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

1958年,中苏关系由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问题而渐趋紧张。1959年,赫鲁晓夫从戴维营回来,帮助美国和印度讲话,引发了两党领导人之间的激烈争吵。1960年,赫鲁晓夫策动欧洲各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共发难,随后又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中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按照通常的说法,从此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了。但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是,1961年6月,美苏两国首脑再度会谈,赫鲁晓夫的态度却好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重又帮起中国说话来了。

根据最新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由于了解到中苏关系严重破裂的情况,美国领导层在维也纳高峰会谈前就已经在考虑怎样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问题了。国务院在为新总统肯尼迪准备的预案中,分析了苏联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共运之间扮演双重角色时面临的困境,但报告认为:“几乎不用怀疑,莫斯科对阻止共产党中国获得核武器的渴望,已成为苏联认真接受有关监督禁止核试验情况的主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苏联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

肯尼迪的智囊们据此建议,在会谈中肯尼迪可以考虑把争取苏美合作制止中国的核发展,作为向赫鲁晓夫探询的话题之一。他们估计赫鲁晓夫也许会流露对核扩散的担心,也许会利用私下的机会表示担心中国成为核大国。无论如何,总统应主动问赫鲁晓夫:苏联对中国的核发展持什么态度?“苏联真的认为在中共成为核大国之后,避免核战争的机会就会减少吗?苏联能有把握地确定好战的、扩张主义的中共政策会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这些问话显然是想引导苏联领导人进一步商谈怎样联合限制中国的核发展。然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谈中的态度,让肯尼迪及其幕僚大失所望。

6月3日午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赫鲁晓夫一上来就首先声明:“苏联长期致力于发展同美国及其盟国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将促进实现和平,并且符合两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苏联不希望以其他国家的人民为代价同美国达成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和平。”这等于暗示美国,不要拿苏联的盟国中国作为讨论的话题。

考虑到预先准备的腹案,肯尼迪并没有放弃找机会把话题引向中国的努力。当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宣讲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可避免,但不能靠战争强加于人的宏论时,对毛泽东著作下了一番工夫的肯尼迪机巧地插了一句:“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此,赫鲁晓夫却当场表示否认,强调:“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贯反对战争的”。

在随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单独会谈中,双方讨论到了老挝的局势,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到中国,但却是以当年中国的内战为例,来论证苏联支持的一方必将获胜。他不无揶揄地说:“在中国,美国提供给蒋介石的武器都跑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蒋介石成了把美国军火转给毛泽东的转运点。其原因就在于蒋的军队打不过人民”。

对此,肯尼迪未加辩驳,而是再度把中国问题提到了桌面上,说明目前中苏集团的力量和美国西欧集团的力量大体上是平衡的,美国希望未来十年的力量平衡不致有大波动。但是,他担心中国军事潜力的发展,将会破坏现有的力量平衡。

赫鲁晓夫没有马上回答肯尼迪的问题,但在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后,赫鲁晓夫主动回到中国问题上来了。他明确表示他要就中国问题讲几句话。他指出:中国没有委托他讲什么,他只是谈谈个人看法。他认为:美国对华关系很糟糕。而美国不结束对台湾的侵占,美中关系就不能改善。最现实的政策是承认中国并让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他声称:联合国成员中没有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国,还算什么联合国呢?很显然,只要蒋介石仍在联合国,中国就不会加入。但由蒋介石集团占据联合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权利的不公正对待。这位直率的苏联领导人并且告诫年轻的肯尼迪说:“毫无问题,中国将在一些地方集结力量,解放台湾。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位置上,可能早就进攻台湾了。苏联支持统一中国领土的政策。实际上,美国自己也签署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文件”。“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中国的内政,美苏皆不应干涉。这是合理的方针,可以促进形势的和平发展”。

基于离间苏中关系的考虑,肯尼迪在答复中明确表示了对中国的强烈不满。他声称,在他还未上任之前,中国就对美国和他个人进行了猛烈抨击,一直到现在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种抨击。相反,苏联却友好地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他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是个有力量的国家,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力量还会进一步增强。而美中关系不好,确实影响了世界关系。“但是”,他强辩称:“美国如果从台湾撤军,就将发生战略性的问题。这将限制美国的前沿,严重损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这对美国是个安全问题”。

赫鲁晓夫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但他不能赞同肯尼迪关于从台湾撤军将损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和危及美国安全的说法,说“肯尼迪关于台湾的论点真让人惊奇”。

肯尼迪对此解释说:“形势要视中国的敌意而定”。

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中国不能同盘踞台湾的美国妥协。”他借机批评了美国在苏联附近设置基地的行为,然后又转到中国问题上来,说肯尼迪的论点只能强化中国的看法,即美国不会撤离台湾,不得不使用武力。而这真是件可悲的事。

赫鲁晓夫只是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才隐约流露出了中苏之间存在分歧的情况。他说:中国反对美国的政策,苏联也批评美国的政策,两者的区别只是苏联没有对肯尼迪进行人身攻击。不过,他指出,他虽然想同白宫的总统改善两国关系,但结果他可能会被证明犯了错误。这样一来,他也将不得不抨击美国总统。因此,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美国承认中国,因为外交关系本身就带来某些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继续支持蒋介石,但只是道义上的支持。他强调,中国的立场是对的,美国应放下它同中国的分歧。苏联当然希望帮助美中两国实现这个目标。他再度提醒肯尼迪,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他早就会对台湾采取行动了。他为此特别提到俄国内战时同美、英、法等国的战斗,意在说明苏联不会在意美国的态度。因为,任何国家都会为自己的领土而战斗。这种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正义战争。

谈话至此,肯尼迪“联苏制华”的方略明显得不到响应,因此他不打算就中国问题再继续辩论下去了,开始调转话题讨论其他问题。但赫鲁晓夫意犹未尽,又把话题拉回到中国。他要肯尼迪解释,撤出台湾何以会影响美国的战略态势。如果说这可能真的会有影响,那么美国占据台湾,中国的战略态势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应该怎样看待台湾被占领这一事实呢?如果美国从这种想法出发,他只能怀疑美国是真想和平共处,还是只不过在寻找战争借口。他坚持说:“苏联同情中国,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此外没有其他办法。”他并且责问肯尼迪:如果按照肯尼迪的安全逻辑,如果美国占领全中国,岂不是可以说更能改善其战略态势吗?然而,这是杜勒斯的政策,是实力政策。现在时代变了,这种政策注定要失败。如果美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国际关系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任何改善。

虽然话不投机,肯尼迪最后还是希望能够与苏联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点。据此,他强调美方拟订的禁核条约提供了如有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就予以“消除”的规定。并指出对核试验的控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控制手段是以“科学工具”为基础的。

可是,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方案避而不谈,声言应把禁核和裁军联系起来解决,否则“其他国家”会说自己处于不平等地位,从而像法国那样去搞核武器。赫鲁晓夫所说的“其他国家”,其实就是在暗指中国。

肯尼迪当然不会同意把禁核和裁军连在一起解决,因为裁军问题需要花更多时间同更多国家谈判,而禁止核试验的问题只要美苏两国把监督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付诸实施。因此,他强调:同“其他国家”发展核能力的后果相比,国际监督问题是次要的。暗示美国甚至可以在监督问题上作出让苏联满意的让步,以换取苏联的合作。但是,赫鲁晓夫没有在这方面作出丝毫让步。最终,美苏两国首脑会谈没能就此达成任何协议。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这次会谈的纪要清楚地显示,1961年6月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是在勇敢地帮中国说话的。同我们所了解的中苏关系破裂的历史经过相比,这似乎多少有点让人难于理解。

赫鲁晓夫为什么会为了中国而同肯尼迪舌战一场,却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拿中国问题同美国作交易呢?这在目前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有一点可能是事实,那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纷争骤起的这个时候,赫鲁晓夫还不想为中共对他的指责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他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但又顾忌中共对他“无原则妥协”的责难,因而不愿在美国面前显得太软弱。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还想努力恢复关系。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是,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虽然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中苏两党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在此之后,双方都做了不少改善关系的努力。包括刘少奇率团访苏,苏联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生产苏制米格-21型新型歼击机,以及粮食、食糖等各项援助等等。

当然,这一切都只有暂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