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瑞璜／编译

我的父母都是重度听力障碍者。我从出生那一刻起，耳朵就听不见声音。我在无声的世界里已经生活了17年，而且一直到生命结束都要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可是，作为一个听力障碍者，我得到了许多普通人得不到的关爱，感受到许多正常人感受不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听力障碍是父母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如果能够再生一次，我还想做一名听力障碍者。

17年前，我随着健康的声音从娘肚里降生到这个世界。3个月后，父母发现我听力异常——即使吸尘器在我耳边轰鸣，我依然沉睡不醒。父母把我带到都城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他们：重度听力障碍。父母不相信这个事实，又带着我到鹿儿岛市医院、邻县的大学医院，检查的结论都是一样。

父母不甘心就此罢休，到处查资料，打听有关信息，当知道鹿儿岛市聋哑学校收周岁儿童时，就把不到一岁的我送进那所学校。为了照顾我方便，并且把家从都城搬到鹿儿岛市，住在聋哑学校附近。父母都是听力障碍者，最理解听力障碍者的痛苦，他们对我从小抓起，努力改变我的境遇，让我能够方便地和周围的人们交流。爸爸要工作养家，照料我的担子就全部落到妈妈的身上。

聋哑学校的主要功课是练习发音。有时嘴唇上贴着纸条，有时对着装满水的杯子，有时对着点燃的蜡烛，有时口里含着点心。上午、下午，反来复去，学习日语字母发音，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口里含上点心，还没等到练习发音，我已经咽到肚子里去了，为此没有少挨教师的训斥。

从聋哑学校放学回家，妈妈除了用她那并不纯正的语调帮助我复习学校学习的内容外，还制订了一套严格计划，对我进行斯巴达克斯式的训练。早晨一睁开眼，妈妈就用手语和口语说：“你早，你早。”我就要拼命跟着喊：“你早，你早。”妈妈接着说：“这是枕头，这是被子……”吃饭时妈妈说：“这是盘子，这是碗……”等等，我都要跟着高声练习。妈妈看到我的口型不对时，就纠正：“不对，是这样。”然后重来几遍。我家的家具上，都贴着纸条，写着家具的名称和发音，让我随时练习。

妈妈12岁以前，连“你好”都不会说。12岁进聋哑学校，加上她刻苦练习，现在已掌握了一定的读唇术，能与普通人会话，能读书看报。但她作为一个重度听力障碍者，要把我训练成能与普通人顺利交流沟人，是十分困难的。我两三岁时，觉得语言训练特别辛苦，常常对妈妈哭闹：“讨厌!我不要学发音，我要看书。”每当此时，我哭，妈妈抱着我也哭，母女俩哭作一团。哭过之后，妈妈继续对我进行训练。除了上聋哑学校，妈妈还带着我到鹿儿岛市福利中心发音训练所去学习发音，每周4次。福利中心在市郊，我们必须乘坐公共汽车。妈妈要照顾两个小弟弟(他们听力正常)，又不能放松对我的训练，整天忙碌，很疲劳，有时在车上睡着了，且听不见报站的广播声，常常坐过站。妈妈眼里含着泪花，却没有退缩的意思。我4岁的时候，妈妈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让我上普通幼儿园。她认为聋哑学校的教育面太狭窄，想进一步发展是困难的。聋哑学校的教师劝她说：“这孩子发音训练尚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到普通幼儿园恐怕不合适吧。”祖父母担心其他孩子欺侮我，也极力反对这件事。妈妈不顾他们的反对，毅然给我办了聋哑学校的退学手续，把我送进一所普通幼儿园。在普通幼儿园，虽然妈妈和我都背负着更大的精神负担，可是幼儿园的生活拓宽了我的世界，在与老师、同伴们的交流中获得很大的收益，为我顺利升入普通小学创造了条件。

我在小学听课仍然比较困难，常常听不懂老师的讲课。老师说：“请把书翻到××页。”我还可以看同桌同学翻到哪一页，我也赶忙翻到那一页。但是听老师讲课时，我要凭着老师嘴唇的动作“听”他讲的内容，若是老师面对黑板边讲边写时，我就不知道他讲的什么。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小学毕业时，我已经能够适应普通学校的生活了。整个小学时期，妈妈

仍然放心不下，放学时她总要到学校接我。

多少年来，父母常带我上街购物、游玩或到外地旅游，目的也是增加我的见识，提高我的读唇术。现在，我只要看别人的口型，就能知道他们讲话的内容。同时用口语与他们会话。这些都是在聋哑学校得不到的。初中时期我的生活基本独立了，并且对体育发生了兴趣。临毕业时我听说神村学园新设了硬式垒球部，便同父母商量要进神村学园念高中。我太喜欢垒球了。可是，对于听力有障碍的人，眼睛尤其宝贵，不仅要用眼睛看，还要依靠眼睛“听”，一旦赖以生存的眼睛出了问题，那生活就更悲惨了。父母从小教育我要特别爱护眼睛，不让我在光线较暗的地方看书，不让我看电视距电视机太近，所以我现在的视力仍然是1．4~1．5。硬式垒球的球很硬，父母担心我的眼睛受伤，坚决反对我进神村学园。经我用口语加手语反复陈述理由，他们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神村学园离我家较远，我就住进学校的学生公寓，过起了完全独立的生活。

高一时垒球部只有8位学生，高二时增加到20个人，高三时更发展到34人。我们每天早晨6点起床，7点吃早饭，然后上课。下午3点半以前上课，3点半以后和晚上10点前练球，11点就寝。垒球攻守主要靠眼睛而不是靠耳朵，而耳朵失聪的人眼睛又特别好使，硬式垒球似乎更适合听力障碍者。我的球艺提高得很快，到高三时击球次数已达到4．5次，击球率达到6成，我还当了垒球队的副队长。

住在学生公寓，不仅和同学们会话的机会大大增加，而且她们教会了我很多事情。刚住进公寓时，我在内心深处总有点自卑感。同学们就鼓励我：“你不是听不见，而仅仅是听的时候有些不方便。你同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别人用耳朵听你用眼睛听而已。”她们利用一切机会同我会话，当我练球时发生失误，她们就耐心地纠正我，帮助我。

让我最开心的事情，是1999年全国高中女子硬式垒球比赛大会。8月17日，决赛在东京都福生市举行。当裁判宣布我们队获得冠军时，我和同伴们互相拥抱到一起，先是大笑，接着流泪，继而放声大哭。这样出声地大哭大笑，在我还是头一次体验。

今年1月30日，我就18岁了。我决定进鹿儿岛经济大学深造。关于未来的生活，我有两个梦。一个是大学毕业后到聋哑学校当教师。我要告诉聋哑学校的学生们，听力障碍并不是听不见，而是听起来有些不方便而已。我要鼓励他们扔掉“聋子”的标签，坚强地生活下去。然后我再到普通学校任教，我要证明，一个听力障碍者照样可以教普通学生。另一个梦是到美国学习残疾人工作。我的终生职业是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业余时间参加志愿活动，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服务。

我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的辛劳换得了我今天的幸福。我感谢老师和同学们：他们关心我、爱护我，使我能够和普通人一样生活。我常常自思：假如我是一个听力正常的人，我就不会受到如此众多的人们的关爱，得到这样多的温暖；正因为我身体的一个器官有障碍，我才能体验到人间更宝贵的东西。

(译自日本《文艺春秋》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