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

新经济已经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大势所趋。现在的争论事实上仍然是现象与趋势之争。现象论者认为新经济泡沫损害了整体经济质量,趋势论者认为泡沫是发展的必然现象,这些终将被客观发展所验证。

笔者认为,新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风险问题,比新经济的泡沫更需要警惕和重视。

无处不在的家长所有制

新经济在中国的遭遇,是一种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本能反应,如企业上市难等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存在。为什么上市难?并不是企业本身,而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及政策性障碍。这种难,已被事实证明,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市场建设,都是无益、甚至有害的。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的质量方面。假设没有那么多的部门(地方)利益的干扰或推波助澜,我们的市场不致于发展到这种程度,如个人信用、市场及社会信用不足问题,都与此有关。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权市、等级市等诸多特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新经济,可以说是检验整个世界此方进步、还是彼方落伍的一种标尺。相对于中国,技术和智慧,都不应成为太大的问题,甚至体制也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观念,体制只不过是观念作用的产物或工具,观念不改变,什么样的体制都只能是一种教条或束缚。目前,这一观念的核心,就是无处不在的家长所有制。

比如新经济的上市问题,与传统企业相比,新经济企业的上市问题尤为重要。传统经济企业的某种封闭性及其它特性,对于企业能否上市,并不十分关注。新经济企业则不然,其不能上市,就等于腰斩其生命。

一提到上市,就要对政府部门进行再一次市场化改革进度的检验。

我们通过新浪上市过程及其结果这一例子,就可以看到政府部门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所呈现的是什么状态,在这一位置和状态下,又产生了什么结果。

作为一个企业,新浪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就是新浪要上市,有关部门则要体现种种“审批”职权。上市是焦点,如果不上市,新浪与有关政府部门的交道可以不打,因为要上市,就要有求于相关政府部门;你求我的地方越多,我与你的关系越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国有企业就是样板,也是结果。

为了少求助于政府部门、甚至不求助,企业就被迫想办法绕开。因为企业上市、特别是对新经济企业而言,上市是有条件活下去的机会。政府部门则不然,它可以不管企业能否存活(这方面企业自主得了)的事。

在政府部门权威主义的条件下,行政部门之手无处不在。企业与行政部门,处于这样一个相对局面:企业面对行政部门,要么被其管死,要么将其收买。有没有第三条路?有,新浪走的路就是:新浪委曲求全,有关行政部门勉强同意。新浪一直与有关行政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方面新浪王志东可谓深怀心机,曲意逢迎。但其终究只拼了一个“惨胜”。我在另一篇有关新浪的文章中说过两点,一是上市的新浪,已不能算是中国企业;二是对于那些认为新浪获准上市,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网络企业获得上市批准的看法和结论持否定态度。因为新浪能够上市,得益于其在海外有实实在在的资产,如果没有北美华渊网站的基础,新浪作为网企上市是不大可能的。相对于斯的搜狐、网易等企业,就缺少这一基础,如果没有中国内地网站(几乎是其唯一资产),他们就无从上市。回过头来看,主管行政部门只属于一种行政性通融,并不表示政策因此出现了改变。

政策治市应该缓行

企业为什么不能上市?而且还是海外上市,即使圈钱,也不是圈国内的钱,更何况海外圈钱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国内证券市场。

行政部门会说,我没有否定上市。但实质上却有否定的政策。政策是谁制定的?还是行政部门自己。行政部门的权力有多大,通过政策的权威程度可以体现。每一个行政部门或每一级行政部门,都有制定政策的能力,如果某一行政部门要想体现它的某种特别的“职权”,它肯定有办法,譬如根据某一现象,出台相应的政策。

行政部门在什么状态下可能出台政策?主要有如下两种:

1.中央决策核心有重大战略部署,需要各个、各级行政部门配合,行政部门就会相应地出台配套政策,这一种政策是必然的,但每一个部门都会从中倾向于本部门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并以此为执行政策的条件。

2.地方、市场及社会上出现某一不利于或有损于一部门权威或利益的现象,这一部门就会找出种种理由,上报上级,引起重视,然后就制定相应的政策。目前大量的临时性政策,多与某一突发事件有关,判断这一事件的性质,是以其对某一行政部门利益有无损害以及损害程度为重要依据的。

以什么判断政策出台的频率,也有如下两种:

1.部门与部门(包括地方与地方、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利益争夺白热化;当某一项重大战略部署需要有关行政部门配合执行时,这时出台的政策,对政策代表的不同部门“单独”利益的维护,要远远大于执行政策本身。

2.地方及社会层面的市场“自由化”倾向严重,对多个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有所不利影响,各部门就会竞相出台不同倾向的政策。对哪一个部门的权力影响最大,哪一个部门出台的政策就可能最多和规格最高。

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造市、政策治市的结果。不同的行政部门,出台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就自然造就不同的市场形状和特质。行政部门权力条块分割、政策治理下的市场,也自然是条块市场。在条条块块市场之间,各自封闭,视其为自己的特权利益。各条块市场内部,是一种依据不同行政层次建立起来的等级市场,并实行家长所有制,权力进行集中;在每一条块市场外部,相互讨价还价、各自为政。

在没有解决上述指向问题的条件下,政策治市理应缓行,特别是那些好事政策建议者。因为某一项政策建议是否被采纳,主要还要看其是否能被某一行政部门“利”用。政策建议越多,被不同部门“利”用的机会越多,最终使市场出现的限制也就越多。

电信部门是我国高度垄断的行政部门之一,如新浪这样的企业,在没有电信部门特殊权益在内的条件下,要能得到行政部门实质性支持是很困难的。与此同时,证监会也是高度行政垄断的部门,其要考虑的是国内证券市场。如果与国内证券市场无碍,其就可能容易融通和宽容一些。

政策的“胃口”到底多大?

对市场经济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但谁都知道,政策的效果要比法律的效果来得快。这是因为行政部门有高度集中或垄断的权力,一项政策,往往能为一些人带来直接的利益或好处。政策是权力的产物,其本身并不具有公平、甚至公正的义务。行政部门如何能做到依法行政,全凭其自觉自律。要保证这一种自觉自律性,仍然需要广泛的监督。

对行政部门的行政约束,首当其冲就是慎用政策之手。决定这一只(政策)手的方向和挥舞的频率,要看其是否具备部门利益以及这一利益的“规模”。剥夺和削弱其部门利益及其“规模”之难度,可以从中央严禁行政或特权部门直接经商办企业的三令五申中有所体会。直到行政部门与其所属企业脱钩,才多少避免了部门利益决定政策的偏向或“利”好的严重性。

行政部门开始放缓频繁地运用政策,并不是其不想制定政策,而是随着自身部门利益的削弱和减少,制定政策的理由和机会也随之缺少了。在这一状况下,好事政策建议的专家学者们,如果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够被采纳,而讨巧走捷径,将会加剧政策风险程度。政策风险至少有两种:一是政策过频,而使目标群体无所适从;二是政策偏(部门)私,造成不良后果。这两种风险,都会使政策的权威性降低、甚至丧失。行政部门的权力垄断,已经对改革开放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金融部门、电信部门、航运及铁路交通部门等等,凡是处于垄断的部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都在损害社会和影响到市场经济的质量。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对行政部门的非市场化政策,企业只能束手无策,任由行政部门“宰割”,如价格联盟、民航限价等等,行政部门的非市场化行政行为不一而足。

仅以新浪上市过程为例,上市的最大障碍是行政部门,而不是上市地点的准入规则。美国历史上曾有一位总统说过:美国的事务就是企业。为此,历届政府首脑的外交政策,经济外交已经成为日常事务,为了本国企业谋取利益而四处奔走;我国政府首脑近年也频频如是。但新浪上市,却被迫不惜牺牲市场(国内内地业务)而仅仅为了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同时,新浪的“听话”,即把一个简单的企业,改变成一个股权结构复杂到难以让境外投资者理喻的地步。由此可以认为,决定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行政部门,不惧怕国际竞争,却苦于顺应国内政策的“胃口”。

制度也要革命

新经济对于中国,其反传统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技术进步。新经济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正是这一技术,将为制度带来新的革命。技术是前提,制度是保障。换言之,技术是生存工具,制度是对生存及工具的管理和组织。技术永远走在制度的前面,因为没有了生存(技术),就谈不上对其进行管理或组织。

作为一种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生存)的质量。在政策治市的前提下,任何制度方面的变革,都会最终沦为政策化。这是因为政府部门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及市场自我管理机制薄弱,任何“制度”,只能有利于政府行政部门,而不利于市场经济本身。在这一条件下,所谓的制度,只能是某种行政权力的“恩赐”,并不会真正体现制度论者的主观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