今年7月我收到了特别助理HASHIM回复的一封邀请函，说总理同意于9月25日在总理办公室会见我。当我一切准备就绪临动身前，突然得到通知会见时间被改到了10月1日。而这一天很特别，既是中国的国庆节，又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我猜想：或许马哈蒂尔是为了显示中马一家亲吧。

会见当日，我们一行驱车从首都吉隆坡前往25公里外的普特拉贾亚，这个今年2月1日才被正式提升为联邦直辖区的新政府行政中心。它占地4930公顷，预计耗资200亿马币，整个发展计划需30年完成，将集中所有的政府部门在此办公，已有26个政府部门迁入这里，总理府是三年前迁入的。据说，普特拉贾亚是马哈蒂尔亲自策划的，为此也曾招来不少非议。马哈蒂尔则毫不隐晦自己的初衷：“普特拉贾亚反映马来西亚将来的指标，迎合今后时代的需求。”从我这个外人的角度看，别的姑且不论，仅政府部门集中办公，既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交通拥堵，腾出大量商业用地这一点，就相当明智。

大约8：30左右，我们抵达总理府，此时马哈蒂尔执政以来的首位华裔新闻秘书钟启章已出来迎接。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立刻加强了安全检查，上飞机前所有的手提行李除了机器安检，还要经人工彻底翻查，所有旅客要被仔细的搜身检查。相比之下，总理府的保安要松弛得多。不但我们每个人，连所带的各种器材、物品都未经过任何安检，只是给我们配发了一张智能卡，倒与马哈蒂尔一贯所倡导的“电子政府”相吻合。事后一位资深人士告诉我，在马来西亚对马哈蒂尔，有人批评他，有人反对他，有人想推翻他，这么多年却从未有人要暗杀他。此话颇值得玩味。

在钟先生的陪同下，我们乘电梯上到五层，沿途只用过两次智能卡，没见到什么穿制服的保安。上到五层后，才看见两名坐着的保安。他们微笑着要我们进行来客登记，并将我的绿色智能卡换成红色的，而其他随行人员还沿用原来的。然后我们被带入一间会客室等候，其间钟先生、HASHIM和另一位总理特别助理同我们聊起一些马哈蒂尔的小事。像他们左胸上佩戴的姓名卡，就是马哈蒂尔要求的，马哈蒂尔本人也佩戴，用以显示政府的公开、透明。马哈蒂尔从当总理的那天起即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上班打卡，只是三年前换成今天的智能卡。再有HASHIM向我透露一个小秘密，他们一般是通过马哈蒂尔的肢体语言，判断他的情绪变化。

步入马哈蒂尔的办公室后，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一眼看到马哈蒂尔正埋头忘我地工作着。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左手的电脑也开着。仿佛突然意识到我们的造访，他迅速示意我们进去，并让我们坐在事先已准备好的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但由于是正对面的交流，使我有机会全方位的观察他。很快我注意到，一切的安排似乎为了能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他的注意力好像随时都可能转到那张办公桌上。在不知不觉中，我陷入他设计好的效率的空间。从他的举止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多余的动作，回答用词“吝啬”不喜欢任何赘言，你会惊讶地自问他是否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外露。政治上敢作敢为的马哈蒂尔，在有关自身的问题上变得腼腆而不那么自信，或许他对自己并不满意。我敢说他的魅力不在于他那不可藐视的威严，而在于他静穆的表情、轻缓的低语，即使是在陈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时，也显得友善而平和。

早就耳闻马哈蒂尔对付记者很有经验，他从不要求提供采访提纲，也不怕回答任何棘手的问题。但真的面对他，你会被他的认真所打动。比如在整个会见过程中钟先生和特别助理都在一旁录音并笔录。另外当我们谈到金融危机时，涉及许多专业术语，他主动提出关于怎样货币管理他们有专门的书籍送给我可供参考。于是我一直克制自己的言辞，不是担心冒犯他，而是你知道他洞悉一切。

像一些个性鲜明的政治领袖一样，在马哈蒂尔身上集中许多互相矛盾的东西，从他办公室的细节中也能窥见到。古老的《古兰经》与现代的电脑，严肃的工作氛围与相映成趣的一堆小瓷马，凝重的屏风与充满生活气息的油画，这些奇妙的组合，让你觉得人的天性如此令人费解。

一言难尽的马哈蒂尔，一言难尽的马来西亚。或许因为历史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因为马哈蒂尔与我都见过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他们同是20年代出生的人，又都在自己的国家里有着崇高的威望，使我下意识地将他们的际遇相比较。医生出身的马哈蒂尔比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小2岁，掌握总理大权却晚了整整22年。以至多少年后马哈蒂尔慨叹自己最大的遗憾是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起步太晚，“我不得不在晚年完成好多事情”。

谁说过，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此话当真？1964年39岁的马哈蒂尔在政坛崭露头角，当选为国会议员，为此他离开了苦心经营七年的私人诊所。而此时的李光耀已担任总理五年，正在为刚并入马来西亚联邦一年的新加坡寻找新的出路。1969年是马哈蒂尔政治生命的严冬，这一年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马哈蒂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时任总理拉赫曼，要他辞职，结果马哈蒂尔被开除巫统。马哈蒂尔没有因为自己弱小就去迎合强者的好恶，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政治欲望就放弃原则，这种品质在马哈蒂尔一生中被不断放大。以后的三年里，马哈蒂尔在自己的国家里政治流亡。他非但没有消沉，反而斗志昂扬地写出了一本关于马来人不受重视的惊世骇俗的书《马来人的困境》，也使早期的马哈蒂尔给人的印象大多是马来族的过激派。但观察家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这种背景是马哈蒂尔的一笔资本，如果他批评马来人，或做出不利于马来人的事，他们无法指责他反对马来人。这个时期的李光耀幸运得多，他领导着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新加坡，走上经济的快车道。不幸、磨难、创伤总能激发人的潜能，1972年，马哈蒂尔不但神奇般地重返巫统，此后平步青云，终于在1981年56岁的马哈蒂尔攀上权力的巅峰，至今已是第五个总理任期。而1981年的李光耀带领着新加坡人民进行着第二次工业化革命，如今只担任内阁资政的他，比马哈蒂尔要清闲自在。应了政坛那句老话，政治没有永远。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两个同样重量级的政治明星失之交臂，没有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技。

大器晚成的马哈蒂尔，改变了马来西亚政坛的沉闷。他与众不同的特质让我联想到这个国家久负盛名的锡器，精巧但刚硬，纯质但不易改变。他推行的政策就像是这个国家名贵的水果榴莲，起初总是难以接受，亲自尝过才会体味到它的甘美。这位备受争议又备受尊敬的政治家曾向他的国民敞开心扉：“身为总理，我有权力，我利用权力达到我认为对国家有好处的目标。但是，我在过程中变得不受欢迎，但这从不困扰我。我曾抨击马来人，我曾抨击华人。我不在乎受欢迎的程度，我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不怕争议，不怕指责的马哈蒂尔，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妥协”。因为他的直言不讳，外界有时称他是“爱发脾气的总理”，但他的朋友们会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原因。对人民的贫穷他生气，对经济发展不如预期的好他生气。”于是，当他反复对我说“人民的支持”时，我毫不怀疑他受人民欢迎的程度。我很欣赏老牌政治家李光耀在新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一书中对马哈蒂尔的鉴别力：“他跟所有前任总理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向任何人学习，让其他国家的成就也能在马来西亚落实。”

马哈蒂尔的复杂性不是一句话所能概括。当他对我说：“我们受外国统治450年，不愿再接受外国统治了。”这时你会对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的自主、自尊、自立的骨气，找到最强有力的注脚。

当我拜会曾担任过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大使，如今是《新海峡时报》总编辑的阿卜杜拉·艾哈迈德时，他告诉我：“西方人不喜欢马哈蒂尔，因为他是第三世界中敢指着他们说出自己不同意见的领袖。我们马来西亚这样的小国为什么敢说，因为我们腰杆硬，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不欠他们一分钱。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敢讲话，因为他们欠西方人的钱。”在马来西亚，你随时可听到类似的话。一位政治评论家讲：“马哈蒂尔带给马来西亚人的不仅仅是摩天大厦，更是自信。”

“我想我得学会如何去过新的生活。”我该如何理解马哈蒂尔这句自我评价呢？还有什么比政治更刺激，还有什么能像政治让人充满激情。76岁的马哈蒂尔看上去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口锋锐利。

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希望马哈蒂尔退休的人是他的妻子西蒂·哈士玛了。西蒂是马哈蒂尔的大学同学，他们结婚45年，育有三子两女。西蒂很想与马哈蒂尔在普特拉贾亚的私人宅第里过上宁静安详的日子。那座宅第我亲眼见到过，优雅闲情地坐落在绿树缠绕的山坡上。马哈蒂尔曾自豪地对外界声称他最崇拜的人是西蒂，并说，我的妻子不是站在我的身后，永远是站在我的身旁。对于这样一个人似乎很难与“好斗的政治强人”、“铁腕人物”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即便退下来，马哈蒂尔也不会寂寞，因为他懂得享受各种人生乐趣。卡德尔·扎欣说马哈蒂尔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爱好，年轻时喜欢摩托车；后来喜欢做木工——造船；现在他喜欢骑马。

为了从政，马哈蒂尔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却似乎从未放弃过当作家。他著述颇丰，内容广泛，像早期的有《马来人的困惑》、《挑战》、《小商人指南》、《亚洲人可以说“不”》等。而他本人还送我一摞厚厚的书，都是他近年思想的结晶。有趣的是，其中有一套印刷考究的书还用丝带、漂亮的包装纸，精美地捆扎起来。这或许是马哈蒂尔倡导的一种新时尚。

其实马哈蒂尔本人就是一部难懂的书，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参照，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人生，读出来的结果当然会不同。

不管未来的马哈蒂尔选择何种生活，当我们将他生命的关键时刻串联起来时，激动人心的效果已经产生。

〖马哈蒂尔访谈录〗

关于伟大的领导者

王霄鹏（以下简称王）：马来西亚的经济起飞与阁下的名字连在一起，您被人称为伟大的领导者，您是否喜欢这个评价？

马哈蒂尔：不，并不完全如此，我们的政策是由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理制定的，我只是将这些政策付诸实施。我的政策同他们的政策并无不同。

王：据我所知，马来西亚的经济主要是在近20年才快速发展起来的，难道不是吗？

马哈蒂尔：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贯彻计划，执行政策。尽管以前政策已到位，但没有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我所做的是排除了政治障碍，简化了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

关于全球不景气

王：十年前阁下提出2020宏愿，为此阁下本人的车牌也改成2020，是否确有其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您的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近，还是变得更遥远了？

马哈蒂尔：改车牌是真的。这个目标更近了。每年经济增长达到3%－7%，每十年使国民总产值翻一番。1991年到2020年是30年，所以我们要翻一番，再翻一番，再翻一番，经济将增长8倍多。

王：阁下非常重视多媒体的建设和发展，但随着美国高科技及资讯工业发展放缓，对马来西亚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马来西亚在高科技投入方面有哪些特别政策？

马哈蒂尔：我们是贸易国家。所以，当国际市场进入衰退时，当然我们也要受连累。美国吸收了马来西亚20%的出口产品。由于美国对我们产品的购买力下降，因此我们的经济也随之要经历不好的时期。但是，我们已宣布要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也积极扩大同地区间的贸易，例如扩大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开拓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新市场。为此，我们已对投资制定了奖励政策。当然，外国投资者也同样给予奖励政策，不过我们认为对外国投资的奖励不像对国内投资者那样多。但我们总的来说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良好条件：稳定的政局，十分友好的接待，有效率的行政管理和简洁的审批手续，完备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受到的良好的技能训练且富有美德的劳动力。

关于人才匮乏

王：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一个普遍问题是人才匮乏。马来西亚在培养、使用和引进人才方面有什么做法和打算？

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教育被置为优先地位。教育预算几乎占整个国民预算的20%。我们派遣了大批学生到世界各地学习。在马来西亚我们有大学、技术培训中心等。人们被教授马来文和英文。这促使他们能学习得很快。他们具备才干，可以在各领域发挥才华。我们有能力培养必要的人员，以便使外国投资者成功地选择并使用当地人。

关于民族化问题

王：我听到一种说法，马来西亚应可以发展更快，但由于阁下太爱国、太民族化，想什么都由马来西亚自己来发展，所以发展速度反而相对稍慢了，对这个说法阁下怎么看？

马哈蒂尔：我相信每个人，不管是马来西亚人，或是中国人，都想为自己的国家工作。我们受外国统治450年，不愿再接受外国统治了。我们尝试尽可能为我们自己做事情。我们明白，除非我们丰衣足食，否则人们就向我们施加国计民生方面的压力。我们尝试自力更生，避免向其他人借贷，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相同。

关于朋党政治

王：东盟成员国中目前有两位总统因贪污腐败问题遭弹劾下台，分析家认为亚洲要变得更有竞争力，必须向朋党政治开战，您是否认同？阁下在提高政府公信力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马哈蒂尔：我们反对任人唯亲的做法，可是帮助我们自己的人民在生意上取得成功，并不是任人唯亲。西方媒体表达外国人的不快，因为他们在马来西亚无法得到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指责我们任人唯亲，只因为我们把生意给了我们马来西亚自己的人民。如果我们把所有生意都给了外国人，那么很快他们将控制我们国家的经济。当然，在其他国家确实有任人唯亲，存在对自己的亲朋好友提供支持，并从中赚钱的情况。而在马来西亚，我们不单为自己的朋友提供生意上的支持，而是为所有马来西亚人提供支持。

关于反政府学生

王：我们了解到一些马来西亚学生曾经在阿富汗接受训练，这个消息已得证实。阁下能否透露政府将对这些人怎么办？

马哈蒂尔：我们已经在马来西亚逮捕了一些人。这些人说，他们去巴基斯坦是学习宗教，从那里他们自愿到阿富汗同俄国人作战。在阿富汗，他们接受射击、制作炸弹等方面的训练。他们也被煽动企图在马来西亚建立“伊斯兰政府”。所以，他们回到马来西亚，想着能够武力推翻政府。他们抢劫警局，获得武器，制造了一些爆炸事件，他们还杀害了一位州议员。我们现得知，他们的企图是使用暴力建立所谓“伊斯兰政府”，反政府的就是这些学生。

关于全球化的质疑

王：从阁下的一些国际性演讲中，不时提到“新亚洲”的概念，阁下所说的“新亚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马哈蒂尔：亚洲可以像西方国家一样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希望不被强迫接受西方人的观点。比如说西方想让我们接受他们有关民主的观点，西方国家还经常大谈什么人权。西方国家关注我们的人权问题，但关注的仅是个人的人权，而不是集体的人权。所以亚洲人必须自己独立思考问题，在设计体制方面，必须要使其适合自身价值观念，不应该对西方言听计从。

王：阁下曾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全盘接受西方人提出的“全球化”、“自由化”、“一体化”的概念，那么阁下所提出的“世界的世纪”与西方提出的“全球化”概念有何区别？

马哈蒂尔：在我提出的“世界的世纪”的观点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主宰其他国家。而“全球化”的结果，会使这些强大的国家取得世界霸权，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之处。我们想分享财富，而他们则想将财富全部占为己有。

关于中国加入WTO

王：中国即将加入WTO，随着中国竞争能力日益提高，对马来西亚来说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

马哈蒂尔：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开放其市场，这为我们提供了天赐良机，向13亿中国人口销售我们产品的机会。中国为了吸引大量外资，要打开市场，这使我们有机会向中国出卖更多的产品。

关于中国威胁论

王：西方有一种观点，强大的中国对地区是一种威胁。而阁下不止一次地在国际上公开反对“中国威胁论”，认为应用新思维面对中国，阁下的新思维指的是什么？

马哈蒂尔：从历史上看，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是个大国。中国虽是个大国，但中国从没试图对我们搞殖民化，欧洲人却对我们进行殖民化统治。中国也从没有冒险扩张，企图统治其他国家，即使对她的邻国也是如此。比如紧靠中国的越南，虽然中越有过边境冲突，但中国从没有对其实行殖民统治。我认为中国可成为大国，但只是在经济意义上的大国。作为经济大国，中国哪怕仅从预算中拨出很小的百分比用于防卫就不少，但那仅是为了防卫。我不认为中国想称霸世界。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同非常富有且非常强大的中国和平共处。

关于西方的批评报道

王：西方报道马来西亚时，时常出现一些极端的字眼，阁下认为是什么原因？马来西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何？

马哈蒂尔：我们的观点是，我们有权批评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西方国家的媒体认为，我们不应该批评西方国家。正因为我们这样做了，他们才这么起劲地反对我们，这是对我们进行不良报道的缘故。我们不靠西方的援助和贷款，所以只要西方国家做得不对，我们可随时对其加以批评。

王：阁下在政治家中是一条硬汉，您的敢于直言，不仅在马来西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闻名的。阁下一向反对西方对民主使用双重标准，您对民主的定义是怎样的？

马哈蒂尔：“民主”概念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人民有权通过选举选出政府。而现在他们给民主添加了不构成基本要素的东西，像人权、新闻自由和类似的东西。这不同于我们的民主，我们也有新闻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可用来给国家制造麻烦。所以说，当他们讲人权时，讲得并不是民主的基本要素。

关于从政的秘诀

王：什么原因使阁下最终成为一名政治领袖，而不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训练对您从政有帮助吗？

马哈蒂尔：比较而言，实际上我更像是个政治家，而不是医生，我不想学医。但医学帮助我了解这个国家，医生是被训练来为病人看病的，就像生意人和部长们要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一样。如果病人生病了，医生要向病人询问病史，要体检，要做化验，然后你再作诊断，确定病人得的是什么病，最后才能对症下药，开出正确的药方。拿货币危机举例，我对危机的历史进行调研，发现是因为货币交易造成的危机，于是对症下药，采取措施克服了危机。这一点很像医生给病人治病。从政之道和从医之道是一样的。

王：阁下将来如果离开总理职位不再做政治家，会继续从医吗？

马哈蒂尔：我认为不会了。因为医学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况且我已岁数大了，无法行医了。

王：阁下是亚洲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您20年稳稳地坐在这里的秘诀是什么？如果离开这儿您习惯吗？

马哈蒂尔：我不知道，我想我得学会如何去过新的生活。在民主条件下掌权的惟一方法，就是要确保你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为此，我们必须先做那些人民要求我们去做的事，而不要去做那些人民不喜欢我们做的事。

关于扮演的角色

王：阁下是否愿意真的扮演“第三世界的代言人”这种角色？

马哈蒂尔：我想，许多国家都想批评西方大国，可是却无法做到，因为他们经济不独立，要依靠西方大国。而我们不依靠西方大国，对有些事我们应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但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