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正　杨东平　时　间

电视的强大与局限

阿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电视文化。电视刚发明的时候，恐怕连电视专家们也不可能料想到今天电视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传播上电视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它的社会能量怎么估计似乎都是不过分的。请你们谈一谈，电视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杨东平：中央电视台刚刚举行了四十周年的台庆，高朋满座，万众瞩目，充分显示了电视在中国的地位。在国外，电视则有近七十年的历史，电视产业已是一个庞大王国。

时间：我大概是七十年代看到电视的。当时我母亲在电视台做文艺导演，编电视录像，我常跟着去看热闹。可以说很早就“耳濡目染”了。我从1983年开始在电视台实习，当时还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电视编辑专业，到现在有十五年的电视实践了。我的体会是：电视不但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它在中国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这一代电视人目前的努力，实际上就是为了还电视一个本来面目。比如说：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们掌握了一种纪实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在跟观众沟通时，不像以前那种突出宣传、教化的作用。当然那时只是作为一种零星的探索出现在屏幕上，直到《东方时空》的出现，才算起了影响观众的作用。

阿正：当初你有没有预想到从事这个专业会取得今天这种成绩，推出几个全新的栏目(《东方之子》、《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推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温迪雅、邵滨鸿……)，你当初料想过这个局面吗?

时间：料想过，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老师正好是从国外刚回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一批得到从国外回来的老师的教导，了解了国外比较先进的一种电视观念，并幸运地把它实践出来，落实到我们的屏幕上。当时中国的电视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点，即使到现在为止，虽说中国电视的节目丰富多了，但与海外比还是有不少空白。这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电视的作用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直播，它应该说是电视最本质的传送方式，也是别的手段望尘莫及的。但在中国，因为考虑到播出的效果，增强了把关问题，还没有敞开，但这一天也还是迟早要到来的。香港回归、三峡大坝合龙，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播，是我们建台以来时间最长、最成功的两次。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完全可以采用这样的直播方式。我们在《东方时空》里播出过郑州一个落井小孩的抢救过程，如果在国外，这个过程完全可以采用直播的形式，因这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是方方面面的，信息量非常之大，也非常牵动人心。这个时候，你加上广告也好，插入别的短节目也好，整个电视台的收视率就被提高了。但我们考虑这是国家电视台，不是商业台，同时我们对电视的功能也确实有认识上的不足，担心实践上没有把握，所以对这个抢救过程只剪辑播出了十几分钟。这是很遗憾的。

阿正：是不是还有一个电视台的定位、属性问题?海外有些电视台基本上是商业台，传播的面都各有局限，而我们的中央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台，极其强大。是不是因为顾虑到中央台代表国家，就越怕直播出差错?

时间：也是。中央台实际上是国家台，又有这么大的传播面，出一点差错都不行。直播一直不敢搞。但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你越不敢搞直播，人们的承受力就越得不到锻炼、越“绷”着。反过来也一样。形成恶性循环，这个头就是开不了。

阿正：东平，你是不是赞同刚才时间说的，在中国，电视的开发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还有巨大的空白和潜力?

杨东平：广播、电视、电影包括多媒体，都标志着一种时代性的转换。人类文化从读写为主的时代进入到视听为主的时代，这种文化方式或传播方式的改变是非常根本的，非常实质的。我们通常说，现在的年青人是看电视长大的，以往很多代人是看书、看报长大的，这个过程很不一样。电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家现在获得信息、获得教育更为便捷，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人对电视的依赖，所以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本质趋向平面化、单面化，天天坐在电视前面一直看到满屏雪花。

总的来说，电视是一种比较浅薄的媒体，声像画面一遍即过，它不可能像阅读过程那样，给人很多更为深刻的东西，或承载更为深刻的东西。电视覆盖面非常广。所以它只能定位在大众文化层次。在这个定位上，它实际上承担不起更深刻的所谓思想文化的价值。所以很多知识分子担忧，怕过份依赖电视会降低人类对生活的思考能力，减少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及人与人的直接联系。电视很吸引人，它是虚拟的现实，它过于强大、过度泛滥就会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真实生活的隔阂，降低人类对真实生活的感觉。一些国家的人文学者在担忧之余，还倡议每周一天不看电视，以保持跟真实的自然、真实的生活的联系。

阿正：我看到过不少作家写的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内容非常相似，写的是“停电之后”。停电之前全家都默默无言地看电视，停电之后，全家人点着蜡烛开始交谈。这是若干年间少有的一次交谈，全家人都感动了。这样的故事很温馨，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电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包括对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破坏。时间你作为电视人，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同意人文学者对电视的批评吗?

时间：电视的确有负面影响，但电视本身并不是负面的东西。人是有主观意识的，你可以选择看或不看，可以选择看什么。电视实际上给了人们一种选择。至于说电视缺乏深刻的文化内涵，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现在做的一些不到位的东西做出这样的判断。英国BBC节目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把最高层的哲学家聚集到一起，做了一些节目，这个节目还出了一本书。这种节目的深度，应该说不亚于任何的创作，但他又采用了一种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我们比其他媒体的传播者更讲究对象感，讲效果。我们不光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发现整理传播出来，我们还讲究传播方式，讲究传播效果，让人们接受我们、喜欢我们。电视有时候会出现庸俗化的东西，因为电视节目是依赖于整个社会大众文化程度的。所以，我认为不能以电视的浅薄或某些节目的浅薄来否定电视。在有些电视业发达的国家，电视已出现了适应各种层次观众需求的节目。如在法国最有影响的节目是一个读书节目，由一位长者主持，既不年轻又不貌美，这是与他们国家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适应的。中国公众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新闻。假如新闻能够更加开放、更加及时、更加强有力，起到舆论监督的功能，那么老百姓就更加满意了。

杨东平：电视这种传播方式的本身，在中国有可能变得更为深刻一些，可能承载不同的功能，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国外电视台有很多谈话类节目，包括比较有深度的新闻评论，它的收视对象已不是大众，而是知识分子和决策层。比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一个谈话节目，是在晚上十一点以后播出，叫“夜线”，谈论的都是高层次的政治、战略问题，收视率不高，但它的功能却非常强大，它的收视者是美国的决策者，它的广告收费是最高的。类似这种功能在中国好像还没有被开发，当然《焦点访谈》在一定意义上也在扮演着这个角色。朱』总理前些时候亲笔题词，对《焦点访谈》加以肯定。在决策层的支持下，我相信中国电视的功能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

制约电视的因素

阿正：大家惊叹电视强大的功能，同时也看到了它目前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影响着电视?

时间：我觉得直接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电视工作者本身的文化素质。前一阵子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弱智的中国电视》，对我们触动很大。里面有许多观点吧，我也完全赞同。比如电视中的一些浅薄现象；比如说节目形式的模仿，这个台搞了一个什么节目，其他台很快就加以效仿了。当然对好的形式的学习、借鉴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做的“脱口秀”《实话实说》是受了美国同类节目的启发，现在各台也在办这种节目。可能这是必由之路。你走，人家也走。

另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对电视节目的把握与控制。这个制约因素涉及对电视的不同理解。这几年的电视基本上是在对观众进行慢慢的渗透，或者说是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一种渗透，而不是一上来就要革新、革命。我在1990年做了一个片子，纪实性的东西，有的同志看了，就不能容忍一个人谈这么多的话。而现在，大量的谈话节目被接受甚至喜爱。人们的审美习惯只能一点一点地转变。面对这种纪实风格的画面语言，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习惯了，知道要看一件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结论上。

电视要面对大众收视的心态，它有时候是要迎合、折中的。你可以指责它的浅薄，但完全可以更积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你可以利用大众的这种心理来加以引导、影响。比如说美国一个很有影响的黑人主持人温芙蕾，她在她的谈话节目里有时会介绍一本书，这本书马上就会成为畅销书，发行几百万份，这使得书中的某些观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常常会有一些极端的、片面的认识，他简单地拒绝电视，不善于调动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自己的理念。其实学术界与传媒还是应该互相交流，共同面对大众。

杨东平：制约、影响电视的各个因素中，体制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电视台都是官办的，所以它必须担负宣传教化的功能。如果媒体本身是多元化的，如果有多样化的体制来配合它，那么就有多种声音，电视节目就丰富了，公众的选择就多了。还有一个因素，我们的电视台常常搞得很商业化。由于目前我国的电视台具有垄断的地位，所以广告收入相当高。在美国，如果是由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国家台，那是不能有广告的，只能自负赢亏，只有商业台才能靠广告收入进行运转。这套体制在中国还没有建立。

时间：现在我国的电视收入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行政拨款，国家给钱。另一个渠道是广告创收的收入。我国的情况是国家的宣传体制、国家的拨款制约着电视，广告商的投入也从另一个角度影响着电视。中国所有的电视台都面临这样的多重制约，都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表演。新趋势：电视与知识界的联姻

阿正：在信息爆炸时候，大众传媒给一代人的成长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其中电视的影响可谓是最大的，以致于人们把眼下这个时代称为“电视时代”。你们怎么评价电视对青少年的影响?

杨东平：现在的青少年比上一代接受信息多得多，这是受益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这就是电视正面的价值。负面的影响，就是它让青少年接受了一些不该接受的东西。但总的看，正面的影响要大得多。

阿正：现在海外出现了一种新的播出方式，就是观众可以点播节目。如果这种双向选择功能进入到千家万户，审查、把关就形同虚设，怎么办?电视台之间会不会为了招徕观众而争相去迎合观众，从而形成恶性竞争?

时间：香港慢慢也实现这一步，就是你同时可以选择很多节目，你想看什么，都可以一点点去调出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也就是给观众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实际上也在朝这个方向迈进。我们一方面考虑到观众的需要，另一方面注重教化、注重品味。从技术发展来讲，双向选择将不成问题，那么下一个世纪我们肯定要面对这个问题，要受到严酷的挑战，这是大势所趋。我个人觉得，有挑战才有刺激、才有动力，我希望电视的发展和竞争越来越充分。

阿正：由于电视几乎进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电视受到的议论也可以说是最多的。每个人都因自己的品味、喜好和思考发表着对电视的不同评价。其中比较多的，一是老师、家长抱怨孩子为了一个电视节目忘了学习忘了吃饭，一是人文学者们批评电视的肤浅，继而拒绝上电视。东平你怎么看公众的评价?

杨东平：据有关收视率的调查，一个人收看电视的时间长短，与他的文化程度成反比。高级知识分子一天大约就看半个小时左右，主要是看新闻或自己特别关心的节目。文化程度低的人分两类，一是家中没有电视的，还有一类是从头看到尾的。这种现象的形成，我想原因在于我们的电视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追求收视率的提高，它必须面向普通大众，所以它比较少兼顾知识分子群落的需要。刚才我说到过，随着电视发展的多样化，现在国外很多电视台有一类节目，是专门给知识分子看的，它的收视率很低，但是它有存在的价值。据说日本每个周末晚上有一个节目，名叫“彻夜讨论”，从晚上零点讨论到凌晨，长达五个小时，收视率极低，但是有你所关心的话题，你总是能找到你要看的东西。它讨论的都是比较强烈的政治或者社会问题。比如说：二次大战中，日本到底是“侵略中国”还是“进入中国”？日本最极端的右冀分子跟最强烈反对战争的韩国侨民团体在现场激烈论争了五个小时。这类话题老百姓不一定喜欢看，但是关心这类问题的人可以找到你所要的东西。我觉得电视达到这种境界就好了。就好像购物一样，每个人都能在超市里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阿正：时间创办了好多有品味、有个性的电视栏目，并首先把知识分子引入电视，让知识分子与电视联姻，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提供了某种“接口”。那么您在创办的初期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时间：电视人如果要把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表达给观众的话，会存在一些知识、修养和阅历方面的不足。如果你始终在作一种纯艺术的创作，可能只要把个人的一些看法拿出来就可以了，即使不成熟，但只要是个性化的就行。而如果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在内容的深刻性上站住脚，增加电视节目的文化内涵，提高它的文化品味，就需要借助学者的智慧。我觉得电视工作者从总体上说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种现实。如果我们把社会的精英、社会智囊调动起来一起来做电视的话，电视节目的质量就会好得多。

我有一个看法，作为学者，著书立说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观念，你的书自然要面对读者，面对受众，而电视也是面对受众的，而且它的受众群体比书的读者群要大得多，那么学者为什么不能利用这样一种大众媒介来帮你传播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多数知识分子也要涉世，这与我们实际上是殊途同归。

过去，我们长期在“左”的氛围里成长，个性化的思考很少，表达得更少。从以往看，我们在电视运作中对一个节目的形式感，对它在国内是否填补空白、是否与西方的电视形态接近等方面，大体是可以把握得住的。但在内容上怎样使它有生命力，怎样能够贴近观众，怎样能够影响决策者或者是影响老百姓，在这些方面，就必须有一批人在幕后提供智力支持。现在我们所有新栏目出台前，都会有一批台外社会智囊参与。我从1989年以后开始搞纪实的纪录片创作，结交了许多知识界的朋友。有的还可以直接请来做电视，包括我们《东方之子》、《东方时空》的主持人。他们原先不是电视记者，是别的媒介的记者，或学者，他们把他们的思想情感直接表达出来了。还有像《实话实说》，东平、郑也夫等等的介入，增加了节目的厚度。《新闻调查》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所有思想性的节目，或带有思想性的节目，绝对离不开学者们的智力支持。

阿正：东平，有些学者在排斥电视，那么你作为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你的介入是怎么考虑的?对另一些知识分子的排斥你作何评论?

杨东平：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说。一是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在九十年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八十年代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参与政治活动，就是通过从政，直接参与改造社会，或给决策层献计献策。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文化参与，不再是向领导人进言，而是面向公众发言，这个转变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更符合知识分子本身的功能和价值。第二个方面，知识分子群众本身也在分化，经过十多年的变动，现在基本上各安其位，与国外的发展是大体接近的，即主要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学者，他们主要是在书斋里活动，致力于学术积累与创造，包括陈寅恪、钱钟书等等都是这一类人；另一类是从事知识传播，为社会发展提供新思想、新见解，影响公众，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像罗素等等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与传媒紧密联系，充分运用大众媒介的功能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与理念。这种状况基本上是合理的。我是愿意面向公众发言的，但另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书斋，我认为也是对的。

阿正：这种分野及多元化选择的趋势，迫使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重新考虑自我的定位。

杨东平：对。像我参与大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与自己的性格倾向、兴趣倾向有关，比较关心社会问题，愿意面向公众发言。我深感我们社会生活中发言权的匮乏，深知这种发言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要充分地加以使用。我从来不拒绝大众媒体。

电视时代的一体化与个性化

阿正：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一种相近的艺术——电视和电影初期的功能相当接近，比如说都是一种图像的艺术——电视凭什么后来居上?现在在老百姓眼里，电视的重要程度远远地超过了电影，比如说：作为电影的某些功能电视都具备，因为有“家庭影院”，将来还会有更先进的设备，使公众在自己的小空间里获得与在大影剧院相同的欣赏效果。换言之，在大众生活的层面上电视已经战胜了电影。那么它凭借什么取得这个胜利?

时间：可能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它的传播手段问题。电影对观众有一些限定，你必须到电影院去才能完成这种观赏，而看电视则是任你选择的，随时随地的，自由便利的，这是根本问题。但是这两种艺术给人们最终的感受，还是有区别的。电影画面的震撼力是电视无法比拟的。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他强调那种个人感觉，而电视强调的是大众的接受，所以作为艺术的本质而言，电影是站得住脚的。电影更接近于艺术，电视更接近于大众舆论。

阿正：我来北京之前听了两位电视评论家的一场对话，大家认为电影院是一座造梦工厂，到电影院去可以做一场远离都市喧嚣的、远离世俗生活的梦，进入一个梦境，而电视更多的是琐碎的、一家人边嗑瓜子边看电视的日常化的生活场景。这样的表述未必十分准确，但它显然划分了电影与电视的功能区别，显示了它们之间不可互相替代的一面。那么，电视的主体功能是否应该界定在大众生活范畴?

杨东平：看电影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电视则更生活化、更实用。电影院在电视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仍旧有它的市场。中国人进电影院的越来越少，一方面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好电影，另一方面还因为票价过高。它肯定有走出困境的那一天。在电视诞生以前那种电影独霸天下的局面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像中国电影目前这样不景气的状况也是不正常的。

阿正：电视和报刊一样是一种载体，但它的运行模式与其他载体都不同，是不是可以说电视特别有商业味?常常有一些人渴望没有电视的日子，把坐在书斋里读书看成是真正的文化活动。你对此作何感想?是因为电视还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呢，还是说这两个载体本身就存在功能性的差异?

时间：对，本身就有功能性差导。电视对受众的文化程度的要求比书报刊对读者的要求要少得多。看电视一般不必费脑筋，因为电视几乎不给观众提什么思考难题。此外，电视是一次性消费，打开就能看，一般的节目都不用再交费，这也是它的优势之一。

杨东平：所以国外一些学者批评说：电视把人变成了“沙发上的土豆”，不必动脑筋了!的确，一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电视看多了，书报就看得少了，这两者之间是冲突的。我现在的选择是看报多于看书，看书多于看电视。电视除了每天的《焦点访谈》，就是看每周一期的《实话实说》了。为什么电视看得比较少呢，主要还是因为好看的电视节目比较少，所以从我个人来讲，还算是比较庆幸的——幸亏没有好电视，哈哈哈!

阿正：但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促进电视朝更好的方面发展。最后你坐到电视机面前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多。

杨东平：国外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问题，就是教育儿童正确地认识各种公共的出版物及传媒，避免被各种大众文化所牵引，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等等。在现代传媒包围下，人很容易陷于被动，这就需要有比较高的认识能力、自觉能力，认清这个时代的特点，然后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

阿正：电视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总是发现电视的空白点，然后去填补，去推进，去超越，这样电视最终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由于电视节目的定位大多是对准中等甚至中下文化阶层的文化需求上，受电视影响的人群那么大，会不会有一天公众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对思想性的追求趋低?

杨东平：现在社会的指导价值已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导向，而是越来越变为大众文化导向，是媒体中灌输的倾向，媒体中的英雄成为青少年的偶像，甚至包括主持人。这种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对大众媒体本身来说，自觉提高文化品位的意识是特别重要的。在西方，电视的问题是性和暴力泛滥。

时间：这个问题如果出现，是在电视高度发达之后，比如东平刚才提到的西方。而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电视的发展现在是远远不足。我们这一代电视人是希望通过电视去影响、提高民众的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只想到收视率，只为取悦观众。恰恰相反，由于我们头脑中意识形态这根弦绷得太紧，很多应该做的还没有去做，或没有做到位。

杨东平：电视艺术替代了其他媒体以后，会不会造成人们的文化品位的下降、生活质量的下降?这种担忧是正常的，恐怕对电脑、网络技术的担忧还要更严重。我想这是各种媒体的共同问题。在电视、网络发达之后，只要还有阅读，从整体来说不一定会走到最坏的那个境地，因为那时的人们会作出选择，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去学习去思考。

阿正：假如说有一天中国的一些文化机构乃至商业机构都能办电视了，那种竞争的局面对电视本身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收视率肯定要成为重要的生命线，那么会不会有一些机构为了收视率而降低文化品位，去迎合观众?

杨东平：商业化的过度对任何事情都是一种伤害，关键是要奠定一种新的秩序来加以约束，制约无限膨胀的商业倾向。商业力量如不加以控制，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比如广告，如果不加控制，它可以做到泰山、黄山，甚至天安门。所以，肯定要有制约。

阿正：电视跟观众之间可以说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节目的精彩控制了观众，而观众手握遥控器的时候，是自认为对电视有生杀之权的。但换一个角度看，观众被电视主宰的成分更多，因为他一直在围绕着电视做各种各样的选择，而选择是电视提供的，人们在电视提供的范围内选择。这样很容易形成一种局面，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们在看同一个节目，那么这与世纪末追求个性化发展、注重个人空间拓展的趋势是否形成矛盾?

时间：这不能单单从形式来看，还要从内容来看，我们做电视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一方面我们希望节目被人认可，锁住频道。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给人提供一种积极的人生经验。我想好东西它就是积极的，电视并不是要把观众非常好的某种“修炼”时间给挤占掉，可能这时候他不看电视反而会去做更无聊的事情。

杨东平：从抽象上讲，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一体化，甚至叫全球化。这种特征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传媒的传播功能太强大了。北京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除了北京机会特别多、活力特别大以外，我觉得建国后北京成为文化中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传播的中心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上海于是失去了三十年代的优势和地位。如果社会还是靠口口相传，靠一台台的戏来演出的话，那么上海和北京可能大致还处在相同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性化的要求被提出来了。个性化的要求在一体化文化的背景下才会显得更为强烈。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个人的修炼，就是在信息化时代你自己能否把握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者说能否选择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实它还是跟文化程度相关，在美国也是如此。大量的知识分子看电视的时间也是比较少的，按收视率来统计，看得最多的还是下了班没什么事的人，知识分子肯定还是要保持他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所以美国很多人家中看的还是普通的小电视，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获取信息的工具，与电视在中国取得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状况不太一样。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文化程度越高的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越来越多样化。

网络会成为电视的对手吗?

阿正：现在产生了一种更快的媒体，这就是网络。网络虽然在中国还不是那么普及，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它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但许多人都知道网络是一个很大的、无穷无尽的空间。如果设备不成为问题的话，那么在网络上所获得的信息量和信息的快捷程度则要大于电视。这对电视意味着什么?

时间：我认为没有必要惊慌失措，这与当年电视对电影造成的冲击相似，最终应该是各有各的生存空间。

阿正：从发展的趋势来说，也许有一天网络的接口或视窗就像街上的公用电话亭那么多，你可以调阅任何网络资料，那时网络传播的方便性、快捷性将全面超过电视……

时间：网络现在还处于极其无序的状态，有许多假冒伪劣的东西，有许多垃圾，人们对它的信任远远不如由一批负责任的人主持的媒介。我估计网络无法取代电视。

阿正：刚才时间提到，电视的长处是有一个负责的机构对信息来源进行把关然后发布，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网络文化的特征就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时上网，这样他发布的信息当然有可能是虚假的。有专家提出来，将来要在网络上设置警察，对信息的真伪进行鉴别。但同时也有人提出来，电视同样容易制造假象。对此你们怎么看?

时间：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我们现在接受的电视观念不允许做这样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在工作中对此是严格把关，对人工剪接的东西非常排斥，把它视为不法行为。而网络没有主张，至少现在还没有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操作规则。

杨东平：对，所谓造假的可能，主要还不是技术上，而是在电视编排的过程中体现了电视人本身的价值判断。比方说，他采访了十个人，十个人有三种声音，但他播放的时候只把他需要的声音播出来。他已经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新闻伦理的问题。就是说，新闻从业人员自己的价值观应不应该反映到新闻报道中，是完全中立呢，还是可以有自己价值观念的参与。这是一个比较特定的问题。当然在中国的电视采访中，说大话空话的现象比较多。被访者面对媒体说的话，不一定是他真实的内心，这个现象眼下是比较普遍的，我想将来会慢慢好转。

阿正：不论面对怎样的对手，遭遇怎样的挑战，电视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的强大，它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并将通过对受众的影响去改变这个世界。但不管怎么说，电视的发展方式还是由人类来决定的，只要人类对自己还有信心，那么就应该相信，电视将永远是人类的益友。

阿正，专栏作家，现居福州。有文章若干发表。

杨东平，大学教授，现居北京。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总策划。

时间，记者，现居北京。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