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大林

见到《孙越生文集》的校样，涌出一些想说的话。十年来，我几乎没有再写什么想写的东西。可是，这次涌出的似乎是一些非说不可的话，再加上友人的约请，竟让我不得不将其写出。是想借此机会，使我对孙老师不尽的思念之情有所表示；还是想以拙文有助于人们了解先生，关注他的著作和思想；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由，我也不想去推究了。总之，我面对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我所敬爱和钦佩的孙老师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所幸，他的思想还会给需要的人们带来益处。面对他和他们，我的这些文字至少是真诚和负责的，当然，除此以外，我恐怕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承诺。

一

我与孙老师相识于一九八八年。其时，我正在思考有关中国民主的问题。偶然看到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颇受启发。此书初版于一九四八年，仅印三千五百本。它所批判的是包括蒋家王朝在内的中国官僚政治，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书却被束之高阁，几乎为人遗忘达三十余年之久。是孙老师在十年浩劫后不久（1979年）即撰文介绍此书，并于一九八○年主持再版此书，还专门写了《再版序言》。此序与此书的真知灼见交相辉映，在时间与事实的检验中，日显其真理的价值和光芒。

孙老师是王亚南的弟子。他不仅继承了其师桀骜不驯的野马精神，更继承并推进了他的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