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故事涉及了市场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1）风险分摊，（2）社会公义。前者是市场的功能，后者是宪法基础上的政府的功能。随着劳动力和土地的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乡村政权便面临着职能转换的艰巨任务——如何把政府的合法性从血缘联系的基础转换到超越血缘联系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合作秩序”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展。

图1描述土地资源不变时本地居民选择劳动力投入方向所包含的“风险成本”：横轴上标出了本地劳动力完全务农时的收入和完全务工时的收入，以及这两种选择的“平均值”。对应于y的“风险回避型”期望效用曲线与两种选择的现实收入的平均效用值之间的差，定义了本地居民为了平滑风险而愿意支付的费用——“风险成本”。注意，当工业收入突然下降，由它们的均值决定的风险成本R便下降到接近于零。

外地劳动力向本地迁移的成本与收入：移民首先需要支付一笔固定成本（包括巨大的“心理成本”）S1，其次需要支付在移居地的日常维持费用，这两种费用合成了“沿时间的”边际成本曲线MC。新移民的劳动收入取决于土地对劳动的边际回报率和本地居民的风险成本R（因为外来劳力从本地居民手中转包土地所支付的价格与R成反比。边际毛收入与边际成本曲线的差就是移民沿时间t的边际净收入曲线NR1。这样，移民的净收入在初期是负值（因为巨大的S1），只在时刻T1以后才变为正值。因此，仅当本地土地的劳动边际回报率和风险成本足够高，以致由NR1决定的“经济上合算的”土地承包期T1小于移民预期可以得到的土地承包期时，移民行为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