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昱

“50年后——或者只需要30年，北京三环路外成片的高层高密度塔楼将被炸药夷为平地，如果人们不希望看到它们沦为布鲁克林那样的贫民窟的话。”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年轻的院长尹稚教授郑重其事地说，全然不顾他面对的就是一个刚刚花费47.2万元购买了一处据说可以升值的巨型塔楼住宅的可怜人。

如果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真的和教授估计得一样快，真不知有多少房地产商30年后会遭到唾弃，因为他们现在绘制的精美图纸为这座古老都城的未来制造了令人头疼的垃圾。不过今天，令人心慕的建造还在继续。

为了解决城市中要求迫切的住房问题，历届建设部门启动了名目繁多的工程，从安居到康居到经济适用房，凡此种种的目标其实一言以蔽之：每户都有一个合适的住房。“我们希望达到的阶段性目标是‘住得下，分得开，到本世纪末达到9平方米，”建设部住宅产业化推进中心副主任童悦仲列举的数字是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这个阶段目标目前看来提前实现了，1999年底的数字已经到了9.6平方米，折合建筑面积19.6平方米。“这意味着每户能够住进一套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童说，“我们希望2005～2010年，人均居住面积再增加1/3，每人都有一间单独卧室；到2010年以后，一个城市里的三口之家能够在一套建筑面积90平方米的宽敞住宅享受生活。”

迄今为止，中国人所看重的合适住房还只与面积有关。这样的目标尽管与西方社会还存在相当距离，但在中国已经乐观得让人难以相信它会按时达到。童悦仲和他的同事们为大批量生产住宅搭建着舞台。除了奔波于全国各地的示范小区总结经验，住宅产业化推进中心还需要接待国外慕名而来的房屋工厂。按照建设部的住宅规划，5年之后的产业化目标是完成住宅及材料、部件的工业化和标准化生产，到2010年，大规模生产所必须的住宅建筑体系实现通用和社会化供应。“但是国外已有房屋工厂生产的住宅不适合中国，”童悦仲说，他们每一家都可以拿出来3000多种方案，“但都是独户型住宅，而我们的产业化需要的还是在单位面积解决更多人口问题的集合住宅，是housing 而不是house。”

在中国，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正在大面积兴建的集合住宅其实只有一种，就是最大限度解决容积率问题的塔楼，它几乎占到了北京市新建住宅面积的90%，这种建筑的好处只有一个但至关重要：在一座传统四合院的地基上就能树立起一栋可以满足300户家庭合适住房单元的巨型塔楼。也许我们考虑从来都是现实而并不长远，但解决老百姓的基本住房要求确实是建设官员们眼前迫切需要思考的焦点，至于塔楼的将来，现在来讨论未免奢侈。

“从整体上讲，一个房地产公司必须在重要项目上获得20～30%的利润，而获得利润的要诀是在高和宽上寻找突破。”一年前还是建设部城建司官员和青年学者的乔军山说，他目前所供职的一家名称前冠以“中国”的房地产公司，获得了北京西北三环外面一块15.4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权，正在雄心勃勃地安排7亿元的投资建造高档住宅区，“我们计划在这里开发1000套高层住宅，它们都是为中关村的成功人士准备的。”他们成功地说服政府在楼顶限高上让步。“这是一次重要的‘攻克，”乔说，“如果只允许盖20层，说什么我们也不会去做，因为一分钱都赚不到，而一旦我们能够加盖5层，只要5层，我们的利润就以亿计。”乔军山指着窗外面一栋已经施工到10多层的漂亮建筑，“这栋楼和后面的楼间距比标准少了1/3，如果限高无法拿下，就必须像它一样在宽上做文章。”

塔楼既然是基点，那么要讨论的只是它的形式问题。“塔楼在它的发源地香港和东南亚还比较讲究，被设计成三叉形或蝴蝶形，而现在流行在北京的塔楼越来越多地肆无忌惮，成了宽厚无比的矩形，”童悦仲把这种在同一层上分配10户甚至12户的高层高密度塔楼称做“捆绑式巨塔”。“这样的住宅不在乎通风、朝向，从目前北京已建和在建的巨型塔楼格局来看，不仅很多房间成了小黑屋，而且必然有一些单元终日见不着阳光。”童悦仲说。

现在，中国城市中的大部分中高档住宅也在以塔楼为主，所不同的仅仅是居室面积和内装修。“如果我们看到全国城镇居民还有1/3没有住上成套的房子，在建设部大院里也还有好几栋卫生间和厨房共用的筒子楼，就能明白即使是这样的塔楼已经是多么大的进步，对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它简直是及时雨。”但童悦仲并不是不知道塔楼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他转折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高密度高层都会成为住宅的绝症。”在美国，那里30年前建造的一批高层住宅现在都成了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贫民收容所。尹稚说：“人们都喜欢窗外的草坪，而不希望醒来后看到的就是钢筋水泥的阴影。”

我们和谁住在一起

30多年前，清华大学将教授和校工安排在一个楼层居住。“教授们不愿意与人走动，工人们则喜欢光着膀子大呼小叫地打牌打老婆，”尹稚说，“这种实验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冲突在日常生活中迅速地表面化。”40年代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的清华大学张守仪教授后来在论文中强烈呼吁，在中国实现“同质人口聚居”，因为不同阶层的人从生活状态到生活观念都差别迥异。

现在，同质人口聚居已经逐步成为现实，房产商们正越来越多地按照这种趋势为自己的项目寻找定位。住宅区的遍地改造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布局：大量的城市拆迁户发现他们没有机会再搬回原住地，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那里拔地而起的高尚住宅。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开始相互疏离，富人们彬彬有礼地住在一起，穷人聚居区到处可见废弃的空地和关门闭户的商店，堆满垃圾的大街小巷没有救命稻草。

用收入的区别选择社区和邻居的做法在这个商业社会是自然而然的。人们兴建更美好的居住区，作为显示财富、成就或身份的一种手段，每一个白领人士都愿意居住在一个舒心、放心而有信心的环境里。但负责与国外同行进行人居交流的建设部官员童悦仲告诉记者，美国住房部明确地希望，他们与中国在北京、上海合作的两个住宅项目能够成为不同阶层的共同居住社区。

这种有违商业规律的做法其实在美国早已有之。2年前，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就选择了芝加哥作为试点，他们和市政当局决心将方圆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加布里尼-格林公共住宅区重新改造，那里林立的23栋7～19层高层建筑居住了7300名失业者，几乎都是非洲裔美国人，没有一块玻璃的窗户和走廊像监狱一样被铁条封闭。这座城市本来已经对加布里尼-格林麻木不仁了，直到1992年，藏在那里一栋楼10层无人居住的公寓里的枪手，开枪打死了一名牵着母亲的手去上学的年仅7岁的小男孩，市民才再一次受到震惊，孩子们把小男孩遭枪杀的那片高楼中的开阔地称作“刑场”。

加布里尼-格林公共住宅区让这座培育了密斯、苏利文、赖特等建筑大师的城市感到羞辱，三四十年前，住房计划修建的这些高层住宅就是由密斯、梅厄斯等大牌所设计的。官方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将加布里尼-格林变为多用途社区，居民收入各异，社会各阶层互相交往，与芝加哥其他地区有机结合在一起，清洁的和陶冶情操的环境使最落魄者也能精神振奋。计划中的社区面积比原来扩大了6倍，包括大约2600个住房单元。

“美国当今的信念是，不应让很穷的人在城市里聚居在一起，那样的社区势必成为犯罪、疾病和无政府行为的温床。”尹稚解释说。他刚刚在富庶的美国加州湾居住了一年，那个时候当地的报纸正在争论封闭式的宅院小区是否意味着不公平，“美国历史上是没有这样全封闭式管理的大宅院的，现在这些新出现的封闭宅院成了独立王国，而没有封闭管理的街区则突然质量越来越差，批评者认为，这种失衡带来的变化使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努力越来越无力。”

但没有人知道人为制造混居的做法能保持多久。“穷人和富人住在一起的想法是乌托邦，”《芝加哥论坛报》写道，“经济阶层的形成，其实应该视为一种动力，推动着城市住宅环境的营造，激发了家庭奋斗的精神”，而混居则使“那些勤劳奋斗的人被剥夺了向懒汉显示自己成就的机会”。

“参加工作和取得成就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移居到更好的社区去。”尹稚也承认，“同质聚居”的现象几乎是所有商业社会所共有的，但他坚持认为，在所有国家，居住问题都是由房产商、个人和政府共同谋求解决的。“美国最近出版的《新政府运动》一书所列举的20个住房项目中，有18个是由非赢利性社会发展商做的，另外两个由政府和房产商共同开发。美国的教授说这些都是从中国学来的，而现在我们的很多人提出要将居住的前途命运交给开发商。”尹稚说，“在住宅这样的问题上，政府的手是要起作用的。”

中国正在房地产商们的推动下完善着关于居住的期望，无论从居住质量上还是在激发对环境的自觉性方面。然而，住宅和居住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去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次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问道：“在城市住区影响我们的同时，我们又怎样应对城市住区问题？”

“至少，在商业社会满足获取最大财富的同时，以维护社会公平而不是利润为己任的政府，需要认真考虑那些正在流行的做法在社会学意义上有没有好处。”尹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