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

艾滋病传播途径有三种：血液、性交、垂直(即母体遗传)；

性病患者传染源有两种：来自暗娼的占39.05％(1995年)，由夫妻传播的，从1994年的12915例增加到1995年的14845例，上升了14.94％；

患者性别比例：男性多于女性。但由于女性患者增长速度高于男性，男女患者比例由1993年的1.65:1，下降到1996年的1.26: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目前我国达40万人数。

——摘自一份预防干预艾滋病的最新分析报告

偶然得到线索：身患艾滋病的女孩生下一个带病毒的婴儿

今年3月，记者到H市去采访，在火车上碰巧遇到一位H市的医生朋友，聊谈中他告诉我他最近正在监护一位身患艾滋病的女孩，今年只有22岁，几年前从泰国回来。她回国后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无辜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成了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这也是H市首例从娘胎里带出艾滋病的婴儿。按规定，这样的病人，必须由所辖地区防疫站的专职医生监护医治，而我的朋友白医生则成了女孩唯一可亲近的医生。女孩要去哪家医院看病，都得通过白医生，并由他去联系。

奇怪的是，这位艾滋病缠身的少女妈妈，自从查出艾滋病以来，丝毫没有流露过对艾滋病的恐惧感，相反，她整天在家带着她的宝贝儿子看电视、玩耍。她买了许多长毛绒动物玩具，为儿子，也为她自己。她还经常请要好的小姐妹来她家玩，一起聊天，一起梦想未来。有一天，她乐呵呵地对白医生说：“过几年等我儿子大一点，我准备开个专卖工艺品的小店铺，或者办个托儿所!我能行吗，白医生?”“能，能行。”白医生告诉我，当时他看着女孩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神情，心里很酸很涩。白医生说，他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孩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死期已经一步步向她逼近。虽说女孩已二十出头，可她还像个大孩子，艾滋病为何物，处在潜伏期的她还真没搞懂。

由于我此次去H市采访的另一项任务时间紧迫，无暇在那里多逗留，于是便与白医生相约：下次专程来H市采访，并设法见见那位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少女妈妈。

一天天走近死亡：年轻美丽的少女妈妈

4月的一天，记者赶到H市，穿上白大褂，以一个医生的身份，随白医生一行医务人员来到一家传染病医院。当我们快要走近特重病房504病室时，周围的病人和走廊里的护士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乜视着我们。听说我们要去看望那位艾滋病正在发作的少女妈妈，还有一位护士长特意从后面追上来叮嘱大家：“你们去看她时，千万不要去碰她，染上就不得了了!”来医院前，我已听白医生说，这几天女孩的病情开始恶化，吃不下东西，靠打点滴维持，大小便失禁，住院已两个多星期了。

504病室是单独重病房，只见少女妈妈躺在病床上，却感觉不到她的身子在被褥里面，因为她的身子薄得跟被褥一样，瘦得可怕。美丽的脸没一点血色，薄薄的嘴唇干裂起泡，大而黑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眸子里透出几丝呆滞而绝望的目光。她见我们进来，没有说话，也说不动话。当她看见白医生时，眼睛里放出了一丝惊喜。她年过半百的母亲坐在她身旁，日夜守护着她。年迈憔悴的母亲见到我们来看她女儿显得非常激动：“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围在窗外看，又不敢接近你，像参观怪物一样。就连我去外面走廊，人人见了都不敢挨近我，好像我也得了这种病，真受不了!”就在这时，一位全副武装的护士推门而入，拿着托盘里的一次性针筒来打点滴了。戴着两副严严实实手套的护士生怕感染，于是就用镊子夹着针头在给少女妈妈打静脉，镊子当然不如手的感觉好，小护士一次又一次在那只细削惨白的手腕上失败，怎么也对不准静脉，血，从女孩的手上汩汩流出……

护士走后，病房归于平静。女孩像个木头人似的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尽管她已病入膏肓，但爱清洁、爱漂亮的秉性却仍使她保持着几分少女的风韵：她那不久前烫过的卷曲发型依然保持完好。这一点，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叹。她枕边放着两件东西，一个是随身听，一个是彩色的手机。见到手机，白医生问她：“你老公来过电话没有?”女孩无奈地摇摇头。“泰国那里一直没有消息?”女孩又吃力地点点头。“那你的医药费怎么办?”女孩没反应，她好像很累。她母亲替她回答说：“她从泰国带回来的十万块钱全都给她看病花光了，现在好药已经买不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使女孩不得已欠起身来，母亲赶紧扶着她问：“又难受啦?”她微弱地点着头。这时，窗外又围簇起一群躲躲闪闪的观望者。

在对女孩和她的母亲说了一阵劝慰的话之后，我们准备走了。就在将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忽然，女孩终于说出了我们来到病房以后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救救我!白医生，叫他们救救我!”说完，这位少女妈妈的眼角挂下了一行奔涌的泪水。她的声音是微弱的，她的呼喊是碎心的。

事后我们通过传染病医院的主治医生得知：目前女孩身上的免疫系统已被破坏，无药可救，她活不了多久了。

独闯异国他乡：金丝鸟的梦想播下亡命之根

少女妈妈有个和她人一样漂亮的名字，叫曾虹雁。她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到远方去走走、看看、玩玩。1995年，个性执拗的她只有17岁，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初中毕业不久，在同学的介绍下，来到一家娱乐城做KTV包房服务员。干了一段时间后，她结识了一位经常来包房唱歌的客人，接触几次后，她就把这位客人当作了自己的朋友。有一天，客人朋友向她许诺，说要把她带到泰国去见世面，天真幼稚的她听后一蹦老高，兴奋极了。于是任性的她，瞒着家里，悄悄地通过客人朋友办好了去泰国三个月的因私旅游护照和签证。直到出国的前一天，她才告诉母亲，这天正好是她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她是在全家宴庆酒桌上向母亲透露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她就登上了飞往泰国的旅程。

在泰国，游玩了一阵后，钱很快用光。为了谋生，她又干起了老行当，找了一家歌舞厅做服务员。在歌舞厅里她又认识了一位泰国籍的大哥。这位泰国大哥颇有经济实力，对她像小妹妹一样的宠爱，最后泰国大哥让她离开歌舞厅，由他供养她的吃喝玩乐。他们同居了。泰国大哥生意做得很大，也很忙，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有时候还要到国外去很长时间。对于她来说，似乎舒适、自由的生活比性更重要，对此她看得很淡。身在国外无依无靠的她，觉得在豪华公寓里做金丝鸟，总比在外奔走求人打工要强得多，更何况她的生活几近奢华，何乐而不为?泰国大哥不在的时候，逛商店买时装、去美容院弄头发、上娱乐城洗心情、在公寓里看电视便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要干净、要漂亮，几乎成了她的一个癖，每天花在头发上的时间差不多要二三个小时。一次，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整容广告，经不住诱惑，已经够漂亮的她，忽然觉得自己的鼻子还不够挺，心血来潮地找到这家私人美容院，三下五除二地做了整容手术。就这样，三个月的签证时间一眨眼过去了，回国还是“黑掉”?初尝甜头，乐不思蜀和极其任性的她，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常人来说颇费思虑的抉择：继续留在泰国。

回国机场遭截：她不知道艾滋病是怎么染上的

直到1997年年初，她才想到回国。因为这时她已经怀孕了，而只有19岁的她自己还像个孩子，她想把孩子打掉，又不愿在泰国进行，于是想回到母亲身边去打胎。不料，在机场进关时因黑护照而被海关人员扣留，其间，又在检查身体时被发现有问题，遂被送进市艾滋病检测中心进一步复查。经过一段时间追查，确诊为HIV感染者，并由所辖地区防疫站监控治疗。几次检查时她都不耐烦地对有关人员说：“我年纪这么轻，身体一直好好的，有什么可查的啦!”此时，她的症状表现为肺部感染，吃了几个月的抗菌素药都不见效。不过，她的精神状态挺好，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而这时，她却并未意识到她得的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整天待在家里像没事一样。

这段时间，她的泰国大哥每月还寄钱给她用。正当她与医院联系好、打胎之事一切准备就绪时，她接到了泰国来的电话，泰国大哥对她说他很想要这个孩子，千万不能打胎，生下来后再把孩子带到泰国来。听了泰国大哥的话她心里很矛盾：她现在得了个听起来很可怕，却还没什么吓人感觉的病，本来就不想要孩子的她现在就更不想要了。但准老公坚持要怎么办，又不能告诉他自己得了艾滋病，于是考虑问题一向三下五除二的她，最后还是答应泰国准老公生下这个本不该降世的儿子。

有一天，防疫站医生上门采血，问她：“你知道你得的什么病吗”。她看了医生一眼，没有回答。这天她刚从医院回来躺在床上，边上是她的已近一岁的儿子。其实她的病情已经不太好，只是她自己还不太清楚。医生又问：“你对你的病心中有数吗？”她摇摇头：“没数。”“今后你有什么不舒服去看病一定要通过我们，也不要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剃头不能用剃刀，只能用剪刀……”医生用像对小学生一样的口气耐心委婉地告诉她艾滋病患者须知、常识。她和医生相处得不错，凡是关照她有关须知和常识方面的事，她都很配合，医院的规定她也一一照办。只是每当问起她知不知道这病是怎么染上的时候，她摇头。她说，有可能那次去做鼻子整容手术时染上的，因为那次出了很多血。她还说她在泰国期间去过马来西亚一次，也整过容。她只字不提她那位至今还在泰国的准老公一句。奇怪的是，自从她儿子生下之后，她的泰国大哥再没和她联系过，准老公就此消失。她在国内的花销从此也没人寄了。至于那位神秘的泰国男人究竟是谁?她的艾滋病病毒是怎么染上的?没人知道，甚至真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就在她刚刚回国后尚未确诊艾滋病的不长的时间里，她又跟一位做外贸生意的男人好上了。尽管当时她身上怀有3个多月的身孕，还是与那位做外贸生意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没想到的是，她与这男人好上不到一个月，那男人就被关进传染病医院去了。奇巧的是，男人得的也是可怕的艾滋病，且远比她严重得多(不过，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男人住院一年半后，也就是去年年底，死在传染病医院的504病房。万万没想到的是，她今天住的竟是同一个病房。等待她的命运又将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

灵魂迸发的嘶叫：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

那天，当我们与少女妈妈的主治医生交谈后准备离开传染病医院时，忽然少女妈妈的母亲跑出来叫住我们，说她女儿还有话要对白医生说，于是我们一行又折回504病房。

白医生问她：“你有什么话尽管对我们说，有什么要求也可对我们讲。”她仍看着白医生，看着大家，不说话。“你叫我们来不是有话要说吗，说呀。”听着白医生的话，看着白医生，她仍没说话。半晌，两行泪水从她的眼角流了下来：“白……医生，我恨泰国……，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

那声音很微弱、很无力。然而，看着这位少女妈妈麻木而苍白的脸，我却真切地感受到她那强烈求生的灵魂的嘶叫，那穿过眼睛的灵魂呼喊。她再也没有说第二句话，也许她也没有力气再说第二句话了，因为这呼喊承载着她灵魂的全部份量，很重很重。一阵沉默之后，她母亲送我们出来，焦虑地对白医生说，希望女儿死后不要在死亡证上写AIDS(艾滋病)字样，并要求白医生为他们向医院说说情，不然的话，小外孙将来怎么办，报户口成问题，托儿所、幼儿园也进不了，她死后这孩子可怎么办呀!

尽管这位年过半百一脸惆怅的母亲很令人同情，但有关规定不能违反，白医生难以答应老母亲的要求，只能婉言相劝与之告别。

没过多久，听白医生说，由于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离死神不远的少女妈妈已被她母亲接回了家。至于她现在是否还活在人间，我不得而知。重要的是，我们活着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人们，将会从中获得怎样的思索?(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和家属名誉，本文隐去了少女妈妈的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