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牛文文

一位从事企业高管培训业务的朋友，向我说起这么一件事：他的许多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脱产MBA培训回到企业后，都遇到了轻重不同的“语言障碍”——老板和部下都觉得他变得满口新词“有点听不懂”，他本人也发现要向上下级讲清一件事情似乎比以前更费劲了。于是，“干群”关系微妙地有点紧张。其中一位老总学生，索性请老师们到自己的企业办个“企业学院”，好让员工不费劲地听明白自己的话，好让企业内部重新建立“共同语言”。

“共同语言”，企业的共同语言是什么？这实在是个耐琢磨费思量的有趣问题。《圣经》中说，耶和华想阻止诺亚的子孙们在巴比伦建起通天塔，没发雷霆之怒，没令山崩地裂，只不过是让在脚手架上忙忙碌碌的工匠们突然“各说各话”，忘记了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于是未完工的巴比伦通天塔就成了人类感认自身能力局限的原初记忆。可见语言问题从来都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直到今天，卫星上天，人类登月，巴比伦人建个通天塔的雄心已显得那么幼稚可怜，但各国的学者政要们仍在为“话语体系”、“话语权力”之类的语言问题争吵不休。伟人说得好，解决问题和矛盾，要从寻找共同语言开始。

可是看看今天国内企业界，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外部社会的语言沟通，的确好像越来越成问题了。

“失语”的混乱，由“市场”而起。它像耶和华之手，让企业的差别越来越大，让不同地域、不同产业、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丧失“共同话语”，“各说各话”。以我们自身的体验为例：办一本主要给企业家的杂志，我们每天都碰到“语言问题”。去年年初我们请7位“两会”企业界代表委员做客本刊，4位来自国企的企业家坐在桌子的一边，3位民营企业家坐在另一边，大家谈的都是“低谷对策”，但会议桌两边的“语言体系”总有点接不上头，这边多谈管理经验，那边大讲资本运作；一边目光向内像个大管家，一边眼睛向外像个资本家。今年春天本刊“WTO与新经济”论坛，企业界朋友围绕我们办刊方向大起争论，内蒙古来的企业家希望我们多关注传统国企，少登点网络英雄，福建一位企业家则表示爱看“柳倪相争”之类的故事。我们似乎正面对着一个个性越来越鲜明，语言越来越分化的群体，以至于有时我们甚至觉得自己更多的是在各个企业家族群之间做“传译”：你怎么能让一砖一瓦艰难创业的乡镇企业家理解网络小子们画饼圈钱一夜暴富的赚钱方式？怎么让民营企业家理解国企同行的对政治生存术的痴迷？

更大的“语言障碍”，来自企业内部。

比如说，代际语言障碍。中国许多优秀企业在庆贺15周年的同时，也开始过“交接班”坎。在新老更替的敏感过渡期，新人与老人间的“语言”问题格外突出。在已经引进职业经理人的企业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李汉生、吴士宏、宋新宇、黄骁俭们在发布会上大谈E-Media、E-Das.COM、看吧，而同样是专家出身的前辈们王选、李东生、王国端、徐少春，在这种场合的表态只能是“他说的，正是我想的”。对大多数深圳打上创业者烙印的非IT企业来说，寻找可被共同接受的代际语言，几乎成了考验老人宽容度和新人历史感的一座“巴比伦塔”。

WTO语言级差。谈了14年，企业和国家顾不上再争辩WTO利弊得失，一个冲刺式的全民WTO大培训，在1999年秋季就已展开。北大清华人大，行政学院党校，中欧学院安泰学院，经贸委企联，各种机构一起上，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培训班、EMBA班流水般开业结业。北大清华校园里，甚至出现了“老板学生”族。程度不同的MBA课程成了这些班次的公共课——所谓MBA不就是发达国家企业管理者的“基本语言”吗？以前这类语言一般由涉外企业和外资人才垄断，现在慢慢扩大到整个企业界。当然，觉悟早的和觉悟晚的，早学习的和晚学习的之间，免不了有类似英语四六级的“WTO语言级差”，文前那个企业家感受到的“语言问题”由此而生。

“老板语录”与“企业宪章”。中国企业老总，其实非常清楚企业内部语言问题。很多企业都出版过形式不同的“老板语录”。上个月，笔者在深圳采访，惊讶地在一家著名的金融机构里见到一本“X董事长语录”。蓝皮精装，庄重大气，里面详细收录了创业以来董事长在各种场合的讲话，粗粗翻看，这个金融巨子的艰难创业史和经营理念的形成，跃然纸上。如我这样的外人看了印象尚且如此深刻，企业内部职工岂不更容易形成“共同语言”？

同样在广东，两家有创意的企业，把“企业语言”提升到“基本法”、“宪章”的高度。从“老板语录”到企业“共同语言”的范畴，但给人的感觉却从人治变成了法治，从老板“怎么让员工听懂我的语言”变成“怎么能让全企业用一种语言说话”，至于具体采用哪一种语言（谁的语言），全体员工（至少是管理层）应该都有发言权。

不过，企业家们也用不着太着急，不光是企业，整个社会的语言现在都有点“混乱”，不信可以试着听听这样一句网民惯用语：“121, 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