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年

当了三十多年记者，写过的报道很多，大多数已经被自己遗忘了。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报道难以忘怀。这倒并非它们有什么独到的好处，而是它们在特殊的时间里，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就有过两次这样的报道。

我当新华社记者，搞得最多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报道，其中包括考古发掘成就的报道。1971年5月的一天，我偶而得知，在郭沫若同志执著的努力下，国家文物局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个考古发掘成就的内部展览。于是我就前去采访。展厅里的文物，件件光彩夺目，极为珍贵，使我为之倾倒。1968年河北省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等重大珍品，就在其中。

当时，“文革”正热火朝天，出土文物一律被视为“四旧”。更有甚者，一些人把出土文物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证”，把宣传报道考古发掘工作说成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唱赞歌”。而我不这么认为，视出土文物为中国古代文明之瑰宝、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教育后人、艺术享受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对那个内部展览，我只能无奈地作“写个‘内参”的打算。

我边看，边欣赏，边写，很快就写成了一篇“我国近年来出土大量珍贵历史文物”的“内参”稿。刚要离开展厅时，在场的一位国家文物局的专家拉住我说：“郭沫若同志高度评价这些文物。他希望能作一次公开报道。”

那位专家的话，使我毫不犹豫地改变了主意。我和他一起坐在展厅门外的石阶上，以双腿为桌子，不一会就把那篇“内参”改成了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