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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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2000年第11期中，作者王维、冯英子和丁锡满的文章都谈到了中国记者节的肇始，说法大同小异，起到了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作用。

但这个“小异”其实并不小。据冯英子一文称，今天的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最初还是经周恩来同志的启示，由夏衍以“齐为德”的化名约请记者举行的座谈会演变而来的。冯文远比另外两篇谈得详细。此事距今已60多年，冯英子如今虽届耄耋高龄，但仍记忆犹新，诚为难得。鄙人也曾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此前乃一无所知，读后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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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去年连续三期在“有争议的新闻”栏内就刘朝关于高考舞弊案报道的意见开展讨论，读后觉得很有收获。然犹感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讨论始终围绕着记者接到群众反映，可能出现高考舞弊的情况，他是首先报告有关部门，还是径自采访、报道？叙述似乎就事论事，深度不够。

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上难免有沉渣泛起，阴暗面的问题时有所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倘若发现揭露社会阴暗面问题的新闻线索，是先向有关部门反映，请有关部门处理、定夺，还是自己实地采访，然后进行曝光，如何把握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索一下。如果我们视这类事件本身的具体情况，再全面衡量新闻的价值、效果、作用而定，恐怕比一概而论来得效果要好。我认为，这次讨论的主题，如果予以适当延伸，就如何把握此类问题，对广大新闻工作同行或许更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