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晖

父亲死了，为了我，为了始终不能原谅他的儿子，献出了他那饱经沧桑的生命，留给我的是那无边的痛楚和悔恨。爸爸，天堂里的爸爸啊，当您突然被隔绝在那无边的黑暗中，我才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又有什么样的鸿沟不能填平，在至爱的亲人间，又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啊!

父亲负心出走后的那个除夕，我毅然

拭去了眼中冰冷的泪水

1987年的除夕前夜，那是一个让人寒心彻骨的冬夜，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围着炉火在等着父亲回来。

父亲那时有些经济头脑，从两年前就一直在外跑生意，这次他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回家了。母亲边等边说：“明天就要过年了，你爸爸今晚一定会回来的。”劈柴的火光映在母亲粗糙的脸上，我发现她的眼神里有一丝隐隐的不安。屋外间或响起一串鞭炮声，在山村宁静的夜里溅起一阵阵过年的气息。

夜有些深了，我们打了几个呵欠后，弟弟就说累了，母亲却坚持再等等。这时响起了叩门声，母亲惊喜地忙去开门，一看却是常和父亲一起跑生意的隔壁四伯。四伯的脸色有些惊慌，他把母亲拉到屋外，嘀咕了一阵后，母亲再次回到屋里时却是一脸惨白，泪水从她的眼角不住地往下流。我反复追问四伯，他才道出原委。原来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那女人是个寡妇，拖着一个孩子，父亲和她已经有一年多的来往了。

我忘不了那个除夕夜我们娘仨是怎样在别人的欢乐和团圆中度过的。那种痛恨交织的心情让我们无法感受到过年的喜悦，而充斥l在我们心中惟一的感觉便是“恨”。父亲的负心出走骤然改变了我们平静安宁的生活，我们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母亲更是目光呆滞，神魂不定，整夜以泪洗面。我毅然拭去了眼中冰冷的泪水，跪在母亲面前，发誓说：“妈，您别伤心了，没有他，我们照样能过下去!”

那一年，我17岁，正在县一中读高一，而弟弟在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着初中毕业，骤然降临的打击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中许多意料不到的苦难，一个孤苦无助的家庭开始了它风雨飘摇的漫漫苦旅。为了供我们兄弟俩读书，母亲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儿：割稻、插秧、打药、喂猪……为了节省1分钱，7亩多田的农活全部是她一个人承担，而不愿花钱雇人帮忙。她常常是晚上12点多钟l睡，早晨4点多钟就起来干活儿。吃饭更是潦草简单，十天半月也看不见半点肉星儿。自家产的鸡蛋，她全部拿到集市上换钱，给我们作生活费。有一次为了凑齐我们的学费，母亲把仓里的谷全卖了，只留了不到100公斤口粮，而这时离收新谷还有三个多月时间。母亲硬是没借一粒谷，撑着熬了过来。长期的劳累和艰苦的生活，让母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冠心病、胃病……很多年后我给母亲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医生告诉我，母亲患的病竟然有十多种!

1990年7月，我高中毕业。按平时的成绩，我完全可以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但在填报志愿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在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填上了本地的一所师专。那时师范类院校不收学费，而且每月还有点生活补贴，更何况离家近，不需要多少车费。我这样做，惟一的目的就是想减轻点母亲肩上的重担。这一年的秋天，我如愿走进了那所大学的校园。

第二年，小我1岁的弟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我们这个苦难的家开始透出一线希望。但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的学费、生活费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大学一年级第二期，我在同学的帮助下找了一份家教。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已经大了，不能再让母亲为我操劳了。而老板的刻薄让我不堪忍受，我很快就辞去了这份活儿。学校每月发的生活费不够用，为了省钱，我经常啃冷馒头，有时干脆不吃。有一天我晕倒在课堂上，当医生说我是饿晕的时候，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学校知道了我的情况后，把我的助学金评为最高档甲等一级，每学年1000元。而我把这些钱悉数寄给了远在北京的弟弟。3年的大学生活，我不仅没向家里要一分钱，相反还给弟弟寄了3000多元。

在班上，我占了两个“最”：家庭条件最差，发表作品最多。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对文学的酷爱成了我源源不断的写作动力。三年时间，我先后在《星星诗刊》、《青年作家》、《中国文化报》、《湖南日报》等三十多家报刊发表散文、诗歌作品五十多件。

1993年8月，我揣着自己的作品和获奖证书，作为县里的优秀大中专毕业生，破格从师范类毕业改派分到了我现在工作的电视台。

六年的苦难过去，父亲却突然回到

了家中。善良和宽容让母亲重新接纳了

父亲，而我只能漠视他在我生活中的存在

1993年9月，我到电视台报到，母亲陪我一起走到单位，在单位门口我听见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的浸着泪迹的信。他在信中说，母亲为我们兄弟俩的成长尝尽人间辛苦，也累得疾病缠身，这些钱全给母亲治病。母亲不识字，我一字一句地把弟弟的信念给母亲听，她一边听一边哭，最后我也读不下去了，与母亲哭成一团。

我把母亲送到县城里一家最好的医院。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母亲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她的脸色开始有了多年不见的红润。母亲出院时，我想留她在县城住，她不肯，说现在身体好了，能动，还是住在乡下自在。我洒泪送走了母亲，心里想着怎样报答母亲的辛劳。

1996年5月，我攒够了钱，特意请了一周的假，专程带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游了一趟三峡，她回来后唠叨了很久，说那些山比咱家后山好看得多，四川的麻辣也很过瘾。邻里乡亲听了很是羡慕，就夸：“您现在享清福了，苦尽甘来!”母亲听着听着脸上就漾出很满足的笑容。

生活原本可以在预定的轨道里运行，但有时它却在我们不愿意的地方拐了弯。

1996年春节前，弟弟从深圳回来。离除夕还有几天，我们在乡下那间破旧的小草屋里忙碌着，一家人沉浸在团团圆圆的欢乐之中，很久没有这样畅快舒心过，这种感觉真好啊!

然而，这时候父亲回来了。

父亲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我们不知道他已经站了多久。最先发现他的是母亲，母亲一言不发，突然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这时我和弟弟才发现了父亲。父亲有些惊慌，甚至不知所措，但他依然没有动。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衣服也很破旧，还有些肮脏。我鄙夷地看了父亲一眼，扶住母亲不住抽动的肩头。母亲的哭泣里，包含了多少屈辱、辛酸和怨恨啊。这些年来她没流过一滴眼泪，现在就让她哭个够吧!

母亲渐渐平静下来。我愤怒地斥问父亲：“你还回来干什么，你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吗?”父亲的回答有些木讷，他只是反复说：“我对不住你们三个，我错了。”邻居们听到母亲的哭声后，纷纷聚拢来指责父亲。父亲勾着头蹲在门槛边上抽闷烟，那样子让我感到他可怜而又令人厌恶。

喜悦的气氛刹那间被父亲的回来冲得烟消云散。

母亲一直沉默着，良久，她轻轻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以后安安心心过日子吧。”我和弟弟几乎异口同

声地反对：“不可能，我们家没这个人!”母亲拦住我们：“人哪有百天不打破碗的，错了，改了就行。”

年饭是在沉默中吃的，原来准备放的鞭炮被我一气之下扔到了水塘。正月初二，弟弟就启程去了深圳。弟弟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回到了单位。新年的气氛还很浓，我孤独地躺在单身宿舍里，心里充满了对那个负心父亲的怨恨。

母亲最终还是接纳了父亲。原来，那个寡妇的儿子成家时，花光了父亲做生意时所有的积蓄，就把父赶了出来。我能够理解母亲的善良和宽容，但我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以前在母亲面前大气都不敢出，但为这事却向母亲发了好几次火。母亲只是说：“伢儿，有些事你还不懂，人能改了错就不容易了，何况他是你爸爸啊。”

我后来想，母亲可能是一个喜欢生活在回忆里的人。父亲离家前的那段日子总有一些让母亲刻骨铭心的东西。母亲喜欢回到过去，而父亲出走后她承受的所有痛苦辛酸，在她的善良与宽容面前，一下子就突然消失了，好像成了一段空白。

父亲依旧跑他的生意，间或从乡下捎些米和油来，送到我的住处。我那时已经谈恋爱，和女友过着简单的日常生活。父亲每一次到来，我都依然不理不睬。有人说爱的另一面除了恨之外，就是漠视。我已从心里抹去了父亲的影子，漠视他在我生活中的存在。父亲却不顾这些，依然带着诚惶诚恐的神情，为我捎来米和油。

1997年3月，我结婚了。在婚礼上，父亲显得异常高兴，忙着帮我招呼客人，跑东跑西。客人渐渐散去后，在我那间简陋的新房里，父亲摸着那些彩电、冰箱和家具，一遍遍地说：“好，好，我的儿子也能有这些好东西了。”我听了后，愤恨地回了他一句：“谁是你的儿子，做梦!”父亲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眼角顿时就有泪水在蠕动。他在客人们惊诧的目光中默默走出房间。我在楼上看到父亲在单位的花园里坐了很久，三月的天气还有些春寒，父亲的身子在寒意未尽的风中哆嗦着。我有了一点恻隐之心，但这点恻隐之心很快就消失了。我对他怨恨太深了，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原谅他。

妻子怀孕后，父亲跑得更勤了，送鸡送蛋，让她滋补身体。有一次正值寒冬腊月，妻子想吃鲫鱼，捎信回去后，父亲马上就送来了。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在冰冷刺骨的水塘里，摸索了近两个小时，才捉了几条，结果冻得病了一场。女儿出生后，父亲显得比我还要高兴。而我表现依然冷淡，从不让他抱女儿，有时母亲抱着，他也只能嘴里“噢噢”着，远远地逗一阵而已。

在我一掌之后，父亲的生命竟如青烟

般逝去，我痛悔的泪水从此流淌成河

这些年来，母亲和我们兄弟俩搀扶着，走过了那么多的磨难与坎坷，我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我始终把父亲的回来当作是一次局外人的偶然介入，更何况我对父亲有太多太深的怨恨。

我的怨恨一直持续到父亲离开这个人世。

1998年暑期，我抽了一个双休日赶回乡下，帮母亲忙“双抢”。

那天傍晚，等我们从田里忙完回家，已是月朗星稀了。夏夜的风全没有了白天的酷热，不时拂来一阵清爽。

父亲走在我的前头，我看见他手中的烟火在稀薄的夜色中明明灭灭。他走了一段，又停在田埂上，看着那些刚插完的禾，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找我搭腔：“终于忙完了。”我没有理他，侧着身子从他背后绕了过去。

没走多远，我突然觉得小腿腹有一阵钻心的疼痛，路边的草丛里随即有了一窸窸窣窣片的响动。借着薄薄的月光，我隐隐约约看见一条细长的蛇。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被蛇咬了，不禁“哎哟”一声叫了起来。

父亲听到我的叫声，几步赶过来，问我：“怎么啦?怎么啦?”我没有吱声，自己脱下衬衣，撕了一截，绑住了伤口上方的腿腹。

父亲见状，意识到问题严重，不由我说什么，背着我就往家跑。

我挣扎了几次，都没挣脱，父亲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你莫犟，越犟毒性就发作得越快。这个时候出来咬人的蛇毒得很，到了家我再给你想办法。”我也不再挣扎，只好由着他。

到家后，父亲把我放在椅子上，匆匆从碗柜里端出茶油，含了一口，俯下身就抱住我的腿在伤口上吮了起来。

父亲身上的汗味很浓，一股酸臭味强烈地刺激着我的鼻腔。这些年来，他的种种殷勤一直被我鄙夷地视为讨好，油然而生的厌恶感让我猛地一掌推开他：“走开，不要你管!”

悲剧就在这瞬间发生了。

那一刻，父亲已将我腿上的蛇毒吮出大半，因为我猛的一掌，父亲来不及将含在嘴里的蛇毒吐出，情急之下，竟吞进了肚里!

母亲顿时就哭了起来。深重的愧疚感像从四面飞速而来的巨石，不断地击打着我的内心。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我连忙扶起跌坐在地上的父亲，顾不得自己的伤，背起父亲就往外跑。

离我家最近的医院也有近10公里路，而且全是山中羊肠小道。家里乱成一锅粥，我的两个堂兄追上了我，后面跟着嚎啕大哭的母亲。赶到医院时，父亲开始出现了短暂昏迷、身体浮肿的症状。他躺在病床上一阵阵抽搐着，牙关紧咬，脸色苍白。乡村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抗毒血清，只好给父亲大量灌水，希望借此来稀释他胃中的蛇毒，但情况越来越糟，父亲全身的浮肿不断加剧。

在父亲的病床头，我长跪不起，泣不成声地喊他：“爸!”泪眼朦胧中，我看见父亲的眼角缓缓流出一颗晶莹的泪珠。多少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称呼已从我生命中消失了，但那种久违的感觉却给我带来的是呼啸而至的痛楚和悔恨，是那种尖利的、让人颤抖的痛悔。

父亲临终之前，把我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有些事…我…错了，你…要原…谅我。我…还有…三万多…块钱，在你娘…手里，是我…为你集资…搞房子…攒的…”那一刻，我已泪倾如雨。

我的蛇伤最终治好了，但父亲的生命却在我的一掌之后如青烟般逝去，成为我生命里一道永远也不可能愈合的伤口。

单位的集资房早已建成，我也搬进了新居。我常常摸着洁白的墙壁，像是在感受着父亲的体温。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多么想如儿时--一般，牵着父亲的衣角．小心翼翼地跟着，在时间的流水里缓缓地走动。那是一种多么温暖的幸福啊!

2000年春节前夕，我又一次去了父亲的坟头，只有几棵枯黄的草在寒冷的风中摇动。我反复想着我和父亲之间的一切，最后还是决定写这篇文章，作为对天堂里的父亲的一种遥祭吧!

不管痛也好，悔也罢，一切都已成为渐渐走远的背影。逝者以生命的终结在提醒活着的人们：人与人之间，又有什么样的鸿沟不能填平呢?

在我转身离开前，我跪下来，眼含热泪在父亲的坟头上添了几杯新土。

父亲啊，你听到我的痛悔了吗?

(大伟摘自《做人与处世》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