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丁

一

我和丈夫结婚于20年前。那时，他在山东邹平县某建筑公司任施工员，我只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工人，收入非常有限。1986年春节过后，在我的支持下，丈夫辞职与人合伙组建了一支工程队。几年时间就使我们家在经济上打了个翻身仗，成了我们所住城区有名的富裕户。

1990年春，工程队不幸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我们多年的积蓄一下子化为乌有，工程队也被有关部门取消了施工资格。遭此一劫，丈夫心灰意冷，拿着处理各种施工设备所得的5万元钱回到了家中。就在这时，丈夫的要好朋友老马带着两个陌生人来到我们家，据他介绍，这两个是他的朋友，来自北京，高个子叫刘鹏，矮个子叫张俊，不久前他们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了当年孙中山在美国买的大量债券，一旦兑现，将会获得数十亿美元。但此事处理起来手续繁琐，必须打通各种关节，急需一部分活动资金，因为此事不宜张扬，他们只好通过个人关系在民间集资，凡投资达到10万元的，将至少得到100万元回报。朋友说他已经投了5万元，准备过几天再投上5万。希望我们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狠狠赚它一把。

那个叫刘鹏的打开包，从里面拿出一大堆材料，一一翻给我看，我注意到，这些材料都印制得非常正规，有介绍这些美国债券的来历和现在价值的，有说明集资办法和获益比例的，还有一份北京某国家机关出具的证明……让我们一一看过后，那个叫张俊的又拿出一张委托合同书和一本资格证，说：“我们选择投资者也是非常严格的，一是必须经过朋友推荐，二是投资者必须忠实可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经济能力，三是必须具有雄心大志。那些鼠目寸光和疑神疑鬼者都不在我们选择之列。”

和两个北京人认识还不到3个小时，丈夫就答应给他们5万元，并承诺半年内凑足10万元。我怕丈夫误入陷阱，向他说出了我的怀疑，丈夫一笑说：“想发财就要敢于冒险，前怕狼后怕虎的永远也成不了大事！”

丈夫的话虽然没有完全打消我的疑虑，可我的心还是动了，特别是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可能得到数百万元的回报，我的理智很快也被欲望的浪涛淹没了。

二

北京人走后，为了尽快筹足另外5万元钱，我和丈夫开始四处奔波。很快便借够了5万元钱。11月底，刘鹏、张俊他们如约而至。在酒席上，刘鹏还委托我丈夫做他们的代理人，负责在山东的集资工作，许诺将给我们丰厚报酬，并当场拿出5000元钱让我们安装电话。

刘鹏、张俊走后，我和丈夫开始为集资的事四处奔波。出人意料的是，任凭他磨破嘴皮子，数月过去他熟识的人中就是没站起一个响应者。而在此期间，已回到北京的刘鹏、张俊天天打电话催问集资的事。在丈夫的要求下，我硬着头皮开始在我的小圈子里活动，无论是同学还是同事，凡是沾点亲带点故的我几乎都没放过。

至此，我们已经投入了整整12万元，而这12万元巨款中有7万元是从个人手中和银行借贷来的。

其实警钟在我们误入陷阱不久就已经敲响了。1991年春节过后，第一批借钱给我们的债主们开始上门讨债。不久，我丈夫的大舅突患脑溢血住院抢救，急需用钱的表弟捎信让我丈夫赶快归还欠他的5000元钱。那时我们家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日常生活仅靠我那点病保工资维持，唯一的还钱办法只能是借。人家这是拿钱救命啊，岂能容得我们拖延？后来还是我千乞百求从厂里借钱解燃眉之急。

最困难的是1993年。这年5月，我丈夫曾一再托人延期的那2万元银行贷款又一次到期，银行声称，如再不按期偿还，将诉诸法律。

面对银行的最后通牒，我一听急了，让丈夫赶快给北京刘鹏、张俊他们打电话救援，可一如往常，他们所留的电话号码根本无人接听。“我们遇到骗子了？”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里忍不住一阵阵发抖。当天我和丈夫赶到牵线人老马家，可老马手里与我们是同一个电话。我知道我们是受骗了。

回家不久，为我们贷款担保的朋友来了，一进门就没轻没重的把我们挖苦了一顿，说他存在银行的钱被扣押了，让我们赶快想办法解决。

朋友走后，我来不及擦去眼泪，忙问丈夫到哪里再去借钱，他沉默了半晌，突然把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咬着牙吐出两个字：“卖楼！”

三

6月底，我家的楼房以10万元低价卖出。还完了所有的债和预支了一年的房租后，剩给我们的已不足3万元。最后决定在城边309国道的沙发市场上设摊销售家具。

1994年11月初，我们的家具店开业了。因是年关在即，生意非常红火，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净赚了1万多元。我们一家3年来度过了第一个愉快的春节。

谁知就在这时，北京的一个电话又把我们平静的生活打破了。那是1995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已经一年多没有音信的刘鹏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丈夫务必在3天之内赶到北京，商量分红的事。我自然不相信他们的鬼话，可丈夫说不管真假，就是为了我们那12万元钱，也应该去一趟北京。

我丈夫在北京住了5天。在京期间，刘鹏他们不但热情相待，还带着丈夫及全国各地来的30多人游览了长城、故宫，并每人奖励了5万元（不是现金，是一张投资收据）。如此一来，我丈夫原有的疑虑一扫而光，并又再次深深感染了我，当丈夫提议从家具店抽出3万元再投往北京，从而凑足20万元整数时，我也没提出异议，竟又鬼使神差地点头同意了。

刘鹏他们收到3万元汇款后，来电话对我丈夫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说已经同美国方面开始接触，可望在年内解决，希望我们尽可能在亲友中宣传发动，还许诺给予我们丰厚报酬……我丈夫受此鼓舞，在家具市场内到处游说，动员人们投资。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有人动心了。这年夏天，几个家具商共同出资10万元，经由我丈夫之手汇往北京。

由于我丈夫动员人们投资时许诺了一年的期限，因此在一年期满后，投资的人们开始向我丈夫追讨，最初他们还比较客气，后来就翻脸了，指着鼻子说我们是骗子。为了解除嫌疑，我丈夫多次打电话催问刘鹏他们，可他们每次都说很快就有结果，而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食言。再到后来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彻底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这时，人们的耐性已到了极限，有的三日两头上门吵闹，有的则直接守在店里，只要一卖出家具，就强行把钱拿走。到了1996年秋天，我们家具店开不下去了，只得关门退掉店。晚上回到租住的房子里，想起我们过去的小楼，想到我们这几年遭受的重重磨难和耻辱，我意识到我们可能真的遇到了骗子。悔恨之余，我向丈夫提议到公安机关报案，丈夫却不同意，坚持自己来解决，他说一旦此事是真，岂不是弄巧成拙。仍抱有一丝侥幸心理的我只好打消了报案的念头。

直到1999年春节到来时，我的幻想才彻底破灭。我多次在丈夫面前咒骂刘鹏这个骗子，也一再要求到公安机关报案。我的眼泪和面临的困境终于使我丈夫失去了对刘鹏的幻想，开始找律师咨询有关事宜。谁知就在这时，久无音信的刘鹏又突然打来电话，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在美国办理有关手续，钱6月份前就能汇来。他要我丈夫赶快准备2万元手续费，给他汇去。我一听火了，让丈夫立即报案，他却坚决阻止了我，并不顾我的反对，再次从私人手里筹集2万元高息借款，汇往北京。

我的担心再一次变成现实。1999年8月16日，当我女儿收到了某大学录取通知书，为尽快解决学费问题，我们先是电话联系，后又赴京寻找刘鹏他们，可刘鹏等人再一次失去了踪影。

就在我们绝望之际，善良而大度的亲友们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与女儿泪别后，前思后想，我终于彻底明白我们是陷入了骗局，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丈夫却仍固执地认为刘鹏一定会来，会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何琼书摘自《家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