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虎（美国）

从精英培养到大众培训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从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到知识经济的流行，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终于到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就算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曾培养出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美国大学，今天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信息技术正在使商业、通讯和日常生活发生着变革。几年前，网络还只是大学研究和交往的学术工具，但很快就成为通讯和商业领域的重要渠道，大学反过来必须依赖互联网络进行数据密集型研究和远程教育。美国国家研究性大学再次在开发新式网络适应商业需求方面占据领先地位，130多所大学同工业界合作开发出了互联网络2号。这种网络较之我们今天的网络快100倍，并将产生新一代的应用，从而使研究、通讯和商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能力。

信息技术的技能需求远远超越了人力资源的现有能力。按照美国信息技术协会的报告，IT企业在数量上已同其他产业企业平分秋色，各占一半；信息技术劳动力每10个位置就有一个空缺，IT服务的需求每年以25％的速率递增。

正是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急剧变化和劳动力巨大缺口，要求较之以往根本不同的大学教育形式：

＊大学必须对新的全球化信息时代作出反应，以便及时更新相关的技能和知识，适合企业的要求。

＊为了保证新技能和新知识的供应，大学和工商界必须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不断取得技能和知识是大学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因为政府试图创造一种“为了工业的大学”（universityforindustry）。

＊就业者的关键素质是拥有适应社会经济变革、在工作中培训的柔性技能，因此“终身学习”应运而生。

＊由于大学必须以必要的柔性技能教育学生，大学也必须增加自身的柔性，柔性的就业要求柔性的大学。大学必须摆脱那种刚性的实践，建立组件项目（modularprogramme），鼓励参与，做临时研究，经常修改课程设计，必要时提供短期课程，做商业创新项目，假期开放，教室图书馆全天工作（包括晚间）等。

＊未来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符号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或部门。大学教育必须对此作出反应。

这些因素使大学成为经济政策的焦点，因为大学教育负有培养未来劳动力的责任，而未来的劳动力则可能转向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美国国家劳动部干事莱希在其《国家的劳动：为21世纪资本主义绸缪》一书中说，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起关键作用的是“符号分析家”，也就是信息和知识专家，他们致力于“管理观念创新”，并拥有“智力资本”，“通过操作符号来解决、鉴别经营问题”；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因此控制着抽象、系统思维、实验和合作技能。这些符号分析家都是高资质的信息职业家，他们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高附加值企业的基石，是诸如银行、法律、工程、计算、会计、传媒、管理甚至大学教育等方面的解题者、问题鉴别者和战略经营者。符号分析家的培育可以通过招聘国外IT劳动力来解决，但从长期看，通过大学教育扩大“符号分析家”总量乃是最重要的途径。

这种分析构成了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或“知识经济”设想的基础，成为克林顿“终身教育”政策的中心和美国教育政策的前提。整个教育体系必须要在一个“学习社会”中反复灌输“终身学习”的精神。大学必须调整，迅速从精英培养过渡到大众培训，使自身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信息劳动者”的技能更新。

美国有着精良的高等教育系统，有着大量培育“符号分析家”的基础。莱希曾经说服美国政府，必须在保持法律秩序和社会有序组织的同时，通过大学制度高质量地培养“符号分析家”，以便保证美国高效率的全球性运转。至于大学教育系统则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培养一大批新一代的信息工人，并造就一种新型的工作伦理。对此，美国大学已作出广泛的反应，设立诸多新项目以适应信息技术的技能要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是最早作出反应的大学之一，其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999年招收了第一批学生。这在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代表着一种新型学院的迅速拓展，是大学同工商界密切联系的新型模式。其他非盈利大学和盈利大学也开始设置一些IT项目，尝试进行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方法。许多大学都建立了校园网络，教师可以将其详细的教学大纲放在网络上面供学生随时调用，而学生则可以从校园网上获得大量资料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

柔性教育

在过去，美国一半以上的16岁青年都要经历从全日制教育到全日制工作的过渡，但在90年代这种经历趋于衰退。制造业（汽车制造、船舶制造、纺织工业等）的工作迅速减少，对于许多来自萧条地区的人来说，其结果必然是在离开学校后直接走向失业大军。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和某些大学管理者认识到信息技术和整个社会对柔性劳动力的需求，强有力地提出了“柔性教育”的理念，强调个人能力和效率的开发，强调学生“首创意识、动机刺激、进取精神、解题技能和其他个人素质的开发”，并鼓励共同学习，促进学生自力更生，培养学生应对世界变化的发展能力。

在我所在的加州州立大学，我注意到很多研究生班甚至本科班中，有许多学生的年龄都非常大，我猜测最大的可能超过50岁。这正是柔性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具体表现。柔性教育观念强调能力教育，我们在课堂上经常会听到“能力”、“应对”、“创造力”、“合作”以及“发现方法”、工程劳动和独立学习这些字眼。正是在这些能力和方法培养问题上，美国高等教育在整个9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其特征是：

＊能力和技能的教学，而非传统的学术努力；

＊以项目为基础的经验性解题教育，而非教导性的学术方法；

＊个体化学习方式，学生对自我发展负责；

＊工业和商业导向；

＊强调技术和计算机“扫盲”；

＊关注个人和社会以及技术职业教育；

＊新的学生评估标准，而非常规参照；

＊“终身学习”的义务，日常的再教育和再培训贯穿整个工作和生活过程。

这些原则体现了柔性教育的总目标，要求大学教育体系“产生出适应国家生产力发展和繁荣要求的技能、能力和知识，把年轻人塑造成为充分发展的人：从教育中获得一系列技能，敢于对自己和自己的行动负责，并在各种情形和压力下自主地采取有力措施”。

柔性教育要求大学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政策，从学生关心的就业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出发开展教育活动。这种教育将学生关心的问题置于大学的中心，并推荐某些就业技能给学生，其具体表现是：

＊不惜以牺牲某一专业领域为代价，强调“可转移技能”（transferableskills）。可转移技能强调的并非知的能力，而是做的能力，包括数理能力、交往能力、团队工作、适应能力和自我驱动等方面。在一些美国大学中，可转移性技能被并入几乎每节课程的设计，诸如“自我管理”和“解题”这类技能深入到教学和实习当中。

＊在课程设计中转向对能力的重视，让学生演示他们能够做出的东西，而不像过去那样集中在学生汲取专业知识的程度上。这种能力教育的关键是大学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可转移技能的重要性。作为学习的结果，不再是什么专题研究，而是实际操作的能力，也即“在一门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能够做什么”？

＊从考试评估转向方法评估，特别是转向课程工作（论文、计划、报告、评价等）。此外，这种评估还采取特定作业的形式，包括学生与导师之间的专题、方法和主题讨论，这些作业渗透了大量的可转移性技能。

＊组件项目在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得到迅速发展，这有利于学生的自主选择和筹划自己的学位项目。这种以学生为重心的研究生教育尽管着重于学生的精明选择和反应、独立研究方式和自我创造，但却降低了学术的地位。有人曾经夸下海口说，一个标准组件的学位项目一次可以容纳数千名学生，而不是两个或几个学生共同承担同一个研究项目。

＊“反省实践”（reflexivepractice）这一概念在大学教育中获得广泛应用，它鼓励学生进行日常的、持久的自我反省，让他们自己抉择未来，并有效地学习过去和当前的经验。

＊目前的大学教育追求的最为普通的可转移性技能“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在当前经济社会中，似乎到处都在鼓噪批判性思维，对于商人来说要求想像力丰富的解题者，财会人员热心于侧面思维，反对偶像崇拜者则希望学生追问智力见解背后的兴趣。如果说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反省的实践者的话，那么批判能力则是必要的素质。

＊主题评估是大学组件化及其学期化的主要特征。按照这种评估，学生要在更多的间歇（不仅是一年两次评估，还包括更多的日常评估，如报告和小组活动等）中接收适当的成绩反馈，并获得有关学习活动（如口语能力、时间管理和其他可转移性技能）的信息。这种趋势是以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和反省为基础。

＊学生个人档案管理要记录和评估本科生承担的每样重要任务。把个体学生置于中心地位，并在“成绩表”中记录所有事件（课内课外的行为、与同学和学校职员的关系等），最后收入个人“毕业档案”中。这意味着包括学生自我评估、组件项目掌握情况、可转移性技能实践、参加体育活动、参与学生会工作等内容将取代相对正式的学位证书。这不全是因为它有利于政府和商界希望的“终身学习”口号的宣传，而是大学确实应当向每个学生提供一份作为成绩记录的“进步档案”，以使学生“终身受用”。

“后现代大学”？

当美国大学教育受到经济发展的推动，大学同工业界发生日益紧密的联系时，毋庸讳言，大学的自主性大大降低了，传统的学术思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学犹如迪斯尼乐园，以娱乐的方式讨论某些重要主题，教授和学生个个都“神气活现”，学生可以随时打断教授的讲课，教授则可以回答，也可以不予理会；商业考虑主导着课程进度，描述多于主题引导；学生成为“消费者”，考虑到消费者的欢乐和便利，校园往往建在购物中心附近。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用“后现代大学”这一概念来概括现在的大学教育，认为学术共同体的基础遭到商业化压力的严重破坏，追求和教授“普遍真理”、强化抽象道德意识、培养文明智力资本等的学院派思想正在处于衰落之中。

传统大学基础的破坏还因为我们越来越难以将大学同日益增长的工业部门区别开来。诸如微软和泽尼卡（Zeneca，美国一个农业化学公司）这类知识密集型企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大学，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雇员往往具有博士学位并围绕软件生产、高级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社会调查等方法工作。而且，这些企业还以联营、兼职和设备共享等形式同大学建立了多种联系，并日益意识到自己作为知识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地位。

新的信息技术使人们在家里就能进行远程学习，方便时还可以获得最有用的信息资源，所有这一切的成本只是在传统大学上课的一小部分。在互联网络上的“虚拟大学”正处在萌芽时期，但从长远看它也在破坏着传统大学的基础，“技术推倒了象牙塔之墙”，传统大学似乎再没有存在的必要。

后现代主义的大学教育批评似乎表明，“行为性”（performativity）原则在今天的大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知识的界定不再围绕启蒙运动的理性目标，而是由行动的需要而定。这被认为是一种从知识模式Ⅰ（扎根于严格学术实践、分层组织和师徒关系见习的知识类型）向知识模式Ⅱ（非分层、多元化、跨学科、迅速变化和适应学生经验、工业需要和社会问题的知识类型）的转型。后现代大学的“柔性、协同和易变”特征宣布了传统大学的终结。如果在学术之外可以令人满意地进行研究，如果有用性是课程设计的唯一标准，如果无需当场出席就可以学习相关课程，如果我们碰到的全是多样性的差异，那么，大学的概念确实成了问题。

然而，我认为大学的某些核心特征仍然保留在整个教育制度中，大学仍然名副其实。美国数以千计的冠以“大学”名称的机构在管理上确实五花八门，但大学、系别和专业仍可以协调为一个整体。哈佛仍然是哈佛，斯坦福仍然是斯坦福，伯克利仍然是伯克利，麻省仍然是麻省，对于这类大学的地位人们丝毫没有怀疑什么。衡量大学的标准乃是研究成果、学生和教师的才能。大学仍然保持着对学位授予的垄断权，仍然是鉴定学生是否合格的唯一的合理制度。人们仍然承认大学具有赋予学术资格的权力，这表明大学工作不能降低到仅仅强调实用的水平上。大学资格的合理性取决于公众的信任度，即相信大学能够保持高于商业和工具标准的大学学术水准。无功利性、批判性探索、公开讨论、严格考据等等都是大学生活的关键要素，大学的一个永久功能在于创造精英。

在全球化的资本迅速扩张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习美国大学教育的先进经验时，切不可掉进后现代思想的陷阱中。当中国人在致力于自己有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并接收知识经济挑战时，实际上也吸收了柔性教育和可转移性技能培养的“人力资本”思想。来自多元投资渠道的许多大学建立起来，原有大学根据可转移性技能对其系别、专业和课程设计进行了广泛的改造。中国大学的这种市场化看起来是适应经济发展而生，但人们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大大地降低了大学的学术标准。可是，人们并不希望北大不成其为北大，清华不成其为清华，人们希望的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惠，大学在自主的基础上为当前的市场经济作出自身的贡献，同时也从整个社会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南京大学正是这样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它的地位的上升乃是因为其学术水平的提高，并表明学术规范乃是大学教育的关键标准。我们需要更多的“南京大学”的兴起。□（本文作者为广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现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作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