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婷

小说《判决》的故事宁静地在“最美好的春天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拉开帏幕。“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就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八本笔记》)星期天正是卡夫卡梦幻一样的世界狂喜扭动的时间,在这样的星期天里,你可以不惊奇于任何将要发生的事件。

格奥尔格订婚了,他给远在俄国的朋友写了封通知订婚的信,他告诉父亲这件事,又与父亲谈了一场话,然后父亲判决他去死,格奥尔格于是就奔向河边自杀了。从关于订婚的那一封信走到父亲判决格奥尔格去死,一切变化都活跃在那场对话中,其实,在导致格奥尔格溺水自杀的这场至关重要的对话中,只有几个不可能直接对致死的判决负责的话题在相互纠缠、替换,格奥尔格试图对父亲的健康表示关心;他与父亲争论到底有没有一个在俄国的朋友存在。最后,不承认这个朋友存在的父亲意外地突然宣布他认识这位朋友;父亲不断地缅怀格奥尔格死去的母亲和不断描绘格奥尔格自己创立的事业的春风得意和自己的老迈。

看一看这场占据了小说中心地位的对话,就算是格奥尔格背叛了一个朋友,就算是在母亲死后格奥尔格没有以足够的悲痛来哀悼她,就算是格奥尔格的生意兴隆来得轻而易举,父亲对他的这三个指控还是没有一个可以为最后的结局直接负责,没有一个可致死的罪,而每句话都似乎在拔开一层云雾,也许就可以见到一些决定死罪的罪因的轮廓了吧?但是,当人还在这些内容上转圈时,唯一确定的结果,结果几乎是过于确定了,“我现在判决你去投河淹死”。这一判决在措手不及之间已经取得了莫名其妙的好效果,格奥尔格哼也没哼一声就以少有的敏捷冲下楼梯,跃出大门,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执行了这一决定,好像一切罪行都已经被充分证明过了似的,而格奥尔格不得不以死谢罪,悲剧不在于父亲说:“我现在判决你去投河淹死。”而在于格奥尔格自己说:“我现在判决我去投河淹死。”在这场判决的最后效果上,决定性的因素是格奥尔格认为自己该死,没有人捆绑他,而他自己是如此迅速地对自己行刑。卡夫卡描写了父亲对格奥尔格的审判过程,对于格奥尔格的自我处决并没说什么。但是,在这些话题的纠缠进行中,敏感缜密的卡夫卡式的逻辑感早已在话语与话语背后反复玩味着这场谈话的真正核心——罪,卡夫卡并没有谈论罪,他只是在玩味,这种罪是通过负罪感这种由感觉带来的心理上的惩罚体会到的,卡夫卡正是通过这种惩罚来玩味它。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罪衍总是公然来临,马上就会被感官抓住,它归结于许多根子,但这些根子并不是非拔出不可的。”它绝对不是父亲表面上给定的罪那样明了简单,卷入了一件小事,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负罪感慢慢从深处浮起,终于成为灭顶之灾。很难说这灭顶之灾就是那件小事的结果。

在古老的故事和寓言中,每个人物可以代表善恶品质中的一种,直到故事结束,每个故事都明显地让人感觉到它自己的规则,它们的规则是:有“法”的确定性,以之作为善恶的参照,并依法裁判人物的命运。同寓言一样,每篇小说有它自己预设的约定和法则,也许比寓言复杂一些,米兰·昆德拉在他的《被背叛的遗嘱》中论及《巨人传》时说道“小说家与读者间的契约应该从开始就建立”。走入不同的小说就有不同的法则。

卡夫卡一生都在追寻真理的途上跋涉,他说“对于我们来说,存在着两类真理,分别由‘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为代表,也就是能动原则的真理以及静态原则的真理。根据前者,‘善有别于‘恶,而后者则既不知有‘善,亦不知‘恶,仅仅就是‘善本身。事情的可悲正在于此。令人欣喜的是第一类真理关系到流逝中的时刻,第二类则关系到永恒,正因为如此,第一类真理就在第二类真理的光芒之中黯然消失。”(《日记》1918.2.5)可以看出,卡夫卡是趋向于第二类真理的,但是,他与他周围的一切又毕竟时刻处于“流逝中的时刻”无法摆脱,在笔记中卡夫卡曾描绘自己的处境,说他既是一个天空的公民,同时又是一个地球上的公民,不论他往哪边靠拢,另一边的绳索就会勒紧他的脖子。在卡夫卡的世界中,两种相互矛盾的真理是同时存在,而且发生作用的,两种真理他都必须考虑。卡夫卡的小说世界的法则:是真理标准的无法确定,在操作上无法只执一端。在《判决》中关系到生活和关系到生命的两类真理使卡夫卡不以一个设定的标准为参照来描写罪的面貌,而只是描绘了在这两种“法”之间游荡的罪感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往哪一边躲都会被另一边的绳子拉紧。

作为主要推进力的那个关于朋友的话题本身就前后矛盾,荒诞不已。格奥尔格提起“朋友”,父亲断然否定他的存在,而当父亲成功地使格奥尔格表示“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个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亲”时,他又轻易地承认了这个朋友的存在,而且自己是“他在这里的代表”。“如何能在分析世界时做到严谨,同时在游戏般的梦中不负责任地自由自在?如何把这两个不相容的目的结合起来?卡夫卡解开了这一巨大的谜。”(《被背叛的遗嘱》米兰·昆德拉)《判决》充分展示了卡夫卡的这种天才,正是在这个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情节游戏背后,卡夫卡同时充分表现了他的严谨,他的随心所欲为了他的严谨服务。在这些前后矛盾的谈话的矛盾中,在那些前后似乎没有关系的话语的联接中,谈话的核心得以展现,在这个核心中,父亲无休止地提示他的罪行,虽然由于故事的“法”的不确定性,格奥尔格不必认同父亲为他定的这些罪。但是,在这样一串旁敲侧击的过程中他还是如父亲所希望的,沉没在负罪感之中,认为自己有罪。最真实的东西——自己心里的罪感已经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罪是什么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美国学者凯特·费洛里斯在其题为《<判决>(1947)》的评论文章中认为:“如果说外在的格奥尔格·本德曼与外在的卡夫卡相一致,那么就会发现,格奥尔格在俄国的朋友则与内在的卡夫卡,其作品中的,特别是日记中的卡夫卡惊人地相似。”卡夫卡本人在关于《判决》的日记(1913.2.11)中写道:“那位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性。”如果用凯特的说法来解读《判决》无疑可以熨平故事内容上读不通的荒诞古怪之处,但在把卡夫卡的梦幻游戏一一落实的时候也遗憾地削弱了他的小说的自由自在的魅力。采用卡夫卡自己的这种比较混沌笼统的说法也许更好一些。

“共性”意味着它能决定两个人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人与人的沟通总是建立在共同点上的,两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一个个的联系上建立起来,在不同的共性上各有优劣才能平衡,当两个人之间的共性完全掌握于一人之手时,他就像是掌握了一个开关,可以随时开启,得到自己希望的效果,对对方产生强烈的影响,而对方无可回避。既是共性,它又是两人之间搭成了默契的区域,具有无需多言的敏感。

“朋友”这一共性开始时还未得到充分讨论,开关还不知在谁的手中。格奥尔格还抱着乐观态度,“喜不自胜地玩味着这一共同物,以为自己已经赢得了父亲。”(《日记》1913.2.11)朋友既是自己的朋友,不可置疑的,自己是唯一可能与之建立长期联系的人选,父亲不可以进入他们之间的关系,占领这个共性,因此也无法发表任何实质性的打击言论,于是格奥尔格打开这个话题,以为自己掌握了这个开关。从这里开始,卡夫卡开始进入他的荒谬与严谨并行的世界,在矛盾中格奥尔格一步步被那个罪名不定的负罪感卷得越来越远。

“为什么要写信到彼得堡去?”父亲问。

“告诉我在那儿的朋友。”格奥尔格说着,用目光追寻他父亲的眼睛。……

“哦,告诉你的朋友了?”父亲以特别强调的口吻说。

在卡夫卡的笔记中有一段话像极了这个场面:“一个突变。回答问题是瞻前顾后,小心翼翼,怀着希望,窥测方向,绝望地在问题的那不可接近的脸上探索着,跟着它踏上最荒唐的,亦即为回答所避之唯恐不及的道路。”一方在小心翼翼地渴求,另一方却在以同样的敏感打击这样的渴求。格奥尔格发现自己将从那条道上一直下滑时已经太晚了,谈话几乎还没开始,恶已隐隐现身。在“共性”的领域中,一个轻微的颤动都昭示着之后一切的事与愿违。格奥尔格想向父亲进一步说明在这个共性上自己的地位时,父亲突然提起了与此无关的话题,关于母亲和事业的。之后,格奥尔格也十分突兀地表示“别去管我的朋友了”。卡夫卡把“朋友”定义为父子之间“最大的共性”,在同一篇日记中,他又把“对母亲的爱和依从”,“对母亲始终不渝的缅怀”以及“最初确实是由父亲为商店争取到的顾客”定义为“较次要的共同点”,与“主要的共性”不同的是,在这些共同点上,格奥尔格是已被预先证明了处于劣势的。现实情况是,格奥尔格在事业上成功而父亲在越来越黑的房间里衰老,而事业是父亲一手草创的。含辛茹苦的母亲去世了,而格奥尔格却在年轻姑娘那里得到了满足,准备结婚。在这样的事实下,父亲可以说“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已经出现了好几起很不得体的事”。似乎儿子用自己的幸福成功背弃了双亲,而格奥尔格找不到一句话来作正面申辩。这是父亲给他已经定下的罪,然而格奥尔格对此感到茫然,他“几乎是心不在焉”。他“做了个鬼脸”。他忍不住地喊“你真是个滑稽演员!”他不以父亲定下的罪为然,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这种控诉的严重性,不真实的控诉引导出了他心中真实的负罪感,于是当格奥尔格想说一句嘲讽的话时,这句话说出来就“变了语调,变得非常认真严肃”。在这个共同性上,父亲打开开关,立即在格奥尔格身上产生了效果。父亲成功地使格奥尔格走向了自我处决的第一步。从这里走向最后,格奥尔格活着的最后一刻,他低声说的是:“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说完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这最后一步和第一步其实是一样的,他最后的申辩表明他对父亲定下的罪并没有承认,他松手任自己死去,说明他有罪感,认为自己该处以死刑。

罪可以被体验到,但没有固定的标准来清楚地认识,这样,格奥尔格就无从消解心中的负罪感,他满心痛苦地怀着不断解释自己的需要,只有用对父亲的关心来保持平衡,在小说中,一旦父亲提到母亲或事业这样的话题,格奥尔格在语言或心理上的反应就是对父亲的关心,他不只是要向父亲表白,同时也在抚慰心中的负罪感。这个他用以减轻自己的罪感的话题本身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罪感有多深,因为心中的负罪感越深解释的需要就越盛。随着对话的推进,父亲甚至阻断了他用以保持平衡的这个途径。

“你已经想起他了,是不是?”格奥尔格问。(“他”指朋友)

“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父亲问。

“你躺在床上感到舒服些了吧?”

“我已经盖严实了吗?”

“你放心好了,你盖得很严实。”

“我已经盖严实了吗?”

“你放心好了,你盖得很严实。”

“不!”他父亲打断了他的答话喊道,……“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

父亲深深地将他引诱进入这个关于“关心”的话题,然后突然跳起来,将他的关心一网打尽,把这种关心揭示为动机不纯的花招,暗示他这种行径的可耻,这时,当格奥尔格用以作微弱抵抗的东西本身也带来可耻的负罪感时,格奥尔格丧失了申辩的资格。于是父亲以大获全胜的姿态步入了这个最大的共同性中,承认了朋友的存在,根本不用在乎自己前面说过些什么。

在《判决》中这段对话也是典型的对话方式,表面看起来牛头不对马嘴,其实罪在下面像暗流一样把格奥尔格卷走。小说中,每当格奥尔格谈论什么话题,父亲就转向另一个,而格奥尔格跟进时,父亲又再次转回原来的话题,格奥尔格谈到“朋友”,父亲就转而说“母亲”,格奥尔格跟着表示对父母的爱时,父亲又转而大谈“朋友”。在这一个回合里,父亲从可能性上根本否定了格奥尔格的解释,以后,格奥尔格连话也不能说一句了。在这个最荒诞任意的情节——朋友的存在与否出现的同时,卡夫卡深刻地展现了在谈话的真正核心——罪上的关键性的一步,将自由自在的游戏与严谨的分析作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在这些话题的联接和转换之间,罪衍就像两块同极磁铁之间的压力,越靠近压力越大,但始终抓不住什么,只是在中间滑动着。

悲剧不在于父亲说:“我现在判决你去投河淹死。”也不仅在于格奥尔格对自己说:“我现在判决你去投河淹死。”而在于格奥尔格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慢慢地开始对自己说这句话,罪随着惩漫涨在整个过程中。卡夫卡没有最终拔出罪的根,只是咀嚼着那有毒的罪的果实。这是卡夫卡的游戏后的真实严谨,生活未尝不是如此,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的世界总是令人生疑的。

吕婷,大学生,现居上海。有若干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