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等　

世上有墙，有了墙，就有了“里面”和“外面”。“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总是用来挡住“外面的”人的，只有一种墙是例外，那就是监狱的墙。被那道墙挡在“里面”，“墙外行人”的令人心动恐怕就有胜于苏东坡当年在墙外听“墙里佳人笑”的感觉。“他现在应该已爬上那道坡了吧?”有人在里面这样议论一位刚刚获释的伙伴。我竟有如读到一句好诗，被它的美逼得热泪盈眶。当然，那时候我恰好也在里面。那道坡离我很近又很远，就像我那刚刚逝去不久的童年。然而更加令我悄然神往的是那行走，一步一步，往上往上，真愿意那条路没有尽头。

我第一次从外面面对那道墙时，只差一点便要发声赞叹：好高的墙!那是1971年，一个晴朗的早上。在公安局“连续作战”(审讯)三天之后，我的心情分外松弛，好似被送往疗养地一般。我模糊地意识到，墙里面有我的同类，我不会再像在公安局里那样影只形单。

墙跟前还有一道石梯，拾级而上，才是通往里面的门。那门仿佛矗立在半空中，墙于是显得越发的高。按照指示，我提足中气大喊了一声“报告”，那门便咣当一声(实际上是两声)猛然大开，响声清脆激越，直干云霄。然后是门旁“武装”(囚犯们这样称呼守卫监狱的军人)的断喝声：“进来!”事实上开门声和断喝声摩肩接踵，难分先后，一时间我只觉余音缭绕，赛过了山间古刹的暮鼓晨钟。恍然间又觉得自己是在演电影，不折不扣地入画了。垂着头(同样是按指示)我从虎视眈眈的“武装”身边走进去了，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一声“报告”，效用竟好似阿里巴巴的一声“芝麻开门”，待得要出这道门时，这一声同样是少不得的。

“里面”和“外面”是囚犯们的习惯用语。其实恐怕也是一般人的习惯用语。某人被捕，人们的说法总是“某人进去了”；某人获释，人们的说法总是“某人出来了”。但对于坐牢的人来说，里面和外面的区别是绝对的，不会因“语境”(上下文?恕我借用了一个时髦用语)的不同而引起歧义。高墙之内是里面，其他地方都是外面。安徒生有个童话故事说，院子里一共只有一只猫和一只母鸡，它们的口头禅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仿佛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坐牢的人说起话来，都有这种气概。

细想起来，这种关于里面与外面的绝对划分，很类似于人们对“家”的态度。家永远是“里面”，其他地方永远是“外面”。也许我们只能说：这“里面”不是那“里面”，入狱与回家不会是同一种感觉。然而我也曾见过这样的人，把鞋一脱(进门脱鞋是囚犯们为维护室内清洁而制定的室规，与时下装修得很好的私家住宅的规矩一模一样)，便大喊一声：“我回来了!”这样的人自然是曾经到过里面的人，通常被称为“二进宫”者。在我坐牢的那个年代，到过里面就与里面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少有人真能回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在世人眼里，那道墙把到过里面的人永远地挡在了里面(可以被叫作“劳改释放犯”或“关押释放犯”之类)。因此，“我回来了!”这一声喊可说是发自肺腑，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风都吹得进来，火车都拉不出去。”这是墙内智者总结出来的一条哲理。前半句只要刚一进去就能明白，后半句则需要漫长的岁月来证实。从外面进到里面，不像是穿过了一道高墙，倒像是一“失足”(外面常用的一个词)就掉进一个洞里。掉进去你才知道，里面有那么多先来者，那么多蠕动着的躯体和生命。在外面的时候，你几乎未曾收到过这些生命的任何信息。在里面你则可以想象，外面的人大都不会觉察你已经掉了进去。他们匆匆忙忙或者悠悠闲闲地从洞旁经过，你屏息以待，不知道是担心还是希望他们当中有人一不小心也掉了进来。当然，最强烈的希望还是自己有幸能出得洞去，因此洞外的任何一声响动都会揪紧里面每个人的心。这种希望很少能被岁月磨钝，它总是那么尖锐，你不可能感觉不到它，因为它仿佛会时常划破你的内脏。

沙俄时代的民粹党人薇拉·妃格念尔出狱后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巴金先生将其书名译作《狱中二十年》，并指出直译当译作“当生命的钟停摆的时侯”。二十年的光阴被视为一个休止符，这委实让人难以接受。可是，大多数坐牢的人都有这种暂时感，认定只有出了这道高墙，生活才会重新开始，而且是只要出了这道高墙，生活就会重新开始。薇娜·妃格念尔出狱后又活了几十年，在十月革命之后还出任过某博物馆的馆长。值得一说的是，她的博物学知识完全是在狱中时学到的。我想她并不真正认为生命的钟曾经停过摆，否则她就不会写下那本感人至深的回忆录。依我的体会，生活在里面并没有中断，出狱也并不意味着重新开始。重要的是你到过“里面”，这个事实会改变你的一切。或许我们可因此反过来理解柏拉图的“洞喻”：没有到过洞里的人，无从看到生活的真相。

我恐怕是扯得太远了，而且议论也过于“宏大”。还是回过头来讲我自己的小故事吧。进得那道门，高墙内首先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大院子。我的第一感觉是：还真够宽敞的!院子就是院子，本无可道处，偏偏我却觉得那院子有些异样。后来我才明白，这异样的感觉也并非无中生有。那院子的特别之处在于：水泥铺成的地面自晃晃一大片十分耀眼，没有一棵树，没有一蓬花，没有一根草，也没有任何支架、绳子、电线杆之类的物事……总而言之是一个无物可攀援、无处可藏身的场所。四周的高墙因此更似垂直的井壁。当然，头顶上有蓝天，高墙挡它不住。坐井观天，不时可见白云飘过，方知外面的世界还没有消失。顺便说一句，后来我一听见文人骚客们近乎夸耀地谈论“去蔽”(海德格尔的用语)，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光秃秃的院子。

院子里侧是一幢U字形建筑，平房平顶，矮小敦实。说它像坟墓有恐落套，但那U字的开口无声地对着我，很有点准备把我一口吞进去的可怖气息。整个院子里只听得见我与那位押解我的警员“笃笃”的脚步声，倒像是我们正走向一个久无人住的老屋。

随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床，有办公桌，桌前还坐着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这地方不错，今晚大概可以好好睡一觉了。”一走神我就开始东张西望，却不料又听见一声断喝：“跪下!”声音是从那位坐着的男人齿缝间发出的。由于他是广东人，操的很像是当今快要成为第二国语的广东普通话，我不太听得明白，又由于“跪下”二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未免离奇，我即使听明白了也不敢相信，所以当时我竟是毫无反应。“跪下!”又是一声，这一回是从胸腔里发出的，明显带有共鸣。押我进来的本地警员怕我还没明白，在我耳边悄声重复了一句：“叫你跪下。”听上去倒像是温言软语。扑通一声我跪下来了，心里很有些惊慌。那位广东人似乎余怒未消：“你不老实我铐死你!”边说还边用手指着我身后的墙。我这才发现，那墙上挂着一串手铐，乌黑锃亮，冰冷肃杀。只是那环环相扣的形状却让我想起“猴子捞月亮”的情景。我有点儿想笑，但心脏却又止不住地怦怦

在跳。回头看见那位广东警员还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真个是眼若铜铃。接下来的细节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慌慌张张地抱起我的行李，行李中包裹着的纸张散落得满地都是，还有一只袜子也掉在地上没敢收拾。这之后我跟着本地警员穿过走廊，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来到一个上了大铁锁的门前。我刚才显然产生了一个误解，把值班室当成了我将被囚于其中的牢房。而在这上了大锁的门前我又一次产生误解，以为门里面等着我的是一间空房，因为除了开锁声，我听不见任何声息。殊不知门一开，一道光射进门里，十数双眼睛则一齐射向了我。大约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地板上贴着三面墙端端正正地坐着十三个人(这数字是后来数的)，也形成一个U字形。虽然光线较暗，我仍能看得清，这十三个人个个是光头。早就听说坐牢的人由于缺乏日照而脸色惨白，但那十三张发青的脸还是使我一见之下有些骇然。牢门未关上之前他们统统不说话，端坐在那里有如十三尊泥塑的罗汉。牢门关上后又沉默了几十秒钟，直到那位警员的脚步声去远，然后，就像一锅水突然开了一样，十三个人几乎同时开口说起话来。他们热烈地议论着，还不时指指点点。也有人直接来对我表示关怀，问长问短。我坐在靠门一侧的墙根(只有这一侧是空着的，角落上安放了一个马桶)，一言不发，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对面墙上的铁窗。原先以为铁窗就像一个铁栅栏门(电影上见过)，里外站着两个人还可以富有诗意地对话。没想到这墙上的铁窗竟是那么小，并且还那么高不可攀。铁窗外可瞅见那高墙的墙头与墙头上的电网，电网上方还可以看见一段长满青草的山坡。说是“一段”，是因为从我的视角看，既不能见顶也不能见底，事实上我看见的只是很窄很窄的一段。就是这段“青山”，后来曾引起我无数遐想。我想象某位亲友出现在那一段“青山”上向我张望，向我招手，向我传递墙外的信息。老天知道，那种想象每一次都会让我神驰万里，不知今夕何夕!

当时坐在那里我却是什么也没想。我只是有些诧异：我到底所怕何来?我并不怕那墙上的手铐，也不怕那位广东警员明显是装腔作势的恐吓，但我竟然双膝一屈就跪在了地上，我竟然在收拾行李时那样地慌慌张张，我竟然坐在这地板上仍然心跳不止。我分明很怕，却不知怕的什么。这很可能使我当时显得一脸的惶惑。同牢的人却误解了我的表情，一位聪明人就在那里悄悄地发表宏论：“来者非凡，你看他那副毫不在乎的模样。”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大约是受过惊吓之后出现了一种涣散，就好像一只聚光不好的手电筒一样。

事隔几十年后，我时不时地还会琢磨我当年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所怕何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粤语当时就像今天这样普及，我就不至于听不明白那一句“跪下”，而如果当时我就听明白了，或许就不至于因仓促反应而急忙跪下，接下来也就不会兵败如山倒般地慌乱不已了。这样想时，真恨不能晚生三十年啊!当然，其实这种想法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惯常伎俩而已，那以后我不止一回在听得很明白的指令下顺顺当当地跪了下去就是一种证明。到我学会不再下跪或者说学会让警员不再对我下此种指令时，我在狱中度过的时光已将近两年了。时至今日，对于我曾下跪的历史我不敢稍言屈辱，因为我知道“我怕得有理”(我在这里借用了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的一句话)。汉朝名将周勃从大牢中脱身之后曾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切不可将此语理解为傲视“狱吏”。《史记》一书中记载分明：“勃恐，不知置词。吏稍侵辱之。”不管世道怎么变，监狱总是“里面”。“里面”有“里面”的法则，万世一系。进得那道门，“狱吏”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不管你在外面是何等人物，有何等风光，进了这道门就都归我管!”

回头再说当年我一头栽进牢房后坐在地板上发了半天呆，同犯(囚犯们套用同志、同学等用语发明的相互间称谓)们一边窃窃议论一边耐心地等我缓过气来，随后才与我展开对话。他们问我犯了什么案子，我问他们已经坐了多长时间。那一阵寒喧对于他们来讲已属日常会话(我毕竟不是第一个后来者)，对于我来讲却无异于踏上了一片新大陆。在他们看来．你既然来了，就成了我们的同类。这变化只发生在铁门重新锁上的那一刹那，根本就不需要过程。在我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异乡人，只不过因迷航而误入了他们的国土，不久后我就要返航回乡。听他们介绍自己的历程，我不免心惊肉跳：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全都已在此间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不相信自己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所以反复对他们强调说“我的情况不同”。他们都是过来人，当然不会介意我的此种反应。初来者觉得自己“情况特殊”，而事实上是比你“特殊”的还大有人在。那年头似乎是有人抓人，无人审案。有一位因“杀人嫌疑”入狱者坐满十年后才得审理清楚“无罪释放”，看守所所长还以此为例教育我们要相信政策(不是要相信法律)。他说，我们从来就讲实事求是。某某嘛，我们关了他十年，查清楚他没问题，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云云。

第一天是怎样过去的?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那个下午。按规定中午须午睡，不管是否睡得着，所有的人都得躺下。我躺在地板上侧耳倾听墙外的动静。只要有汽车开过或类似汽车开过的响声我就会焦灼以待，希望听到刹车声，希望那是公安局开来的车停在了大门口，然后进来一个人对我说：“起来，跟我出去!”这种焦灼十分尖锐，一个下午都让我不得安宁。接下来的印象就是第二天早上了。我大概在夜里睡了一个好觉，身旁的响动让我惊醒。天还没亮，周围的人都已“起床”。有的坐在床上(即地板上)，有的站在地上，正在做着各种姿势不同的自编体操。房门锁一个接一个地响着，“管教干部”(囚犯对警员的称呼，简称干部)连声吆喝着，屋外院子里有许多人急促地跑着。——放风倒马桶，“里面”的生活真正开始了。

朱正琳，制片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砍大山”》、《余响》等。

另类

赵园

我已不能准确地记起，自己是什么时候有了“出身”这概念的。或许并非在“反右”之后；只不过“反右”使我获得了一种身份：“右派子女”。“出身”的严重意味，肯定是到了这时，才被深切地领略的。此后发生的事情略有一点戏剧性，即在那时常常要填的诸种表格中，起先在“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依据的大约是后来所谓的“查三代”的原则，到中学毕业前夕(想必与高考有关)，如同施了某种小小的诡计，随大流地将“地主”改成了“职员”。这种小伎俩自有被拆穿的一天。记得文革最热闹的那段时间，躲在宿舍里听外面的辩论会，就听到了如下问答：(众声喝问)：什么出身?(答)：职员。(众)：什么“职员”!滚下去!那之后，在诸种填不胜填的表格上，我虽仍旧填我的“职员”，却总像是有点鬼祟。而在这进程中，有了心病的对此种表格的恐惧，填写直系、旁系亲属的“政治面貌”一栏，总令我有当众受辱之感。我始终不能在这

种事上麻痹自己，将此视为惯例而处之泰然。

也不记得打从何年何月起，这类表格竟少了起来，而且其上渐渐隐去了“出身”一项。我想最初我肯定会有被大赦似的庆幸的吧，奇怪的是，竟也并无此种记忆。此后的事态发展更匪夷所思，我的姊妹中竟有了不止一个党员，且有人从事过“党的工作”，而我记得我的这个姊妹是连入团也曾大费周章的。时至今日，我们自然早已适应了新的身份与处境，无不心安理得。“忘却”这一心理功能实在是上帝之于人的一大赐予!因而当今年劳动人事部的“履历表”发下时，我竟像是猝不及防似的，有时间倒转之感。当然那种感觉只是瞬间而已。

在上述变化发生之前，我也曾像同类那样，被不断地告知应当“划清界限”，更严重的说法，是“背叛家庭、阶级”，较温和的告诫则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的姊妹在选择配偶时，无不以“好出身”作为一种不明言的条件。只是到了我以大龄青年而与后来的丈夫相遇，在听了他极坦白的自我介绍后，竟因了曾同属“另类”、“门当户对”而放下心来。时值七、八十年代之交，人的思路有了如此微妙的不同。与他相熟起来之后还发现，这两个绝无机会相谋者，竟作出过同一决定，即不要子女，以便“消灭剥削阶级”。

其实即使风水转换也可能是积渐而至，只是人们往往不大察觉罢了。就我的经验，那变化的契机正在将“出身”强调到了极度的“文革”中。大约是“文革”中后期吧，我突然领到了一种身份：“可教子女”(全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出自伟大领袖的一条“最新指示”)。当时北大正在京郊平谷县的山区搞“教改”，被认为属于这种身份的同学，被军宣队召到了一处“落实政策”。由我看去颇有点讽刺的是，这当儿和我待在一起的，正有几年前还视我为“另类”者。我猜想他们一定会为与我归入了一类而感到耻辱。有趣的还有，这些被“落实政策”的子女们像是全无感激之意，倒都有点悻悻。甚至如我似的老牌“黑五类子女”竟也不安分地想：凭什么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难道他们都是不必教育、天生革命的?这“可以教育好”岂非认定了我们本来不好?

在某种意义上，“可教子女”也如“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文革”中所发明的像是意在“解脱”却使当事者备感屈辱的名目；有理由认为使对象受辱(亦一种隐蔽的惩罚)正是动机的一部分。我们这民族从不乏将人分类以及命名的艺术，也是一种“语言智慧”吧，上述构造精致的语言材料即可资证明。这类文本到了现在已必得详加注释才能为年轻者读懂，我却认为包含其中的意味，即使再详尽的注释也不可能传达。

“出身”作为问题在文革中的经历，还远为复杂。即使有过大量迫害的例证，同属“另类”者的“文革”记忆也仍不妨互有不同。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可能体验过某种“解放”之感。在我的经验中，正是混乱与破坏，给了他们这稀有的机缘。我的相册上保存着二姐“文革”初期在天安门前私自戴着红卫兵袖章拍的照片，摆着当时最流行的姿势(我认为那姿势由二姐做来，特别的帅)，将小红书抱在身前。那袖章我只在她的这张照片上见到过，也无从猜测当她将这袖章戴在臂上时，有没有类似混水摸鱼的不安。多半没有的吧。二姐是我的姊妹中最单纯的一个了。此后大规模的串联中，她和我的妹妹更大着胆子，走到了尽可能远的地方，据说所到之处并未遭遇与“出身”有关的盘查。由于某种身份自觉，我没有参与串联，我的姊妹也不曾想到有可能邀我同行。只是她们自己现在也未必说得清楚，她们在旅行中享受与红卫兵小将同等待遇，是否就真的心安理得，有没有过“鬼祟”之感。

“派仗”也属于此类机缘。据我所知，“文革”时期各地的派仗中被对手以“大杂烩”攻诋的组织，通常即所谓的“造反派”。“大杂烩”自然指成分的不纯，藏污纳垢。这固然因“造反”者对秩序的蓄意破坏，也往往出于实用的目的，即招兵买马(亦对手所揭露的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无论如何，这给了你混迹群众组织的机会，你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公开亮出的身份，“××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尤其令人玩味不已的，是“革命”二字。非身历者绝对不可能想象这身份对此类人的意义。他们中的有些人，“文革”初期为了证明“决裂”与“忠于”，曾将毛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之上，当着此时，即不惜为了这袖标而在派仗中从容赴死——那些甘冒矢石的勇士们尽管汇集在同一名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却不妨骨子里有如上的不同。

揭示上述差异未见得多余。我早就在担心笼统的判断正在使人各不相同的经验、经历湮没不闻。何况有些经验，非亲历者固不能形容，即亲历者也未必能形容。“历史”大约就是这样，因不断的删繁就简终至于众口一词，像我在南方所见熏干且上了色的腊肉，永远失去了复原的可能。

至于我本人的“身份”，在文革中另有复杂性。事实上这身份究竟是什么，我直到现在也并不确知。这种神秘性才构成真正的威慑。到研究所工作之后听说，室里的一位同事，1957年反右后，带了某种身份被遣到外省，在被诸用人单位一再拒绝后，他本人竟还不知情。这些应当是写卡夫卡式的小说的材料，记得也有人写过，只是终不能如卡夫卡作品有力罢了。我们本应有“自己的”《审判》或《红字》，我们对那种情境、体验绝不应感到陌生。甚至还不止于此，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怪诞与荒谬，岂非早已抵达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另类”这话题上。我还想说，你要在被划归另类的境遇中，才有机会体验被遗忘之为幸福。哥哥曾说起当年他在牛棚时，宁愿在大冷天被派到远离单位的地方干活。因为这样他才能将棉衣连同缝在上面的牛鬼蛇神的黑袖标剥下，哪怕要为此而狂奔取暖。我也在这过程中，喜欢上了走在全然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们中，只为了被遗忘，同时遗忘(被身份符号所指认的)自己。

因了同样的理由，我对两年的插队生活心怀感激。在那间借的农舍里，我与临时凑成一家的几个“大学生”，在乡民眼里是平等的。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过以我为另类的任何揭示抑或暗示，竟至使我忘乎所以，直至“再分配”那一天到来，才理所当然地由幻境坠回了现实。我还能记起那被重新指认时的绝望，心灰意冷。与可疑的身份一起的，另有其他暧昧的传闻。我也在这时才得知，发生在“文革”前夕的自杀事件，已被调制成了极合大众口味的故事。一个分配在公社卫生院的医科学生，将她听到的关于我的谈论告诉了我，那神情态度中既有怜悯，又有牵连受辱似的嫌恶。这之后的一些年里，这种指认还发生过。我甚至由知交的脸上，也读出过怜悯、疑惑与嫌恶混杂的神情，而我也仍如再分配时那样，整个心颤栗不已。

在前不久所写的散文中，我写到了那次分配期间逃亡似的经历。当日的目标，只是逃回父母所在的郑州；所欲逃离的与其说是乡村，无宁说是当地的政治环境，即有可能因出身与流

言而将我窒死的环境。到此时我已失却了乡村之为伊甸园，因劣迹昭彰而无从隐匿。我的师弟解释他对北京的依赖，说北京毕竟是个大一点的水池。对于当时的我，郑州也如此。直到现在，赴诉无门的不仍然是农民?

其实我已不便用另类这模模糊糊的说法，将我跟无以计数的更不幸者归为一类。我毕竟考取了北大。这差不多剥夺了我抱怨、诉苦的权力——尽管我写作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抱怨或诉苦。七十年代末重返北大后，到住在京郊的朋友家做客，她是云南人，曾在北大文工团与我同操乐器。坐在她家附近的山坡上，听她谈到一个志在科技且极富才华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学，一次郊游中，水性极好的这年轻人，竟头也不回地向滇池深处游去。此后亲友将他葬在高压线路下，高压线路即其时所能找到的“科技”的象征。这故事让我脊背发凉，悚然于那“头也不回”的冷静决绝。但细细一想，这自杀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类甚至不能得到这样的自杀的理由。

出身这概念已然陌生，或许我们的后代再也不会有如我所写的噩梦。写了这句话后，我并不真的就这样乐观。不是又有了新的等级与新的歧视?只不过大款、白领以及永在金字塔尖上的高官替代了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还有层出不穷的新的类与另类，即如特困生。我得承认，这种名目总让我看得不舒服。清初的唐甄说到过施舍的艺术，说的是“君子之处贫士，惠非难，不慢为难”；“不慢”方可谓“善施”(《潜书》上篇《善施》)。可惜此义已不大为今人所知了。我无法设身处地地体验特困生的感受，只是怕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公布其名单甚至照片，正包含着慢。我以为总应当有更好的办法，顾到受惠者的尊严。这是一点多余的话，姑且写在这里。

1999年7月

本文最初所用题目为“异类”，终嫌夸张，即据“另册”的说法而改作“另类”；定稿之际见有“另类丛书”的名目，自觉有掠美之嫌，却一时找不出更好的题目。特此说明。

赵园，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艰难的选择》、《独语》等。

撕开的婚书

周晓枫

1996年4月，我看到种种证明材料上自己的照片、签名和指印与一个男人并列在一起，自此以后，在履历表以及与之相似相关的一系列表格里，我不得不稍感遗憾地填上“已婚”二字。客观地说，从这一刻，我部分丧失了作为女性的优越感与虚荣心。对于大多数女性，什么是一生最具诱惑力的时期呢?小时候是父母的手，长大以后是丈夫的手，两班人马交接的空档阶段，她暗香浮动——这是由纯洁、神秘、孤单和无限的可能性中和在一起而散发出来的香气。一旦选择婚姻，便是有所定夺，如同旅人踏上事先划在地图上的线路，他可能找到期待中的美景和宝藏，也可能险象环生，最终殁死途中。当我们还是少女时，都想象过以后要嫁给一个怎样的爱人，却很少有人在领取结婚证的同时，设计着倘若重回单身生活自己又将如何——我们认定这份婚姻终生有效，换言之，我们从未对婚姻的变质抱有警惕。结婚就像建筑竣工，剪彩不等于大功告成，身居其中能否安枕无忧，还要看时间风雨的检验。近年来，我们看到周遭婚姻房舍频频坍塌。当手持结婚证的新郎新娘涌起喜悦泪花，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

由于要对爱做出铁的肯定，人们嫁娶，仅仅依靠一个美好的动因，事物不一定顺利推进，直至圆满句号。想帮妈妈干家务的懂事孩子，把棉被直接放到水龙头下面冲洗，他在科学知识和力量两方面都是缺乏的，因此他的孝敬恰得其反，更增加了大人的麻烦——在婚姻失意人那里，爱表现出类似的负面。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觉得婚姻因为与责任义务、生计生育等重物相连，本质上势必是一件苦差。但爱情成份的加入，使婚姻变得可以容忍甚而令人乐于接受——上帝把我们当成小孩子，哄我们喝下中药，用一枚名叫爱的糖果，而我们任性地以为中药应该始终贯彻糖果的甜度，显然不切实际。有已婚者大呼上当，他们打个稍有点儿绕弯的比方，说爱情就像是盘子边上的萝卜花，鲜艳夺目，吊人胃口，它陪衬着，烘托着，让人垂涎婚姻这道主菜——等你吃下去，舌头会坦白真相，主菜与萝卜花之间只在视觉上交相辉映，然并无味道上的直接联系，就像爱与婚姻在想象上的共生而实际中的相悖。我想起作家朱苏进所言：“爱的原因只是爱，婚姻本是人对社会的妥协，却伪装成感情的归宿。”投注的感情赌本越大，危险越大，一旦经营失败，对彼此心灵的伤害越深。但是，爱又的确是一个婚姻极其重要的介入条件，否则，就像用伪劣钢筋去承受生活的千钧辎重，其安全系数可想而知。爱、理智、现实条件，分别起着诱引、控制和保障的作用——它们各自占到多大比例，才能让一桩婚姻风雨无侵历久常新?

整天想在天堂，会使本来人间的日子变成地狱。婚姻悲剧的产生，最初端倪往往与婚前的奢侈期待有关，仿佛一个浪漫主义者想在战场上采摘玫瑰，那么，他会得到子弹。认真听听罗兰俏皮又刻毒的告诫，他几乎是在给热爱遐想(也就等于瞎想)的未婚者注射病毒疫苗：“结婚前，男人会整夜躺着不睡来想你讲过的事情；结婚后，他会在你还没讲完之前就睡着了。”做出决定之前应该经过充分考虑，未曾嫁娶的人预想婚姻中的困境，虽被说成是对生活缺乏希望和信心的表现，实际效果可能却令人欣慰。这种消极是经过谋划的消极，就好像让你的钱财够用有二种方式，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减少欲求。放弃对婚姻的华丽幻想，只保存一些朴素理想，不仅杜绝危险的狂热，我们也易于由此感激现实，如同给盲人0．2的视力，他一定会幸福高歌。

然而，来自书本和前辈的警告，无助于我们避开烦恼和挫折。享受鱼的美味，并被鱼刺卡住喉咙，这些幸福与苦楚要由我们切身尝试才能铭感于心。所以，诸如恋爱秘诀、婚姻指南的文字全是通篇废话，看着解闷用的，自己真遇到困难岂能当作咒语一念灵光?!再者，人类本性疯狂，小孩子喜欢用鸡蛋碰石头，成人喜欢用梦碰现实，多少告诫都没用，假如不是他手中的鸡蛋或者梦想一个也不剩的话。话说回来，我们憧憬，我们祈盼，这怎么能成为过错呢?我们不过对美抱有无限眷恋，以至于忽略它在应用上的难度和局限。

想想吧，心折心碎的爱情，那体验之中的伟大激情，那随时准备牺牲的勇气……最后落实于一纸平庸婚书，落实于婴儿彻夜不休的啼哭和随时随地湿了的尿布上，这无论如何让人有些不甘，怎么就这么狗尾续貂地处理壮怀激烈的情感呢?!何况窘境日复一日难以计数，婚姻对唯美主义者造成最残酷的伤害。女人痛苦回忆着，坠入情网时，这个忧伤男子一边握着自己的手，一边流下无声的眼泪；婚后，他一边打着饱嗝，一边竟然肆无忌惮放了个屁。男人曾为得到她无比骄傲，可什么时候开始，那位不爱说话的害羞女郎，成了现在即使当着众人的面也喋喋不休唠叨个不停的黄脸婆?他的心情正如里柯克准确言明的，他恨当初自己只因爱上酒

窝儿，却错把整个姑娘娶过来。

婚姻是一项有风险的投资，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能赚回幸福的利益。谁能有千里眼的目力，能看到爱侣数年后的模样。谁知道往昔身材纤瘦的美女，而今腰部中年的肉已扩张到皮带以外；去日满脸青春痘的浓疱少年，蜕变为胸股扩达的健壮男子?人在年轻时，怎能预料到那么长久的事儿，对哪种股票的暴涨暴跌都做出料事如神的判断!谁知道婚姻附带家务的终日拖累，生养孩子的疼痛，更年期错乱无常的喜怒?且看半个世纪以来，衣服样子、劳动方式、人类观念和环境发生多大巨变，却要个人婚姻如同橱窗里的模型结婚蛋糕一样不会变质，这是不是有些苛刻的要求?

花败了还插在瓶子里，多扫兴；口香糖没了甜味还非粘在牙上，多讨厌——它妨碍我们亲吻一位爱人。有人惨淡经营一生的婚姻早就只剩形式化的外壳，他们偶尔过问一下肉体，远远避开内心。还有一些婚姻，对人的善良、温和等美德造成粗暴修改，谩骂、诋毁甚而诉诸拳脚，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撕破对方的自尊面皮，自己人性上丑恶的微粒也被瞬间放大。于是，不如意的已婚者们重新向往单身时信马由缰的自由，闲云野鹤的轻松。这种危险念头潜伏着，细细的，像一根短路的电线，它所寻求的光明将如黑夜闪电。当双方处于恋爱之中，空间隔距又有何妨，仅凭邮票细密的牙齿就能咬住遥远之外的爱情；婚后的一次短暂出差都令人不放心，偶而结识的邻座异性也可能对婚姻造成实质性的破坏。

幸抑或不幸，你遇到真正心仪的人，明白了爱为何物，却已经有了婚姻和可爱的孩子。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婚外恋的萌动初期，双方是从数落配偶的不是开始的，用以唤起男性的保护欲与女性的母爱抚慰，换言之，他们意欲首先祛除外遇的不道德感，获取情感的正义身份。婚姻简直专门用来麻痹人类对于爱的敏感——很多人羞涩或大胆地承认，与情人做爱比之配偶，往往体会到更沉醉的身体愉悦。毫不奇怪，充沛激情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出来，能量自然强大；而婚姻是漫长的，相对性质稳定——我们不必因此抱怨婚姻乏味，本当如此，一个人要想跑完马拉松全程，怎么可能始终坚持百米的冲刺速度?“情人”这个词在英语里是LOVER，我从中看到，它是两词重叠之和，一个是LOVE，一个是OVER，从起点的爱到终点的结束，过渡隐蔽而迅速——这是大多数婚外情感的命运。

离婚决不单纯意味着与一个伴侣的分手，还与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的变更相联系，摆在明面上的财产分割、名誉损失等问题实际上处于次要地位。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加长，面对离婚时的内心阻力倍增，多年的惯性要在一刹那终止，这种改动不像戒毒那么难，可也不像戒烟那么容易。婚姻以某种温和的强制方式磨砺着人的性情。气性大的年轻人会因为买到的电影票座次不好而分道扬镳，结束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而婚姻，让你必须有所忍受，对次量级的矛盾视若无睹。没有一个爱人会是绝对完美，只要他的缺点不出现在令你敏感和反感的区域内就是了，换言之，最相宜的爱人就是他的优点恰在你关注的焦点上，他的缺点恰于你的盲区——仿佛两个般配的齿轮，纵是满是缺口，却也终生咬合。婚姻的秘诀其实不在于给对方最优秀的优点以赞扬，而是对最恶劣的缺点予以容忍——以离婚为最后解决途径，标志着双方已突破耐心所能承受的最大值。

结婚曾使他失去整个世界，得到脚铐，现在他重回广阔的晴朗天地——对一部分人来说，离婚确是开启脚铐的小钥匙；而对另一些人，离婚就是瞄睢心口的一杆枪。我认识一个朋友，孔武有力，声若洪钟，从外表和性情上都颇能体现所谓男人气概。有一次聚会，时间拖延得久些，当座钟当当地敲响十点，他隐隐流露出一丝紧张神情。他说，需向太太格外请示一下。众目睽睽之下，对着话筒，他发出了春天公绵羊一般的嗓音——两个嗓子眼只启用一个，平常他对大家全是立体声，惟独运用单声道对自己的老婆进行专线广播。没有想到，女人发嗲般的动静能顺利通过这样一个硕大的喉节。开始我们以为此乃过度恩爱所致，后来才了解，他有离婚前科，这是他第三个新娘，他害怕纯洁得经不起离婚风波的年轻老婆让他重蹈复辙。离婚已成为握在新娘手里的把柄，他再也没有年轻时的锐气昂起骄傲的头，而是换上一张讨好的脸。

是啊，“事不过三”仿佛也是婚姻在心理和公众舆论上的承受限数，对传统东方人，婚姻的次数一般不会超过三次，因此，每个人对它都不具备熟能生巧的足够实践积累。尤其是第一次步入婚姻，毫无实战经验难免遇到困难，而且，离婚有时实在不能归咎于我们技术上的错误操作，不过运气欠佳而已。可是，我们的习惯思维又的确容易把离婚、尤其屡屡离婚者，与道德、生理缺陷等做出关系联想。正因如此，离婚往往比结婚慎重，再婚又比第一次离婚慎重，第二次离婚肯定要比第二次结婚慎重……次第类推，我们的心理负荷一次大于一次，而婚姻岂可像幼儿数学1、2、3地慢慢数下去?管他是谁，婚姻像是程咬金的斧子，三下之内，应战者倒地。

要不要、该不该、能不能离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科学规律亦无民间偏方可循。我们不一定非要抓出个陈世美或潘金莲而后快，秦香莲哭了，武大郎死了——当在家庭和法庭两个阵地鏖战多年的夫妻终于停止相互的诉讼和指控，拿到离婚书，不用比较他们之间的得失，谁也没赢，双方全输了。离婚是件两败俱伤的事，谁能跳出相争的鹬蚌处境，径自做个得利的渔人?常规认识上，离婚女人似乎要比离婚男人更吃亏、处境更难，后者还有部分迷恋沧桑的少女的怀抱予以接应。人类社会从未彻底地体现两性公平，对于一个女人，她有很多男人，这是品行上的侮辱，即便她是合理的；对于一个男人，他有很多女人，有时却成了能力上的表彰，即使他是非法的。

见过太多曾经剑拔弩张的夫妻在离婚过后依然没有放弃对彼此的仇恨，我们感到遗憾，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的和气哲学很少运用于离婚男女之间。戴着理想主义的暖色眼镜，我愿意假设那各自执着的离婚证书也像接头的特别暗号，存在某种谁也不能代替的暗中呼应。其实，即使离婚的夫妻，以前在一起的日子也为彼此积累下可贵的生活经验，凝聚成那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有一次，我在一家生意火爆的东北菜馆吃饭，主人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其结果就是几乎剩不下什么空间，两对男女被安排在一桌。情侣和夫妻不仅是直觉上的身份区分，还可以找到显而易见的细节佐证。情侣的一边堆满大大小小的菜碟，远远超过两个人的实际需要，其中的主要部分不是为胃口准备的，而是为面子——男人一直柔情蜜意地望着女朋友，小心翼翼地布菜，他的女朋友则有一副不爱搭理的清高态度。另一端，坐着丈夫和妻子，看起来四十岁的样子，他们只点了一个烧茄子，两碗白饭，还有一个酸菜粉丝，衬比之下显得特别寒酸。两个已婚人神态平静，没有流露任何窘态。只有长期的婚姻生活，才能让人剔除掉虚荣和浮夸，彼此只需要对方的理解，忽略周旁的眼光。婚姻是如此朴素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某种普及的教育方式，它让我们认识到盐对于生活的重要性，让我们学习从粗糙粮食中，咀嚼出细微的甜意。谁也不能就此断言这对夫妻一定会白头偕老，但是多年来，我一直记得那相濡以沫的一幕带给我的触动与启示。

周晓枫，编辑，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上帝的隐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