艽野尘梦

1991年春夏交季的时候我回到北京。这是从1989年到西藏以后第一次回北京。回北京是为了两件事，一是跟前妻协议离婚，买卖不成仁义在，好说好散。二是怀揣着一个革命理想，拍一部关于西藏的电影。

在拉萨时，一位学者介绍了一本清末一个驻藏军官的亲历回忆录《艽野尘梦》。学者只说了一个大概就已经叫我激动不已。我迫不及待想回北京找这本书，梦想着把它变成电影。

回到北京没地儿住，一个叫曲肖武的朋友收留了我。曲肖武是北医大的博士研究生，我们无意中认识，一见如故，他在东单正好有一套空房。是他帮助我一起到北京图书馆查到了《艽野尘梦》。一看果然飞沙走石，波澜壮阔。

清末进藏军队管带陈渠真，带兵从康区进藏，作为汉族军队，他们早于十八军走过这条线路。陈渠真进藏时见过朝庭封疆大吏赵尔丰。那时，赵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他银发髯髯浑身披挂，坐在马上宛若天神。可惜后来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害，死得非常之惨烈。

陈渠真孤胆过江，到西藏后跟康巴土司的女儿结为夫妻。这位藏族姑娘一表人材，能骑善射，一身好功夫。这俩人可谓郎才女貌。他们俩人的结合改变了汉人对藏族蛮荒之地的印象与偏见。结婚后，陈渠真带着新婚夫人继续进藏。

到了圣城拉萨没多久的时间，清王朝开始变故，各地纷纷反清闹独立。西藏也借着这个机会反抗清政府，清军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要灭清，支持各地独立；另一派保皇。

平定西藏叛乱，陈渠真是个战绩卓著的大将，而此时，他夹在两派中间左右为难无路可走。无可奈何，他带领少数清兵在不可能翻越唐古拉山的冬季，冒险翻越唐古拉。一路之上，狼群追逐，土匪抢劫，九死一生。幸好他的妻子有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她扶佑夫君战胜一切艰难，奇迹般地翻过了唐古拉山到达青海。到达青海时，他们忠实的随从一一亡故，只有他们夫妻俩挣扎着活了下来。可是刚一安定下来，他的妻子好像完成了她的使命似的，突然撒手而去。

陈渠真痛不欲生，遁入空门。事隔多年，家人知道了他的消息，将他接回了湘西。当陈渠真慢慢地恢复平静之后，写出了这本回忆录。

在我看来，这是经典的好莱坞模式，爱情、战争、自然、文化，不同民族的交往，曲折的经历，大的时代背景的变故，人在种种矛盾之中交织……即便是在过去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是回肠荡气，超凡脱俗。

那时的我，多少还有那么点自以为是的狂妄，觉得下点功夫搞成一部电影并不难。说句玩笑话，回北京真是大有“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意思。

招来的朋友都是哥们儿。

八十年代我在北京组织了八大院校大学生艺术团，闹过一阵实验戏剧，着着实实地火了一把。我们演戏、搞画展，还准备办报，当然这一切梦想最后都破灭了，大学生艺术团被视为非法组织。

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我用中国戏剧类型化、程式化的手法重新阐释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这个戏探讨的是金钱的本质，“发黄的闪光的金子，只要有了一点点，就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黑的变成白的，老的变成嫩的，皱皮黄脸的老妪可以变成新娘……”。我让整个舞台充满着一种概念的、概括的、神秘的超现实气氛。演员都刮了秃头，画了脸谱，做着非常夸张的形体动作，剧中人物的个性全部抽掉，变成一个个类型化的群体符号，服装、舞美设计都是超现实的，其实就是玩了一个大装置。

我还把老舍的《茶馆》改成了一个很前卫的、跳越的、魔幻的戏剧。后来我又把一本上课时闲极无聊随手翻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改成了一个无场次自由空间的戏剧，也是在舞台上大玩垃圾、装置，有爵士鼓伴奏，有钢琴乐队，有戏曲的锣鼓和音乐……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先锋戏剧所有的创作原点，早已在我们的校园实验戏剧中开始了实践。

最热闹的是1988年我组织的行为艺术——包扎长城。天刚蒙蒙亮。浩浩荡荡的队伍打着旗帜，坐着大卡车到了长城。我们用几千米的白布把长城包扎了一段。这次行为艺术大家不约而同的主题都是“包扎”。我们的民族不管是文化还是历史都是伤痕累累，都需要包扎。当时我写了一首摇滚歌词：“裹着你的屁股露着你的嘴，裹着你的胳膊露出你的腿，鼻青脸肿几千年，踉踉跄跄万里路。”好几十个艺术家都参与了表演，大家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这次行为艺术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公共空间里最大规模的行为艺术。

当时我已经拍了两年纪录片，片名叫《大地震》。我试图通过文化界的思想震荡折射我们的民族和社会的变革，现在看起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些老鼠和夜猫虎，我们的出现充分地预示了地震的前兆。

一声招唤，哥们儿都来了。

一个是胖敦敦大脑袋瞪着两只眼睛的张宏光。宏光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在学校的时候就才华横溢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我在八十年代搞的实验戏剧，音乐都是他的原创。对此他哥哥著名作曲家张千一赞叹不已。后来，他当然地成了京城大腕，1991年就是文化款爷了。

一个是中央戏曲学院戏文系的蒋樾。此人一介儒雅书生，经常是旧旧的、油光铮亮的棉军衣，配上厚厚的围脖，像五四青年，又像抗美援朝炊事班班长。

一个是中央美院版画系的毕建锋。老毕比我低几届，从1984年就开始跟我排戏。老毕在我导的《茶馆》里演王利发，还在《舅舅的梦》里演一个贵族青年。虽说不是专业演员，但身手不凡，满舞台的哑剧、杂技搞得眼花缭乱。老毕总是瞪着两只充满了疑惑和惊异的大眼睛，大长头发飘在后背，走道是罗圈腿，以显示他是足球明星“毕”拉多那，我经常笑他，你夹紧点，小心狗溜过去。

还有一个是何飞。何飞是这帮哥们儿中最儒雅的一个，他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毕业生。他参与了我们所有戏剧的舞美设计。

我在弟兄们中俨然以老大自居。说起来很惭愧，我上大学太晚，二十四岁时才考上中央美院，毕业时已经二十八岁。在沈阳连考四年鲁迅美术学院都没考上，因为行为不端，一直被拒之于大门之外。不过他们看得还算准，知道我是个爱折腾的人。

我在家又是行大，自然地，大家都叫我“老大”。

哥们儿在一起，大家自然地一番畅谈，我们怀念八十年代的浪漫。

我一直认为本世纪中国只有二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具有美感。二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是那么不得了，产生了大腕文人无数，胡适、毛泽东、李大钊、鲁迅……，上海滩、石库门、亭子间的才子佳人英雄豪杰更是不胜枚举。那是一个诞生了多少民族脊梁的年代，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脊梁骨基本都断了。

八十年代又一次不得了，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这时候是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经院哲学、现代派，大家都在思辩，兴奋得小脸通红。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最闪光的篇章。

在曲博士的小屋里，大家光着脊梁，屁股底

下坐着成箱成箱的啤酒。经常喝到天亮，聊到天亮。

屋子对面有个精神病人，他能俯看到我们。他也光着膀子，从楼上用他那人艺多年培养出来的混厚的嗓子朗诵：飞毛腿导弹，萨达姆……从红军到抗战到萨达姆，整天地广播关于战争的消息。说完之后，一阵哈哈大笑，消失而去。我们也对着他一阵地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发现，这家伙简直是预言家，没过多久，美国轰炸了伊拉克。

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天也亮了。宏光说，弟兄们走吧，我请你们去吃早茶!早上干嘛要喝茶呢?不明白。一帮人跟着宏光屁股后面去了。那时王府井只有一二家刚刚模仿沿海一带早茶的店。我们一吃目瞪口呆。社会主义物质已经极大丰富起来，早点居然这么奢侈。过去，我们每天一碗豆浆一根油条，或者两个火烧来碗馄饨就不得了了。

在这种氛围里我一通地大侃，加上啤酒的化学作用，哥们儿几个豪情万丈。结果是宏光掏出了八万元人民币巨款，他说：你们哥儿几个拍片吧!令我们所有的人大为感慨，大为激动了一把(当时我估计他也不过只有十万块钱)。

蒋樾决定放弃调到北影厂的大好前景。老毕辞掉了电影公司的工作。何飞比较腼腆，他说，我永远做你们的后卫。我们一看，何飞这么细皮嫩肉的，确实是经不了风雨摧残。他那时在展览公司搞设计，又有点小钱，以往弟兄们没饭吃的时候肯定都是找他。也好，留一条后路!我们同意何飞留在北京作为后应。宏光跃跃欲试几回，最后感觉自己肚皮太大需要减肥而作罢。

曲肖武作为师爷给我们以精神指导。肖武满腹经伦，学贯中西，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记忆力惊人的好，头脑超常聪明。我们聊起西路军的时候，他会具体到某次大战役的小战役在哪个村打的，地理位置什么样，指挥官是谁……他可以细到恨不得连长是谁都知道。关于国共的事就更不用提了，他就是共军的后代。

八万块钱离我们的电影梦还非常遥远，于是我们决定：先拍纪录片，一边拍片一边熟悉场地，了解民情、民俗，为故事片作准备。

一经决定，哥儿几个就出发了。何飞一直把我们送到康区。我们再从康区进藏，基本沿着陈渠真进藏的路线走。

我们选了两个选题，一是喇嘛藏戏团，一是活佛。在拍藏戏团的时候，我们仔细地调查过历史上发生的大白之争事件。

甘孜有个大金寺，它是黄教三大寺的子寺。大金寺的势力非常强大，喇嘛向来有恃无恐，连官家的车马路过都要下马。甘孜白利乡的小活佛在大金寺里受到欺负。白利乡一位威望很高且性子极烈的女土司，路见不平找寺庙说理，实际这时候土司制度已经废除，但当地老百姓依然尊重土司的后代。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大白之争。大白之争的背后实际是寺产之争。两边开仗之后，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达赖想乘中原战乱恢复他大西藏的梦想，西藏政府乘机派了两个管带(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越过金沙江，从德格打过来支持大金寺，妄图把康区收复。后来又有土匪介入，几方一场混战，情况非常复杂。甘孜的县太爷平时草菅人命，一旦打起仗来，却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战死沙场。最后是老蒋派了蒙藏委员会的一位大员入康区调停，才算平息了战乱。这次战争中不少康巴人宁为汉人不降藏，背井离乡，造成了悲壮的民族迁徙。

这个故事让我们激动。拍片之余我们常去察看地形，分析情况。只要回北京，我们就钻图书馆查资料。可惜这些笔记和复印资料都在飘流的岁月中遗失了。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的精神却非常好。我收养了两个小狼崽子，弟兄们都把他们当亲侄儿一样地看待。我们大家不仅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狼也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培养长大成人，继承革命，繁衍后代，随时准备拍摄“艽野尘梦”!因为我们要拍的电影里有狼群，上哪儿找狼群去?把这俩小狼崽培养成人以后，估计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会比较好交流，能听我们指挥了。不由自主地我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了狼的后代身上。我们回成都，狼也跟我们回，每天都要喂他们几斤猪蹄。用蒋导的话说，宁可我们饿着，也绝不让下一代饿着。

那时我们没条件每天吃肉，这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中的青年是何等的难受啊。西藏一个叫王爷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管制片。每天吃多少肉喝多少酒都归他限制。有一次我在机房剪片子，王爷去给我买了两瓶啤酒两个类似北方烧饼一样叫作“锅盔”的东西回来了。几个弟兄们一看，问他：王爷，肉呢，老大得吃肉啊!王爷很冷静地说了一句：“锅盔”里不是有肉吗?!

王爷在西藏电视台援藏八年到期之后欣然加入了我们这支流浪的队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在荒原上飘荡，我们精力旺盛，我们的情感丰富，我们的夜特别地长……

夜里太多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谈女人，谈爱情，但也免不了谈理想。我们可以为了一个女人的脚后跟爱上她，可以为女人鼻子到嘴唇那美丽的一段而神魂颠倒。

蒋导总情不自禁地说，过这种日子真愉快。我们逗他，你要在北影厂呆着，搞不好成大导了。他说，副导其实不过就是一些星探，有点近水楼台的便利，可以先于导演摸摸女演员上下前后左右的情况。不过一旦选中了，女演员马上就傍上导演了。副导这时候只能是偷偷眉目传情，说得难听一点，过着一种蹭×操的日子。一看女演员家的灯光，暗号照旧，赶紧地溜进去。蒋导这么一演义，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老毕有收藏癖，他的家像个古玩店，各种各样前清的鼻烟壶、梳妆台，各种各样的玩具手枪、刀，挂了一墙。到了西藏毛病不改，喇嘛的帽子戴在头上犹如雨伞，康巴汉子的大刀一米多长挂在腰间，还不忘背上两把喇嘛吹的号，老太太摇的转经筒、大姑娘戴的绿松石，就像一个货郎担。而且老毕还爱穿红披绿，打扮得花哩胡哨，我跟他开玩笑：你怎么跟个山鸡似的!

三年光景我们朝夕相处。打着一个杏黄旗：兄弟影业公司。我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注册，但已经觉得自己在江湖上有一号了，我们很为自己是中国第一代独立制片人自豪。到处自称我们是独子(制)。

现在看来那种独立简直扯蛋，怎么可能独立呢?要么在中国化缘寻找投资人，我们不过做个枪手，撑死了是个小手工作坊；要么就给帝国主义卖命投其所好，拍点什么地下的东西，收集点秘密捐款之类。而我们这些人行得堂堂正正，向来的大老爷们儿，谁也不愿做汉奸之类的事。不愿以简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获取一张通往自由世界的门票。怎么办呢，只好碰运气。

不过运气还算好。宏光顶不住之后，碰上广州的儒雅文化商人吴少秋。我们在成都诗人赵野随便地引见下相识。少秋年轻时候也是诗人，大家一起吃了顿火锅便一见如故。他老兄当场慷慨解囊掏了几万现金。少秋之举又使我们的理想苟延残喘了好长一阵。

可惜我们的思想太超前，那时候文化纪录片在国内，毫无市场可言。在国际，我们无论从设备、技术还是意识上，想拿出像样的文化商品，距离还是太大。除了豪情万丈之外，我们没

有看到自己尚处于学步阶段，而且只有一两部片子，像小商小贩似的。

还有一点现在想起来应该总结的是，由于我长期习惯做老大，弟兄们都信服我，我也养成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毛病。加上过分的理想化，现实距离理想越远，我的内心就越焦躁，而这种焦躁又时常表现为一种过于的挑剔。一方面，我身上具有传统江湖的美德有个大哥的样，另一方面自然就比较农民太不现代，太不民主。那时候，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呼呼拉拉一群人，到任何人家一床上坐好几个，我们把荒原的流浪生活延续到了北京。有钱租房，没钱住朋友家，每天背着睡袋，走到哪儿自带行李。我们在何飞那儿住过，在曲肖武那儿住过。

有一度我们在金台路里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客厅里还铺了地毯，那感觉真幸福!“随时可以看片了，我们有遥控了!”老二很是得意。大家一说话就是老大、老二怎么怎么的，小三、小五怎么怎么的……开电梯的老头总在琢磨，他们的老四到哪儿去了?是不是进去了?有一天实在忍不住老头终于开口问：你们的老四到哪儿去了?

有了三居室可以带家属了。那时候我们的爱情都那么五彩斑斓，走马灯一样。今天他俩失恋了，另一哥们儿去安慰，安慰安慰搞不好暖胃(暧昧)了。这么群居群宿下去，非搞得大家都有血缘关系不可。我们这种乌托邦的公社生活有点走到了头。

慢慢地，小家庭出现了。先是老二英雄气短结了婚。老二结婚搞得我很压抑，老二媳妇跟我的女朋友是表姐妹，如果我不结婚，显得我就是坏蛋了，就真是给人家的爸爸妈妈说中了。他们说，老二结婚就是因为给他的媳妇买了点吃的，老大更不像话，连吃的都没买，讲了两个故事，就把我们的姑娘骗走了。

接着老毕结了婚，然后我也结了婚。弟兄们一看，压力越来越大，大家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分手的现实。

正好赶上我们得到海边一位富商“白马”公司老总的赏识，要买断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乘机抛出弄了一笔银子，哥儿几个每人分几万块，众弟兄作了鸟兽散。八十年代美丽的光环，终于在九十年代严酷的现实面前消散了。

我先有了房子。有房子的时候无非就是想有个放东西的地方，拿到房子钥匙我是背着睡袋来的，好几个月我都是在自己的房子睡在睡袋里。躺在院里看着天上的浮云，天怎么那么蓝，云怎么这么白，恍惚之中就像到了草原。

其他的朋友一个个地也买了房买了车，有了老婆。我那座空荡荡的房子先有了一张双人床，紧接着有了小崽子多了张单人床。后来又有了两个从西藏带来的小崽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床越来越多，院子里种的树也越来越多，眼看着外表的状态越来越像是一个家。但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一种隐秘的不满。我觉得我跟包工队二道贩子没什么区别。我不过是个小公司，不过就是个乙方，承揽甲方给我们的工程，尽量让活干得漂亮别返工。我得忍受甲的脸色，我得等待他们对我的挑剔，我不知道我的弟兄们是不是和我一样。

值得记忆的青春，充满了冒险与期待的生活，犹如·兄弟家人一样的争吵与亲热，在今后的人生岁月中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我们从嬉皮一个一个地雅皮起来，用我们的话说，我们都先后作了喉舌，慢慢地适应了主旋律的调门，而且还老调翻唱。弟兄们一个个都成了圈内的腕。

先是老毕和蒋樾去了《东方时空》，他们做了《生活空间》最早的几期“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把地下影片直接让老百姓对镜头说话的方式和对普通人的人道关怀带进了主流媒体。他们确定了这个栏目的平民风格。

为什么那时候我们的地下影片对老百姓做了大量的采访，让他们对着镜头说话呢，就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说话的机会。

我也跟美院的老朋友尹吉男一道去了中央电视台的《美术星空》，我们在政策充许的范围内着重介绍当代艺术，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添油加醋。我们终于长大了，终于学会了合作，学会了尽一份知识分子的义务，学会了忍让和妥协，我们几乎学会了该学会的一切。我甚至懂得了好莱坞也不过就是个主旋律。

我们还时常聚会，但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在一起喝酒，但喝的酒越来越少。当朋友们长久不能聚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到了一种孤独。虽然我们家永远地门庭若市，永远地向全国各地的好汉们敞开。但是，我依然孤独，我怀念那样的青春，怀念那样的手足之情，我不由得感慨青春不再。

有时我们开玩笑，我们经历了受精的过程成了卵，然后变成了虫。大学时代我们最爱唱的是广告歌：“我们是害虫”，我们到处蠕动，到处吃各种各样的鲜花和蔬菜。后来我们变成了蛹，安家有了房子，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化作蝶呢?

回首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有过的关于电影的梦想似乎是一种宿命。“艽野尘梦”，荒野之中野花小草浮生一梦，这与我们是如此的近似，在做电影梦的同时，我们自己演绎了一部青春片。

我终生都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那一切在我们的身体内留下了类似基因的积淀，这种积淀会繁衍到我们的后代或者影响我们周围的朋友们，比如义气，比如豪爽，比如浪漫，比如尊严，比如人格。

我深深地怀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

狗人儿

说到狗，我脑子里出现的是一对人儿一样的眼睛，从来我就觉得狗的眼睛和人的眼睛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甚至比人的眼睛更含情。狗的眼睛里满含着期待，狗不是狗，狗皮里包藏着跟人一样的灵魂。按西藏人的说法，狗是受了委屈的人转世的，所以他们总说，人不能自杀，人要是自杀了，下辈子就会变成狗。

人在童年的时候跟动物有一种天生的亲缘，孩子们见到狗第一感觉一定是兴奋，即便是胆小的孩子，他也还是不离左右地去看上他几眼。我深信人和动物一定有一种灵性上的交往，当孩子与狗双目对视的时候，他们互相都懂了。小的时候大人说我长了一对儿母狗眼儿，我一直感到很是得意。

对狗，汉族和藏族完全不一样，我们一提到狗，立刻联想到：狗东西、狗杂种、狗腿子、狗日的，通常骂人一半是骂娘，一半就是骂狗。这真是一种非常滑稽的文化。

1986年我去藏区简直幸福坏了，我们这些从小无缘跟动物接触的人大大开了一回眼界。特别是拉萨，几乎就是一座狗的乐园。满大街跑的都是狗，狗在那儿这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说句玩笑话，在西藏旅游刚开放的时期，拉萨最多的就是狗和老外。

而1986年的内地我们是看不到狗的。八十年代不像现在，现在的中产阶级谁家要是不养一只名贵犬种，显然是生活格调不高。那时候的城里，只有个别大官家的宅院里才养狼狗，狗都跟地、富、反、坏、右一样早给消灭光了，养狗跟地下党似的。

狼狗是我顶不喜欢的狗。它们特别的军事化，特别的冷漠和理性。它们绝不会满屋子乱窜，把主人的沙发咬得乱七八糟，让坐就坐，让

站就站，让咬人就咬人，让不咬人就不咬人，真没劲!在狼狗的身上狗性中的天真已荡然无存。

有一次跟一个老头聊天，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他说：我们八路军是最恨狗的。抗战那会儿，我们只能夜晚出动，大家饿得前胸贴肚皮的，钻到村里想找保垒户要点粮食，狗一嗷嗷叫，日本鬼子的机枪就扫过来了，这些狗让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哪!我们进了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把所有的狗全消灭。

我这才明白，八路军对狗的仇恨跟对汉奸是一样的，所以叫汉奸狗腿子。

拉萨最好的狗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别小的长毛狗叫西藏狮子狗，一类是特别大的长毛狗就是藏獒。拉萨街头最常见的是那种个子不大不小、毛半长不短的狗。这种狗说不上来是什么品种，多少还有点两耳垂肩的意思，脸上长了一把稀疏的胡子，脏兮兮的。他们多半是由于过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随便杂交才成了这副模样。可笑的是这种狗的扮相跟艺术家一模一样，我们常满大街地指着这些狗对一个哥们说：你看，这个是你，那个是他……狗见着我们这帮人也似乎特别亲热，同是天涯沦落人嘛!那时闲着无事最大的乐趣就是逗这些跟我们一样的野狗。

拉萨的狗对人充满了信任，其实狗对人的依恋和信任是天生的。在转经路上的老太太们都背着一个香包，包里会装一些糌巴坨坨，一边转经，一边喂这些狗，几乎每个老太太身后都跟着十几二十只狗的队伍，场面是何等的壮观和愉快!

寺院是狗的繁衍中心，一般家庭的狗下了崽之后，他们只留下一两只好的狗仔，其他的全都把他们抱到寺院，寺院的喇嘛心善且又乐于有个狗为伴。狗过分自由的结果就是性病蔓延。在拉萨大街上就能看到不少烂屁股的狗在太阳底下晒屁股，想不到十年以后人跟狗一样了。

我在西藏养了好多只狗。

寺庙前后的山洞里有好多狗刨出来的小地洞，这些狗几乎是半野生状态，它们挖洞是为了下仔。1986年我在扎什伦布寺下面的洞里掏了两只小狗仔，给朋友一只，我一只。我们俩一人抱一只小狗在西藏流浪，不幸这两只狗患了感冒，一只在喂药的时候呛死了，大家伤心了好长时间，我的那只幸存了下来。

我那只狗跟我颠沛流离了两个月，我给他取了个名叫“伊丽莎白”，我们一起坐火车回到了北京。朋友们嘲笑我给狗取的名字：还给他取了这么个洋名，就叫他翠花得了，你瞧他长得那样，像个耗子似的。

想不到这只狗越来越漂亮，像一只美丽的狐狸。小狗陪我渡过了很多难忘的岁月，我孤独的时候他陪我喝酒。每每朋友们聚会，他一个人静悄悄地躲在一边，绝不走近。每次我出门时把他一个人关在屋里，我走多长时间，他睡多长时间，从不乱碰屋里的任何东西。我常把他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走到哪儿都把他装在自行车的筐里招摇过市，我实际上是把他当儿子养。后来，我去外地，把他寄养在朋友家里跑丢了，我想，他可能是找我去了。

1989年养的狗就更多了。我和老二在桑耶寺掏了一窝小狗仔，有一天我们带着这几只狗在野外正睡得香，突然被几个当兵的叫醒要抓我们。我们从睡袋里钻出来的时候，几只小狗仔的头也钻了出来，当兵的一看，乐了，想必我们不是特务，把我们给放了。这些狗我们只带回了一只，取名为“格勒”。格勒绝顶聪明，生人根本挨不着他的边，谁也甭想逮住他。但是，他却又永远地在你旁边摇晃着小尾巴，有时候他太调皮，我想用脚踢他，他也不躲，稍一闪身，脚就踢到凳子上，疼得满院子地追他，可是，真是永远也追不着。等你气消了，他又过来依偎在你的身边。

我们经常出外，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格勒生存能力极强，不用我们为他操心，他自己能找吃的，等我们回来时，他准会悄悄地又回到我们身边。我总感到纳闷，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吃什么?有一次回来看见我的床上有两个巴巴干，我明白了，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把巴巴当点心了。格勒可以从我们用布封住的窗帘缝边溜出溜进而丝毫不损坏窗帘布，他聪明得像个蓝精灵。伤心的是回北京时没法把他带回来留在了机场，格勒现在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活得怎样了

有一回我弟弟老二从色拉寺的喇嘛那儿偷了一只特别漂亮的长毛狗，他把狗放在自行车的筐里飞也似的往山下跑，喇嘛拿着大棒子在后面追，自行车的速度是这些闲散了几辈子的狗从未体验过的生死时速。回来之后，把小狗身上的毛扒开一看，密密麻麻的虱子，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虱子!我们把他的毛全刮掉，用热水烫了一把，小狗只剩下头上的大长毛和尾巴尖上的一小撮毛，就像玩具小狮子。他一动不动任我们折腾，魂似乎已经走了。这只小狗由于受惊吓得了自闭症，他永远地藏在床底下不出来，身上的毛再也没长出来。我们给他取名叫“康巴”。

睡着的时候，每每做一些春梦，梦见小姐温柔地吻我的手，脸蛋被吻得热乎乎的，待我幸福地醒来，发现是这个小崽子在舔我。奇怪，这只狗怎么变成猫了?猫和狗不一样，狗永远地在期待着人的目光，期待着你走近他，顾恋他。而猫，总是自己在那儿呆着，高兴了他会找你玩，你高兴了他不一定跟你玩，假装有个性。

这只狗的下场也让人伤心。有个包工头说他能把狗带出来，然后在成都交给我们，结果可想而知，从此音信杳无。跟狗的离别每每让我们嘘唏不已，老泪纵横。

我们无数次地尝试把狗带出西藏，无数次地以失败告终。现在想起来，何必让狗进城呢。

1992年我拍雪巴拉姆的时候，住在雪居委会办公的地方，我当时的头发也跟长毛狗差不多。居委会大院有一只母狗生了十一个小仔儿，我天天喂这个狗妈妈和狗仔。后来，我发现狗妈妈把其中一半的狗仔叼到藏戏团食堂的空屋子里，另外五个她不要了。我觉得这个妈妈太残忍了，也许是她的奶不够的缘故?我把狗妈妈抛弃的狗一只一只抱回到他们的新家，而且买了奶粉天天喂他们。我对她说：你不要把他们都抛弃了，我来帮你带。狗妈妈挨个把我抱回去的小狗舔得干干净净，好像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内疚。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狗妈妈又开始往外叼小狗仔，而且叼出去的更多，只留下了三四个。我又一只一只地给她抱回来，又坚持喂小狗仔奶。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小狗一只一只死去，十一只小狗死掉了十只，就剩下了一只。这只是最大最黑最漂亮的，大爪子大红鼻头，永远地露出一半小红舌头。

狗妈妈知道这些孩子养不活，当时她抛弃一半是为了养活另一半，我一定要把孩子全都强加给她，悲剧就发生了。我们以为生命应该是平等的，实际有些生命生来就是不平等的。缘分不一样，来了就该走了。

后来到了康区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漂亮的狗。有一个朋友我们叫他酒部长，他本是十八军进藏时的小通讯员，后来当了人大的一个什么部长，退休下来后他脱掉了汉装，打扮成一个标准的藏族。酒部长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性格极其幽默，有时候我们碰到他问他：酒部长上哪儿去?“摸个脑壳。”他乐呵呵地说。摸脑壳就是

让活佛摸顶的意思。很多干部到后来又都皈依了佛教，这在西藏是常有的事。

酒部长有条特别好的狗，我在西藏很少看到这么好的狗。这是一只灰色的巨大藏獒，叫起来声音非常沙哑、闷而低沉，就像从炉筒里传出来似的，他的上唇搭拉着把下唇包了起来，迷迷瞪瞪的一双大三角眼让人发怵。藏族有句话：狗大挨拴，这只狗只能整天地拴着永远也不能放，而且一条铁链还不行，还得斜挎过肩做一个大皮带似的铁链像警察一样的来个双肩背。他的力量太大了，但也太可怜了，每天只能在那么小的地方来回地窜，见到生人便疯了似的叫，疯一样地跳。我们在酒部长家住的时候，每天半夜里都听到“哗—哗—”的这只狗带着铁链窜起来的声音，他能带着铁链窜起一两米高，他被压抑得太难受了，他需要寻找一种方式发泄。不知怎么，我一听到这种声音，就想起革命先烈，想起李玉和带着铁镣散步的情景。

这只狗要是漫不经心地看你一眼，会看得你灵魂发颤，他是那么威严，那么有尊严，那么有力量，但同时又是那么的孤独，那么无助，像一个被囚禁起来的神。

我对他充满了敬意和敬畏，我总是竭力地讨好他，他根本不理不睬，犹如一只尊贵骄傲的雄狮。即便是我们在酒部长家住长了，他也认识我们了，我也从未敢越雷池一步。

獒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神犬，“九犬成一獒”，獒能看透鬼，能避邪，藏獒是西藏人的护卫犬和保护神。

狗的品相主要体现在鼻子上，就像女人一样，女人的鼻梁要是长得正，基本就有了一半。狗的鼻子要大，鼻大就像狮子了，如果额头上再长两个暗黄色的点，那就是四眼了。据说那两只额头上的眼睛是能看透鬼神的。藏獒的眼睛特别明亮，一到晚上发出非常亮的绿光，能把人看透。标准的藏獒前胸和爪子要有暗黄色，爪子像大手掌一样地伸出来，还要上嘴唇搭拉下来把下唇吻部包住，上下各有两颗漂亮的长牙。藏獒的牙非常宽阔、雪白、坚硬，犹如艺术品一样。有句俗话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没道理，为什么狗嘴里要吐出象牙呢，吐出狗牙不就行了吗?藏獒脑袋越大越好看，脖子毛越长越威风，他愤怒的时候，毛是乍起的。牧民们喜欢把牦牛毛用矿物颜料染成红色，再做成一个红色的套圈套在藏獒的脖子上，每当狗因愤怒鬃毛乍起的时候，感觉像是在喷火一样，犹如壁画上愤怒金刚的背光。而面对主人他们又是那么温柔之极，像菩萨低眉，轻手轻脚，再多烦恼，只要跟狗说会儿话，给他搔搔痒痒，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西藏牧区的人家都要养几只狗，谁家有好狗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有的牛逼小伙知道谁家狗厉害，还专门带上自己的打狗棒前去挑衅，像西方人的决斗似的。他们对主人说，我夜晚几点从你的帐篷前走过，你把狗放开。一般的藏獒能把进入领地的人从马上掀翻下来，这些牛逼小伙就以不被掀翻，把狗打跑为荣。这种情况无论结局怎样，我都不愿多想。

牧民迁徙时常常会看到牦牛队驮着他们的家室，骑在马上背着叉叉枪的男主人手里牵着一只大藏獒，一家老小在铃铛声中向他们的目的地进发。这种情景让你感到这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家族。路途中藏獒从不乱咬人，当他们穿越小城镇时，牧民牵着的藏獒耷拉着脑袋，做目不斜视状，静悄悄地穿过小镇，也许他知道这不是他主人的领地，也许他怕看谁不顺眼不咬难受所以索性不看。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们，像目睹着一个仪式的消失一样。

狗最愿意听吹口哨，口哨对于他们是一种善良的交流，如果你给他吹口哨，摊开你的双手让他看见你手里没任何东西，不会伤害他，再给他带上点吃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表现出善意。最骄傲的狗至多是不搭理你。

狗最爱让人给他挠耳朵根和下巴额，挠这两个地方他简直舒服得一塌糊涂。如果你给他吹口哨，给他挠痒痒，他一定马上会跟你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他们这个秘密的，也许是长期跟狗交往找到了狗的性感区吧。

在西藏漂泊，很大的乐趣就是跟狗交流，对话，跟他们依依不舍。哪怕是再厉害的狗我都想去看一下，这种迫切仅次于与姑娘们调情。有时甚至是跟姑娘们调情都不能替代的。当然客观一点讲，两者都是不能缺少的。

不把动物当动物，动物就会懂你。

随着旅游者越来越多，文明的意识在拉萨日益地强烈起来。有不少人感觉满大街的狗自由自在，横冲直撞有碍观瞻，极不卫生(可能是不是感觉到还有伤风化，这是我自己瞎猜)。到了八十年代末，拉萨有的人大委员提出了一个正式提案，要清除拉萨的野狗，这得到了多数票通过，全拉萨开始了大逮狗运动。

逮起来的狗不能杀，这涉及到民族感情。于是，在拉萨郊外建了一个巨大的拉斯维辛狗监狱。监狱做了两大排面对面巨大的狗笼，一边关公狗，一边关母狗，每天往里面投食。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不再繁衍自然消亡。一到发情季节，监狱里的男狗目视女狗，空山峡谷响彻着旷男怨女的惨叫。负责看管这些狗的老大爷在有一年闹春的时候实在于心不忍了，他老泪纵横，砸开了狗笼的铁锁，男狗和女狗们欢呼着冲出牢笼，开始了胜利大逃亡。遗憾的是没有亲眼得见这一壮观场面。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着，这辈子要是能得以拍一部以此片为题材的电影，那才是幸福呢!

我似乎看到了狗群们浩浩荡荡的身躯在流线形的森林里跃动的场面，那场面何等的灿烂，何等的壮观，又是何等的愉快!一个朋友开玩笑：有情人终成狗男女。

九十年代，四川包工队大量涌入，他们吃狗的恶习使拉萨的狗真正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虽然最早干这勾当的是一些文化人，但那不过是偶然为之的小打小闹。冬天一到，只见四川民工们拿着麻袋，穿一件军大衣就打狗去了。他们的这种劣行让藏族人非常气愤，以至于当我看到可爱的小狗忍不住用手去摸摸他们时，旁边的老太太们非常警惕地对我说：不要拿走，你们拿走你们吃了他!我对她解释我是满人，不是汉人，我们满人是最热爱狗的，满族人连狗皮帽子都不戴，她还是一概不理。

满族绝对爱狗，从小我爸爸就对我们说，满族人古训，不戴狗皮帽子，不穿狗皮衣服，永不食狗。这是因为努尔哈赤跟明朝打仗时受伤昏了过去，明朝军士把山团团围住放火烧山。努尔哈赤身边只有一只大黄狗，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浑身都是湿的，整个的山已经烧成了灰烬，大黄狗奄奄一息躺在他的身边。他明白了一切，是他的狗救了他。大黄狗不停地跳入一条小河，用湿透了的身体在努尔哈赤的身边打滚，直到累死。于是努尔哈赤给后代立下了这样一条遗训。

我们爱狗的表现经常遭到藏族人的怀疑，有段时间我很委屈，后来也想通了，他们是对的。

1984年我还在中央美院上学的时候，来了一批法国艺术学院的学生要跟我们交流，其中一项活动就是他们带一个“中国印象”的展览过来，我们也做一个展览进行交流。我一想，拿一堆破自行车在院子里立一个雕塑，喷上颜色，再

用床单、桌椅板凳把整个大楼披挂起来，在院子里铺上几百米的白布，等法国人来了大家在白布上面画画。法国佬没想到我们这么前卫和现代，一进美院就傻了，而他们的画一挂出来，我们也傻了。有的画的是中国人梳着辫子在妓院嫖妓。有的画的是穿着现代衣服的一大桌人围着一只狗在吃，有的抓着狗腿子，有的在啃狗耳朵，狗痛得大叫，还说了一句法语，画面用一种非常卡通的形式表达。这就是法国人印象中的中国。法国人对狗估计比对亲娘还亲。

我想通过入和狗的关系是可以判断一个区域的堕落程度的，当我看到广东人当街点杀，大嚼着小狗、孔雀和老鼠的时候，我立马想到的是藏族的精神境界高出了我们海拔几千米。

九十年代在北京乡下有了院子，我开始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在家养西藏的狗。因为他令我想起西藏，甚至令我想起西藏的其他。我看狗的眼神充满了温情，时常会看得发呆，走神。重要的是狗不说话，如果女人也不说话，要比现在可爱几百倍，如果我用看狗的眼光去看一个女人，准保百战百胜。有时候我老婆对我说，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看过我了。

带回北京的藏獒来自遥远的康区巴伽活佛的家乡，我给他取名叫“格多”，格多是什么意思我忘了，只记得因为我儿子叫格隆。中国人习惯把子女的名字取得贱一些，据说这样孩子好带，比如狗娃、狗剩之类的。而我儿子的名字是活佛取的，一上来就取大了，格隆是受过比丘戒的高僧，那么就让儿子有一帮狗兄弟吧，于是，有了狗名“格多”。

带着格多坐汽车出了西藏，然后又买了张离行李车最近一节车厢的火车票，一上车立马勾兑好列车员，基本就同格多一直呆在行李车里。那年的夏天特别热，路上我不停地给他洒水，买冰棍，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他带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发现狗退化了，脑袋没那么大了，毛也没那么长了，也不知什么原因。

后来朋友朵吉从青海给我又带来了一只狗，这只狗来的时候就取好了名字叫“多美”。多美是黑熊的意思，他全身都是黑的，只有胸口一小撮白毛，性格温柔之极，长到半岁时，突然宣布成人了，立马开始变脸，咬家里以外所有的人。我不得不把他拴起来，他们天生具有革命同志一样的优良品质，对家里人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外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爱憎极其分明。只要和家里人有血亲关系的人，哪怕从未见过面，他也不咬。比如爸爸妈妈从东北来，老二的老婆孩子从成都来，狗一声不叫，孩子过去就跟狗玩。我们给狗和他们带来的小阿姨举行了互相认识的仪式，虽然他不咬她了，但他永远戒备。两三天以后，小阿姨在院里洗拖把，狗跳起来就咬，幸好拴了铁链。藏族有旬谚语：狗最恨拿棒子的人。

多美长到有桌子那么高了，能蹦两米多，长成了完美无比的狗。他和大驴——一只来自欧洲的圣伯那犬开始了恋爱，大驴发情的时候，多美整天围着他跳桑巴舞。结果他们杂交了一把。圣伯那是阿尔卑斯山上一座修道院培育的救生犬，每年雪崩的时候，他们脖子上挂着威士忌小瓶，到处刨那些被雪埋起来的人。这种狗温顺之极，喜爱孩子，我儿子是骑在他背上长大的。圣伯那犬叫“大驴”，因为他长得像驴。

小狗仔生下来之后，多美一看转身就跑，对他已成父亲这一事实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多美和大驴的孩子们既有藏獒的凶猛，又有圣伯那的教养，我们留了一只还叫格勒，为了纪念我在西藏失去的那只狗。

不幸的是去年冬天，多美、格勒都得了犬温热，医治无效，英年早逝。多美享年只有三岁，格勒享年只有一岁，可叹我们的缘份太浅!犬温热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得病的狗几乎都抽搐而死，病毒吞噬了他们巨大的躯体。很多人劝我让他们安乐死，但我发现，只要稍有一点缓过来，他们就挣扎着吃东西。最后，家里人他们都不认识了，却依然认识我，每次见到我，虽然已经动不了，尾巴还在轻轻地摇晃。我想，我没有权利结束他们的生命。

有一天夜里下了大雪，格勒拼命地挣扎着爬出小屋，在几十米外的大门口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鸣，我起来把他抱回他的小屋，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一半在屋里，一半在外面，躺在雪地上死去了。我突然明白，动物不愿死在自己家里，他要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哀求主人把门打开，让他消失在茫茫的白雪之中，即使我这样爱狗的人，也不全懂动物的心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多美、格勒相继死去，我把他们埋在自己家院子的树下，我心里想，生命一定是有自己特殊的方式在互相转换，多美已经变成了树神，护佑着我们。

雪巴拉姆

在布达拉宫下面有一片藏式的居民区，这里的房屋是用传统的土坯和石块垒起来的，这个地方叫“雪”。“雪”在藏语里的本意是“酸奶”，这是藏族人最喜欢吃的食物，把这里叫作雪，可能是指宝地的意思吧，住在这里的居民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雪居民”。

雪居民算得上是老拉萨了，也许他们多半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儿，是哪儿的人。

不知道是上溯多少辈以前的人到拉萨朝佛后就再也不愿离去，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耽搁，他们在拉萨留了下来，一代一代，不知延续了多少代人。拉萨实际上就是由一批一批的朝佛者们形成的。

雪居民都是非常虔诚的朝佛者的后裔。由于他们居住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在拉萨的市民心目中便显得格外的重要。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借了很多布达拉宫的灵气。

雪居委会非常活跃。在八十年代中期，他们推选了一个很年轻的居委会主任次仁。次仁当时只有三十刚出头的年纪。当了居委会主任后次仁组织了一个雪藏戏团，拉萨人都亲切地管她们叫“雪巴拉姆”。拉姆是仙女的意思，因传说藏戏是由唐东杰布带领七位仙女创立的，所以也代指藏戏。雪巴就是“雪”这个地方，加起来就是雪地仙女——雪藏戏团。藏戏团有很多老艺人，他们解放前就给达赖跳过藏戏，也有些老喇嘛过去在寺院就是专门跳藏戏的，这些人聚在一起藏戏恢复得特别快，就这样，拉萨人有了自己第一个民间的藏戏团。

第一次见到藏戏团的演出是在1986年的夏天。

拉萨河对岸有一片树林叫“姑妈林卡”，翻译成汉语就是强盗林卡。据说这儿曾经是强盗、土匪抢了东西分赃的地方。现在强盗是没有了，但人们还是习惯这么叫它。“姑妈林卡”的夏天犹如欢乐的海洋，淋浴节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在林卡的小溪里淋浴。我实际上为了偷拍淋浴的裸女们才钻进小树林的。

过拉萨河非常浪漫，河上架了一座铁丝编织的小桥，桥上挂满了一层一层五彩斑斓的风马旗，人在桥上晃晃悠悠地走过，风马旗随着小桥的摇晃飘动，特别富有诗意。

一钻进了林卡，“咣—咣—咣”的锣鼓声，一下便吸引了我。原本是来看裸体的，结果看了藏戏，而且一看，就立马把我吸引住了。

那时候一部藏戏要演三天。中午演到一定时候，要停下来歇口气，大家喝喝奶茶，喝喝青稞酒，吃上点糌巴，下午接着演，演到晚上还没

演完，第二天再接着演。

遇到藏戏团之后，接下来在拉萨的日子几乎天天都泡在那儿。不几天，就跟演员们混得非常熟了。他们中有喇嘛还俗的，有仍在寺庙的喇嘛，还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简直让我迷恋，她们大多都是歌舞队的。

藏戏特别像古希腊戏剧，戏演到关键时候歌队便一通的高歌，或者是吟唱下面的情节，或者是对上面的内容作出感怀。藏戏的服装极其华贵、漂亮，雪巴拉姆真犹如仙女下凡一般，我只知道不停地按快门，几乎要拍傻了。

藏戏团有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叫马义，意思是水牛。马义是个真正的大师，专演丑角，他一人往往要扮演好几个角色。马义在台上简直演飞了，插科打诨让人眼花缭乱。记得有一出戏，他一上台拎个糌巴口袋，傻子似的直朴愣登几句台词一出口，满场的观众顿时哄堂大笑。只见他一转身，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糌巴“噗”往脸上一抹，顷刻之间满脸全白了，然后做一个鬼脸唱开来。我听不懂，但那场面、那气氛完全包围了我。所有的观众一会儿笑出了眼泪，一会儿随着人物命运的变化唏嘘声一片……那种剧场效果真是我们在都市的人没法想象的，这是我们每一个热爱戏剧的人的理想，但我们又知道这理想永远也达不到。因为他们不仅有最好的演员，还拥有最好的观众。这一年看雪巴拉姆的演出，奠定了我后来对藏戏的热爱和纪录片的拍摄。

雪巴拉姆在拉萨名气非常大，1986年正好是他们的鼎盛时期。他们告诉我，现在的藏戏是改良了的，有女主演，歌舞队都有女人，这跟传统的藏戏完全不一样，过去是清一色的男演员。戏也比以前缩短了，历史上一出戏一演就演十天半月。现在最长的只演三天。就是这样我们一听三天还吓得够呛呢。

我和次仁常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次仁特别精明，为人很好，对我们这些外来者非常客气。有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爸爸是汉人，是十八军的，后来他走了。我明白了，次仁是一个军人跟“雪”的一个藏族姑娘一段爱情的结晶。军人随着部队走了之后，次仁是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把他带大的。他妈妈的情况次仁没仔细说，估计是又另嫁他人了。

这时候我注意次仁的脸，如果他不是戴着一顶藏族的礼帽，不是坐在帐篷里，这是一张标准的四川人的脸，很秀气、五官很小的脸。这张脸和藏戏团所有的人确实完全不同。

从此，他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看他们的演出。有时候他们要出去到十几、二十几公里的地方，我也照样骑车找到那些地方。有一次他们到一个叫蔡公常的地方演出，我一路地问老乡：蔡公堂有多远?第一个人告诉我：那个地方，五公里吧!骑了半小时，我又问一个人还有多远?“八公里吧!”我又再骑了几十分钟又再问，“还有三公里吧!”三公里完了又有一个人说是七公里，这数字就像是考验我的毅力。这些藏民几乎是随口说出来一些数字。后来我发现，不用问几公里，你只要根据他们声音拉的长短就知道这地儿到底有多远。如果他们说：“喔，在那…………个地方。”你最好就不要去，你去的地儿起码就是在一座大山的后面了。如果他们说：“喔，在那……个地方。”大概距离就只有五公里。那次我也记不清在晴天丽日下骑了六小时还是多少小时，反正只是记得晒得一塌糊涂，就为了看他们的一场演出。

在那儿看戏不用担心迟到了看不上，不用带吃的。藏民看戏跟过节一样都带上吃的，任何一个周围的人都会给你送酥油茶、青稞酒和油炸的东西，你可以在那儿非常愉快地过上一天，那种感觉真是幸福。有的老阿妈为了表示对你的敬意，“噗!”往杯里吐口唾沫，然后用头巾在杯里使劲地蹭、蹭、蹭，直到她觉得蹭干净了，把酒往杯里一倒，双手举起来非常尊敬地请你喝。

1989年我又回到西藏，一到那儿最想再见的就是雪居民。

再见他们时，主任生意越做越好，经营搞得热火朝天，他们主要经营的是甜茶馆。

甜茶是一种藏族十分喜爱的饮料，由奶粉和茶砖经火烧煮后而成。据说这是由早年入侵西藏的英国人留在西藏贵族阶层中的习惯，后来不知何时传入了民间。拉萨的一位回民首先聪明地将内地习俗引入，创办了西藏第一座甜茶馆。从此泡甜茶馆的风气日甚一日。

拉萨人富有幽默，他们差不多给每个甜茶馆都起了别致的绰号。比如一家装潢不错，味道一般的，便被称之为“豪华鼻涕”；还有最大的一家甜茶馆却被称之为“火柴盒”，究其原因是忠实的老顾主们都难忘它刚刚开创时只有一间小小的木屋、几把椅子的光景，以至于今日堂而皇之的大名“光明食堂”根本就无人提及。喝甜茶的钱花得不多，每加一次茶一毛钱，一般人都能喝上十碗二十碗的。

吃茶的魅力在于所谓文化，“火柴盒”被称之为拉萨的社交中心。据察多为政府官员、文人骚客及商人款爷们来此小坐。他们自己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这里的各类消息比人民日报早三天!

雪居委会在布达拉宫下面开了甜茶馆，还在罗布林卡——过去达赖的行宫外面和居委会办公的地方开了甜茶馆。

甜茶馆早上、中午还做藏面条。这是一种很粗朴的面条，放点辣酱，切点熟食即可。坐在甜茶馆，苍蝇满屋嗡嗡地飞，藏民们潇洒地举手轰一轰，大块地吃着牛肉，不时来个要饭的，或者是弹弦唱歌的，感觉很像中世纪的鸡毛小店。

我认识了女主演卓嘎。卓嘎对于藏戏团日益地重要，她嗓子太好了，其优美无人可比。

卓嘎是环卫工人，每天的工作是清扫大街，只有业余时间才到藏戏团参加排练。

1989年是多事的一年，这一年雪巴拉姆的演出也少了。

1992年我又一次到拉萨，这时候我已经在拍纪录片了。

到拉萨自然地就想到了拍摄雪居民。次仁安排我们住在居委会办公大院里。我们住的地方楼下是甜茶馆，大院是藏戏团的排练场。这给我们的拍摄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每天天蒙蒙亮，转经的人带着自己的放生羊和狗，陆陆续续转到居委会大院，人欢马叫，亲和热闹。和藏戏团每天的厮混使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更加熟悉。慢慢地，我发现他们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了，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清淡。藏戏团一个长了一双巨大的手、巨大的鼻子、巨大的脑袋的大胖子喇嘛鼓师，一边切牛肉一边跟我聊，生意不好做呀，四川人越来越多，他们做的菜我们做不来嘛!生意都被他们抢走了。

1989年我在拉萨时还没什么饭馆，想找个吃包子面条的地方都比较困难。而1986年几乎就没有外来人开的饭馆。到了1992年，四川人的饭馆在拉萨已经很多了。

居委会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奖状，次仁依然非常繁忙的样子，但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了紧张。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只见他酒喝得比以前多很多，经常处于半醉状态地硬着舌头跟人说话。

但是，一到演出他们还是那么快乐。藏戏团补充了许多姑娘和小伙子，哪儿有人请他们他们就去哪儿，这回我不用自己骑自行车了，我们跟着他们的大卡车到处去转。

雪巴拉姆的演出还是那么热烈，但这里面少了水牛马义。他病了，病得非常重，演出的场地上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卓嘎带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卓嘎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只见他一滴混浊的老泪从眼角慢慢流出………那么鲜活那么风趣的生命此时一点踪影也找寻不到。

藏戏再没有演三天的了，最长的只有一天。大家没那么长的时间，也没那么多的人逗留在一个地方看戏。次仁说，我们准备再改，把有的戏压缩成三小时，甚至一小时也行。

不过，每年雪顿节还是雪居民们风光的时刻。雪顿节就是酸奶节，一年一度大庆丰收之节。雪顿节最隆重的仪式是哲蚌寺的展佛，成千上万的人汇聚在哲蚌寺的山谷中，等待着喇嘛们长龙一样蜿蜒在山中扛着巨幅的唐卡——佛像。在太阳初升的时候将唐卡展现在天地之间，一瞬间山谷沸腾，到处是抛洒的哈达和糌粑。鼓乐喧天中，唐卡下面的空地上，雪巴拉姆载歌载舞。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要在罗布林卡里面演出，拉萨人几乎会倾城出动过林卡——逛公园看演出。演出的时候，雪巴拉姆带着锅灶，不上场的人员炸油条做吃的卖给看戏的人，大家都不闲着，又可以创收。有时他们还带上台球桌，到一个地方，桌子一支就开始营业。

次仁真是费尽心机，社会上一流行什么他马上就跟进，他不断地变，不断地跟，总希望能跟上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

八十年代藏戏团的成员演出一场每人给三块钱，后来，每人十块、十五块，主演和跑堂的一模一样，对于主演来说，他们要的只有荣誉。经营好的时候，年底居委会会给每人分红。只有少数专职的居委会干部领工资。

这次看他们演出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戏到结尾，大家唱起了令我们非常熟悉的曲调。我猛然想到，这不就是文化革命中唱的毛主席赞歌吗，怎么弄到这儿来了?

原来，以前这个曲调就是对佛爷唱的，文化革命只不过换了一个人，现在又回来给自己的佛爷唱。

次仁的儿子已经长大了，还在剧团里继续参加演出，只是他不能再演小王子，而是站到了女声歌队最末尾的位置上，画着小红脸蛋跟着高歌。

布达拉宫下面要扩建成一个巨大的广场。雪居民们在搬离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政府给他们修建了非常漂亮的雪新居，每家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但是他们仍然迷恋这儿。虽然这个地方非常落后，没有下水系统，房子也非常破旧，搬离的时候雪居民们仍然痛哭流涕。

在布达拉宫扩建的过程中，他们还是经常回到广场，卓嘎总指着一块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儿就是我们家以前住的地方。雪居民们没事还爱到广场来干点活，帮着搬几块石头，用水龙头冲冲地。没人要他们这么做，一切都出于自愿。

甜茶馆一家家倒闭，已经没法再办下去，雪居委会的大院最后也租给了修车行。

雪居委会的一些干部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暧昧，似乎对我们有一种难言的、不好表达的情绪和一种隐约的紧张，让人说不出来的别扭和复杂。也许我们让他们想到了那些无孔不入，抢占生意的四川人吧。

次仁更加贪酒了。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次仁曾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是破格提拔的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他为自己的工作自豪，他对自己的汉人血统感到一种隐秘的骄傲。而现在次仁绝口不再提他的汉人血统，拍他的时候，他全部用藏语回答我们的采访，一句汉语也不说。

1997年我住在布达拉宫宾馆，一天晚上我们开了军队的车出布达拉宫大门，一个喝得醉醺醺看厕所的人冒了出来把我们拦住，满嘴的酒气冲我们大叫：收停车费!开车的军人对他说：你不知道吧，从今年八一起所有的军车都是不用交停车费的。我不管你什么军车不军车，我不懂，你必须交!我猛然意识到，他就是次仁!次仁简直就是一个老头，变化大得令人吃惊，几乎认不出他来。我低头不敢跟他相认赶紧逃走。

九十年代的商业化无可避免地摧毁了过去人们的许多浪漫，传统的民风也在势不可挡的商业大潮中消失。藏族注定是个生性浪漫、潇洒而又散漫的民族，我怀疑他们在天性里是否和市场、商业有缘。次仁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他是一个努力想顺应时代的人物，他聪明、能干，几乎是个没有毛病的人。但是他一步一步地感到无奈无能无助。他不服，他的眼睛越来越不平和。他一根一根地抽烟，一瓶一瓶地喝酒，他想不明白这世界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问题是他并不是不努力呀，如果一个人竭尽全力还不行的话，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了。

我很怀疑现代文明能否真正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从骨子里，我越来越留恋过去牧歌似的生活。我甚至这样想，回到古代也未见得就那么糟糕，这种想法固然让人感到可怕，但是，生活中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毕竟太少。如果不现代化，出路在哪里?而选择现代化，又难以适应。走向现代化，在走的过程中面对竞争和压力，自信呢?美感呢?我总认为人应该过有美感的生活，美感只能来源于轻松散漫，当一个人的欲望膨胀的时候，当一个人感到内外交困的时候，他怎么能保有他的从容和美感呢?

次仁的一个生活细节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86年的时候我根本感觉不到在这个人的身上有任何对佛教的信仰，也许是出于表面的误解，我觉得他是一个和我一样的现代人。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个清晨，我拍转经路的时候，突然在转经人流中发现了他的身影。他看见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对我解释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溜溜小狗。

现在，次仁根本不用再对我们解释，他已完全溶入了转经的人群之中，转经成了他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次仁的儿子长成了细高个的少年，见到我们时只是笑笑。有一次见他时，他在布达拉宫的广场上放风筝。他告诉我还演藏戏，没有做其他什么工作。

马义去世了，大鼻子大手的喇嘛去世了，那个叫罗布次仁的漂亮小伙子也突然暴病而死。

只有女人如故。虽然这些漂亮的姑娘都至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她们见了我们还是特别亲。有朋友说，她们看我和我看她们的眼神都是放光的，火焰一样。一见面她们总这么问我：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你一点不想我呀!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们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开着调情的玩笑。

九十年代后期，藏戏团的演出多半儿变成了唱堂会的形式，最长的戏真的只能演一小时了，而且一般都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为一个个的旅行团唱上半小时或一刻钟。演出地点很少在林卡，而是改在宾馆和酒店。

传统的甜茶馆被跪式服务的茶道茶艺取代。各种各样腐化堕落的下流场所，各种各样的酒吧、咖啡屋、饮厅，大家都知道上哪里去“饮”什么，饥渴的欲望在那儿啜饮着……。

拉萨河畔那座挂满了风马旗的小铁桥没有了。取代它的是宽大的现代化桥梁。桥对岸所有的树都砍光了，贴着清一色厕所瓷砖一样的小二楼占据了它们的地盘，林卡变成了一个海南商家投资开发的综合国际城，经营餐饮娱乐电子游戏。强盗无处藏身，淋浴的少女们不会再来，姑妈林卡的浪漫永远地消失不再。

1998年中央电视台中华民族栏目要拍拉萨故事。老二带队到拉萨，他把雪巴拉姆全班人马请到布达拉宫广场演了一场戏。那天，次仁主任刮了胡子，没喝那么多的酒，他再次戴上了礼帽，穿上得体的西装，一下子显得英俊如故，恢复了往昔的风采。所有藏戏团的成员又欢聚在一起，大家非常高兴一起回忆了许多往日的愉快。

这部拍得十分浪漫的片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温普林，独立制片人，现居北京。发表有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