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尧 逸西

留学东瀛卖苦力

1990年夏天，妻子小敏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被父母送到日本留学，同年冬天我也去了日本。

初到日本我和小敏白天在大学听课做实验，下午5点赶到居酒屋打晚工。深夜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家，常常已是次日凌晨1点左右。当时，我和小敏最羡慕的生活就是哪一天能安静地坐下来看看电视。

我们在居酒屋打了3个多月工，便离开那儿，办起了健身班。办学地点就在我家，我站在门口用中文给他们讲，小敏则用日文翻译，我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日本挣钱。

随着名气增大，我开办了几个班，每人每月收费8000日元，还抽时间给日本人看病、针灸、按摩，每半小时得酬5000至1万日元。

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家有了余钱。与此同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邦大学硕士和东京医科大学博士。小敏非常高兴，她开始设计我们家庭的未来，编织着美好的梦。

然而，梦刚刚开始就受挫了。

风中的摇钱树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长宁县，那里有名扬海内外的蜀南竹海，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就生活在这块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从1992年秋天开始，我陆续投资148万元人民币（约2000万日元），在长宁蜀南竹海修建翡翠度假村。并口头委托我三哥刘建强全权负责修建和经营管理。

我妻反对我大量往家寄钱，我每寄一次钱回国，小敏就同我吵一次架。慢慢地，我们原本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开始有了裂痕。

现在想起这些，我真后悔。当初要是听小敏的，把度假村的投资权和经营权分开，完善各种法律手续，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产权纠纷了，然而我完全信任了三哥，他给我的印象是忠厚诚恳、吃苦耐劳，而且人缘挺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做梦也没料到三哥变了，变得完全不是我从前所认识的三哥了。

我的亲人把我当成了一棵摇钱树。

大姐刘志强明明知道我在全力向度假村投资，经济压力很大，她却支出母亲，两次打来国际电话，说三哥和曾小华（五妹夫）有矛盾，说三哥的岳父何树成不懂经营管理，要求我投资给她和大姐夫陈文泉办公司。这期间，五妹夫曾小华也找我投资，因没有钱，我遗憾了很久。六妹又闹着让我帮她出国。纵然我有三头六臂，也难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啊！

有一次我回国，家人把我带的东西一抢而光，就连小敏给我买的风衣也没放过。我没有半点怨言，只是觉得对不住老父亲，他来晚了点，只拿到一个日本打火机。

度假村用钱的速度令我渐渐不支，特别是三哥又寄来叫我在日本贷款的委托书和公证书，说是为了赶上1993年旅游旺季，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加快修建速度。小敏说他们不是发高烧，而是发疯，因为在日本民间贷款的利息高达20％。我骑虎难下，整天四处求爹告娘地游说，向朋友和同学借钱，之后又得连本带利还给他们。而我自己呢，为了攒钱，连一张凳子都舍不得买，家中唯一的凳子还是小敏从公共汽车站捡回来的，每顿吃饭，她叫我坐，我让她坐，结果谁都不坐，以后我们都养成了站着吃饭的习惯。

记得三哥当初说过搞度假村只需投资20万人民币就行了，怎么会没完没了，投了100多万还不够？最可怕的是影响了我的家庭和我的学业，我这个梦想成为美国名牌大学博士后的学子，为了钱，为了度假村早日开业整日东奔西跑。

小敏实在想不通，便在一个冷雨扑面的秋夜悄然离我而去。

我怀着内疚和悔恨的心情离开了小敏和女儿。

1994年春节，我回到了中国。

这时，度假村已经竣工开业。但我这个徒有虚名的董事长，面对欢天喜地的众兄弟姐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三哥闭口不谈度假村的经营管理和盈亏情况。我也懒得去问，整天沉浸在悔恨和痛苦之中。

就在此时，小红撞入了我的生活。她是我母亲好友陈大妈的女儿，比我小8岁。那些日子，我们在一起，因她的朝气和活力，使我忘记了烦恼和忧郁。

1994年8月20日，我与小敏正式分手，不久与小红结为连理。

硝烟弥漫的家庭会

1996年初，我又回到了中国。为了规范度假村管理，我起草了一份《度假村管理协议》，没想到却惹恼了众亲。于是，由父亲主持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会。

会上，度假村法人代表刘永强大声宣布：“从今天起，我来接管财务。工商营业执照上没有刘跃强的名字，企业与他无关。”

我又气又恨，家庭会气氛紧张。父亲开口发话：“刘老三、刘老四都是我的儿子，你们闹纠纷，我不能坐视不管。依我看这样办好了，整个度假村的修建和经营刘老三费了不少心血，虽说刘老四投了资，但没有刘老三的努力也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样。你们俩兄弟一个占三成，一个占七成，如何？”

“啪！”二姐刘永强重重地往地上啐了一口痰，愤愤不平地说：“那我占多少呢？我一个法人代表咋就什么都没有？！”

家庭会一下沸腾起来，大家都诉说自己对度假村的贡献。我一筹莫展，最后被逼着表态说：“三哥对度假村有功，分三成；二姐患有地中海贫血，每年的医疗费用在度假村的利润中报销；父亲每年养老费两万元……”然而我这个建议大家仍不能接受。三哥说：“度假村三七开，我就负三七开的责任，其它一概不管。”二姐称：“企业由法人代表说了算，谁要惹毛了我，天王老子都不认！”三嫂则把矛头直接指向我：“刘老四，革命胜利了，你就回来夺胜利果实，真卑鄙，我一辈子也不想见到你，滚！”五妹骂我有精神病，六妹开口喊我疯子！

天哪，我的亲人们到底怎么了？昔日的手足情都到哪儿去了？！为了金钱和财富，他们真的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管吗？我究竟错在哪儿？！

状告三哥 亲情难续

1997年6月，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时节。

我抛下小红独自一人重返中国，准备对度假村财务、人事、经营管理等进行全面调整。三哥刘建强对此强烈不满，拒交财务原始账本等相关资料，并唆使员工大打出手，将我随身带的摄像机砸坏，把我轰出度假村并扬言度假村不欢迎我。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为此，我多次找到当地政府，希望他们出面干预解决此事。但我的上访并未引起长宁县地方领导的重视。

1998年11月10日，我忍无可忍，向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三哥刘建强归还我投资修建的蜀南竹海翡翠度假村。

1999年1月19日，宜宾市中院开庭审理了我状告三哥的产权纠纷案。

法院调解失败后，我走到法院门口，看见年迈的父亲，我赶紧上前向父亲问好。父亲把头一扭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恰在此时，五妹一下冲过来，指着我大骂：“你这个原子弹炸出来的，石头缝迸出来的，还有脸见人，你肯去死！”我不敢与他们纠缠，拔腿就跑，一闪身混进人流之中。我之所以不愿调解，是因为三哥没有一点诚意，我三哥以他妻子的名义在长宁县城花了几十万元买了一栋碧玉酒楼，证据都有了，他却当庭矢口否认，再加之，买碧玉酒楼的钱从何而来？三哥告诉我度假村每年都没有利润，但据我目前掌握的证据来核算，每年利润不低于60万元。几年了，钱到哪儿去了呢？！

状告三哥刚刚开始，小红又将我推上了被告席。一天夜里，她从日本打电话跟我说：“四哥，我们离婚吧。元月22日，我委托我弟弟出庭。”

我痴痴地依在床头，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一瞬间，我才懂得什么叫刻骨铭心。

楼下，一个夜不归家的男人，边走边唱：“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浪流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

歌声凄凉，带着寒意，像一阵风吹过，湿了我的眼睛，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苦涩。

（袁建明摘自《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