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成

说起郑三喜这个人，你很难给他下个什么结论。虽说官方早就给他冠上了农民企业家的头衔，但周围老百姓不大喜欢这个称号，说太笼统，叫上去不过瘾。他们评价他时只有一个字：宝；或者再加一个字：活宝。这是土话。说得明白一点，人不错，就是没个正型。

三喜自幼丧母，是靠着生产队那棵大树风里雨里一年一年长大的。那时候他连一顿正经饭也没吃过，自留地里挖两个红苕烧着一吃是一顿饭，生产队地里偷两个玉米棒子煮着一吃也是一顿饭。唯一的盼头就是救济粮、救济款，只要钱一到手，他就到县城去下饭馆子，泡澡堂子，嘴角还要咂一根烟。钱一花完就又苦巴巴地打发日子。看见别人吃面条，他说是鞭稍撅尻子，看见别人吃煎饼，他说是狗拉娃垫子，聊以自慰。人们不无嘲讽地问他：“你个碎东西可怜得不能再可怜，还叫三喜，喜在哪儿呀？”他总是笑嘻嘻地说：“你喜，我喜，大家同喜，这不是三喜吗？从前喜，现在喜，将来更喜，这不也是三喜吗？”好不容易熬到二十出头，村干部们撮合着让他给人作了上门女婿总算有了个落脚。

这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年头，很多人被眼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眼花缭乱，而他却觉得正好尽情发挥自己。当周围的农民完全沉浸在重新获得土地的喜悦的时候，他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消息，别出心裁地养起土元来，结果不到一年就净赚了两千多块。按说有这两千多块钱垫底，做什么不成？但他却鬼迷心窍，跑到歌舞厅去开洋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