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　辛

提起1971年的"9．13"事件，大家都不会忘记。当时，机上无一人生还。这里面，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党刘沛丰背叛祖国，死有余辜。可是，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四位机组人员，是不是参与叛逃的成员?或者是被林立果挟持?他们的死最后是如何定性的呢?

凡是关心"9．13"这一历史事件的人，都很自然的联想到这个问题。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一伙乘机仓皇出逃后，机组未登机的五名成员不知飞机去向，一片惊慌。9月14日下午，机组五人就被山海关机场的海军人员两个夹一个地押解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当晚，被关进公主坟的海军司令部大院西侧的平房里。一个星期后，被送到设在北京军区所在地的中央专案组。在那里，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的纪登奎对机组宣布："林彪抢班夺权不成，叛逃出国，自取灭亡，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在中央专案组，机组将三叉戟256号飞机从北京飞往山海关的经过，及山海关现场的所见所闻交代清楚并形成文字材料之后，于1972年春节前，被放回空军专机师继续审查。在所在部队的专案组又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隔离审查后，又以参加劳动和办读书班的形式继续审查达三年之久。除机组服务员外，其余四人的最后审查结论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1976年初，我们的飞行资格被下令解除，然后，一律转业地方并勒令离开北京。从此，本来就已经残缺不全的机组五人各奔东西，另觅安身立命之所。

256机组在坠机中死亡的四名人员的命运，远不如仍活在人世间的五个人。

1971年10月，党中央57号文件宣判了林彪背叛祖国的下场，世人为之一惊，接着便是在一片大批判窜中开始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机组五人作为直接受牵连者，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在这期间，家厦凡是在正常工作岗位上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相比之下，机组四位死者的家量所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机组五人在中央专案组接受审查的时候，就听负责看管我们的一位陆军的同志说，机械师李平家大门上"光荣军属"的匾额被砸了。事后，部队派人到李平家里移交遗物，李平的爱人哭得死去活来，两个孩子还小，只有一个亲戚在身边照顾她。在李平爱人面前，派去的人只谈具体事情，有意回避死的性质，也没有同当地的政府发生任何联系。但是，当李平的爱人清理遗物的时候，发现李平生前放在部队的存折不见了，后来，经部队人员多方调查，存折上的钱，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长而且戴口罩的大个子取走的。这个人正是李平的老乡，和李平同时工作、同时当兵、又在同一个单位同时维护同一种飞机，没想到李平一死，李平一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不但没伸出手来帮自己的战友一招，反而釜底抽薪，采取落井下石的卑鄙手段。

特设师邰起良的爱人常年病重在身，致命的打击更使她雪上加霜，不能自已。

机械师张延奎只有二十多岁，遇难时刚结婚不久，爱人正怀着孩子，一个见不到亲生父亲的孩子。

专机师副政委、机长潘景寅的大女儿当时患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只有10岁，生活不能自理。1970年，曾经朋友介绍到长春一位医生那里治病，1971年9月上旬搭顺路的飞机接回北京，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曾被认为是潘景寅在叛逃前的一项特意的安排。二女儿9岁。最小的儿子不足两岁。"9．13"事件爆发后，潘的爱人的工作单位经北京市领导批准，于1971年10月开始对她进行隔离审查。潘景寅爱人只好把三个孩子寄养在昌平县的娘家。后来，潘景寅的连襟--也是专机师的飞行员，"9·13"时他正驾驶苏制安24飞机拉着朝鲜访华艺术团在上海执行任务。当时命令他原地待命，终止专机任务的执行。不久，让他放弃执行任务，坐火车回北京--最终也没有摆脱被停飞转业回东北老家的命运。走前，他也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放在昌平。孩子们的舅舅艰难地挑起了抚养包括自己子女在内的七个孩子的沉重担子，为此，连自己的妻子也跟他分开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买了几只羊和猪让孩子们放养，自己每天工作之余，从很远的地方带些饲料回来，就这么带着一群孩子艰难度日。

潘景寅的爱人被隔离审查后，开始时由7个人看管她一个人。但她对"9．13"事件一无所知，开始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起来。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又无事可做，对她的看管就有些放松。她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思家心切，1976年的一天，就情不自禁地从永定门乘火车，跑到昌平的娘家看望儿女去了。单位发现后，又很快将她接了回去，对她这次出格的行动，领导也能谅解，并没做什么处理。潘家原在机场家属院的家。由于拆迁改建，家里的东西也几经挪换地方，有时放在仓库里，有时又临时放在无人居住的房子里，几经周折，有许多东西丢了。"9．13"事件后，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给机组死去的四名人员定性。由谁给他们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别看事发之后，在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浪潮中，把潘景寅等也当做"叛徒"进行批判，就连我们活着的五个人也一时被当做反面人物裹胁在汹涌澎湃的运动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依据死亡的性质才能妥善处理的时候，就没有人敢出来"一锤定音"了。大批判毕竞是群众的声音，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组织。可是，当时哪一级党的组织能为死者定性呢?

"9．13"事件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会地位，林彪之大与飞机驾驶员之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又在同一架飞机上，同时在异国的土地上坠毁。在中央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机组的问题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央一级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没有提到飞机驾驶员的问题，"9.13"事件之后，就必然成为一个悬念，长时间搁置下来。

另外，林彪机毁人亡，所有机上人员没有一个生还者，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听说从飞机的语音黑匣子中获取了什么有关的材料，来证明林彪等人与机组之间在空中有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情况。而且飞机坠毁之后的很短时间内，蒙古与前苏联的军事专家已经到坠机现场去过。我驻蒙使馆人员9月15日下午赶到坠机现场的时候，发现有许多东西已被动过。

虽然事发后，机组五人曾写过大量的旁证材料，证明从他们生前的言行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证明与林彪的叛逃阴谋有联系。只是当时机组五人也处在被审查处理的状态，人微言轻，我们的证言在这一重大事件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在"四人帮"执政时期，没有哪一级领导敢用我们的话为死者争取一个说法。

站在专机飞行的角度，用飞行技术专业的观点，分析飞机活动的某些现象，其实也可以发现256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从第一转弯开始就出现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现象。平时用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的转弯动作，却用了十几分钟勉强完成；飞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飞机的无线电通话设备从开始就没有打开，空地之间没有任何信息沟通……这一切都说明机组是在强行起飞后，才得知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图，于是，在同林立果等人的斗争中反映在操纵动作上的被动、迟缓与无奈。按说，这些也可以成为死难者的佐证，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没有人从分析飞机航行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入手替为林彪殉葬的死难者说话了，也只有与死者同舟共济的我们，才一直关注着自己战友的定性问题。

特定的历史环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事变及机毁人亡的结局，决定了机组死难者定性的难度，如果没有伟大领袖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的有关讲话，机组死者的定性问题，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

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256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的讲话中引证的另外一架飞机，就是当晚凌晨2点52分，林彪死党周宇驰拿着林彪手令，从沙河机场骗走的3586号国产直升机。空中两名飞行员与敌人周旋，终于使飞机丧失了叛逃时间，就在迫降时飞机离地只有二十多米的时候，副驾驶员陈修文扭身夺枪，壮烈牺牲，机长陈士印操纵飞机紧急着陆。这位机长是我同一个航校毕业的同学，事后，他被隔离审查达十余年之久。

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我已经被勒令离京只身在外地工作整四年。

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个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手捧报纸，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毕竟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9．13"事件中死难机组人员的讲话，多少年来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吗?邓小平讲话的英明在于直接指出林彪座机飞行员"是个好人"。真是字字千钧。"是个好人"就不是坏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来，除了我们机组的五个人在交代材料与旁证中说到机组中不幸死去的四位战友同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属工作关系，纯属执行专机任务的行为之外，一直没有听到有哪一级领导在公开的讲话中像邓小平那样指出机组死难者的性质，也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文字报道中出现过类似的字样。因为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招惹是非，专机师派人到死者家里处理一些具体事情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精神，具体办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资问题、抚恤金的问题等等都没有解决的依据。事件过后，在具体问题上，在讲话方式上谁也没有把死者当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没有把死者当作正常死亡，更没有当作因公牺牲对待。

潘景寅的爱人，从那个时候起，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之路。

除了上国务院信访办之外，这种问题一般的主管部门是不敢问津的。开始，国务院信访办的人说，这个问题不是早已经落实了吗?也许他们认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凭经验也早该落实了。等再找上门的时候，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应该到原单位寻找解决办法。潘景寅的家人几经上访，才引起有关人员重视，经信访办与原单位的直接联系与有效的工作，信访办一方面让专机师支取500元钱给家属，解燃眉之急，为潘景寅的孩子看病；另一方面，由专机师就机组四位死难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潘景寅的爱人与全家，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从此，"9．13"事件中，林彪座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死亡十年之后，在伟大领袖邓小平直接指示之下，终于有了说法。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证明书的背面有潘景寅所在的部别、个人简历、出生年月及专机师和区民政局签发的抚恤金意见等。

另外三名死难者的证明书与潘景寅的是一样的。从证明书中可以看出，证明书中"随飞机坠毁死亡"一句是死难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说，机组四人的死其性质属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样属于叛徒，也没有按正常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那样被定为烈士。按这样的结论，潘景寅的家属得到了500元抚恤金，再加上搬家损失等共得到了近7000元的补偿。相比之下，这样的结果，总算可以告慰埋葬在异国他乡荒原上达十年之久的四位地下亡灵。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证明书》上印的是"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中"病故"二字显然与实际不符。据说，当时找不到"死亡证明书"，上级签发的时间又很紧，不得已而用之。

也许还是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已经远在外地多年的机组四人及相当一部分受"9·13"事件牵连人员审查结论被撤消，档案中已见不到"9．13"事件的痕迹，就像是当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仅此而已，其他一切维持原状。

(摘自《北京纪事》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