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复杂的医学，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戳起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墙。长久以来，医生说什么患者就得听什么，形成绝对的权力。今天，有些人在俯首帖耳给有些医生送“红包”想得以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开始用法律来调节这种失衡的社会关系

患者：“我们要索赔！”

备受关注的深圳妇儿医院感染事件中的首宗官司于2000年4月25日在福田人民法院首次开庭。

在两年来备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患者中，46人已提出索赔2681万元的要求。

两年前，深圳市妇儿医院因医务人员误将未标明浓度的1%GX强化戊醛消毒剂，当作20%的浓度进行稀释用于浸泡手术器械，致使166人分别在剖腹产、妇科、儿科等手术中感染了非结核分枝杆菌中的龟分枝杆菌脓肿亚种。而此前，有关此病种的病原学、病理组织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在国内全部是空白。她们中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仅1岁半，绝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育龄妇女。

在“我们要索赔！”的强烈诉讼声背后，是从决定拿起法律武器争取合法权益的那一天开始，她们已整整等待了一年零九个月。

早在1998年7月下旬，不少被感染者及其家属就找到律师，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要求赔偿。166名受害人以集团诉讼的方式先后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市妇儿医院承担巨额赔偿，均未获准立案。众患者随后向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以“共同诉讼不便于审理案件”为由，要求大家分开独立起诉。自1999年4月至2000年1月，福田区法院分别受理了这46宗起诉并单独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