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兰作为一家国有企业，能拿出15亿的“大红包”用于职工持股的改制成本，这听起来的确有些骇世惊俗。但为什么能够被上面批准、社会认可？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决定性的一条，是陶建幸十几年来领导春兰人自费改革，创造出了这种制度革新的资格和条件。

首先，春兰拿出的15亿，不是财政拨款，也不是银行贷款，而是春兰人近些年自己创造的巨额财富的若干分之一，大头仍然在国家的口袋里；其次，是陶建幸在带领春兰人一路过关斩将、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不但展示了他作为企业领袖的过人胆识和才华，更充分赢得了上下左右尤其是高层领导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使他拥有了足够的安全感与活动空间；第三，春兰作为行业排头兵和地区领头羊的企业，它所扮演的不仅仅是利税大户、就业大户等角色，还理应充当制度创新的典范，并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事业的长治久安……等等，正是由于陶建幸和他领导的春兰提前创造了一大堆类似的前提条件，国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应有的改制方向才得以在春兰获准探索与尝试，陶建幸在经过长达两年的酝酿和准备才终于迈出了这“审慎而坚决的一步”。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靠能人、靠创业型的企业家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今天，所有新创办的企业都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所有从昨天走过来的成功企业都应该从能人时代向制度时代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