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石

国共两党从1936年开始秘密接触,1937年谈判合作,一直到整个抗战期间,实际上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谈判。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双方的谈判更是达到最高规格,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亲自出马,美国杜鲁门总统也派来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充任特使居间调处。国、共、美三方组成全套班子,整整搞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弄到1946年底还是以破裂告终。两党从1946年夏实际上就已经拉开架式大打起来,只打了一年,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已经十分接近了;打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特别是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军大军兵临平津城下,几乎谁都可以看出南京国民党政权已是朝不保夕。这时候,国共双方真的还有和谈的必要与可能吗?注意到毛泽东1948年底1949年初起草的一系列文件文章,像公开宣布国民党战犯名单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等,不难想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求和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然而,他们最终还是下令军队暂时停止向长江南岸推进,下决心与南京国民党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和平接触与和平谈判。

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 毛泽东关闭和谈大门

还在1947年1月马歇尔刚刚启程回国去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做出种种姿态,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中共重开和谈。蒋介石甚至同意张治中到延安去进行游说。蒋的条件就四条,即愿意派员商谈、实行现地停战、整编军队、恢复交通。但中共中央的态度很强硬:“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的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周恩来在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的电报中告诉当时还在南京的董必武,答复司徒雷登:要和谈可以,必须恢复1946年1月停战协定生效时国共两军的地位,同时取消蒋记国民大会和它所通过的所谓宪法,否则一概不谈。毛泽东也特别提醒说:“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

在1947年初,尽管军事形势对共产党人还并不是十分有利,但中共中央实际上已经相信今后再也没有必要与国民党进行和谈了。中共中央2月1日在陕北枣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断定“中国革命现在已到非胜利不可的地步了”。毛在会上讲:连《大公报》的王芸生都写文章讲中国只有三个前途,政治协商、南北朝或十月革命,就是没有美蒋统一中国的前途。为什么?因为美蒋肯定要失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直接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也没有完全堵死和谈的门,是因为革命胜利“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很难说国共经过一段交战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双方都需要喘息的时候。但即便如此,毛泽东的看法也与过去不同。他断言:这种休战谈判如果有,也只是临时的步骤,只是为了更便利于革命的最终胜利,并不意味着存在妥协的可能性。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逐渐转入反攻,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革命目标,共产党方面的和谈大门事实上已经关闭了。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前后,在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推动下,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挑头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并秘密拟定方案征求中共方面的意见,试图促蒋下台,国共妥协,和平统一。香港地下党得到消息后,一度有意加以利用,即遭到中共中央的明确批评。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和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电报称: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可能有三种形式,一是被打垮;二是其内部发生政变,美国“送蒋出国,找出孙科、冯玉祥、何应钦、陈济棠、龙云、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这类人主持停战议和,想以缓兵之计维持已濒临崩溃的统治局面,或维持一个偏安局面,待机再起”;三是以各种形式的反蒋运动造成其统治崩溃,但许多伪装分子乘机窃利,并和我们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三种形式面前,我们必须坚持第一种形式,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第二种形式的阴谋,预防第三种形式会在时机成熟时突然出现。”而“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请蒋暂避,保持现状,维护正统,缩编共军,既不清算,又不惩处,成则可造成拉拢一切对蒋不满的地方势力及中间党派来与我们对立,迷惑人民,孤立我党,待机反攻;不成则退保粤、桂、川、滇、黔、康,在自卫口号下不许我军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势,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制造缓冲地区和后备力量。这是一箭双雕的办法,不但何应钦、白崇禧这类人可以伪装反蒋,就连宋子文、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这类嫡系都可以出头反蒋,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蒋阵线,组织拥蒋力量。我们对于这种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

不难看出,随着军事胜利渐成定局,中共中央这时最担心的已经不是军事,而是美国人在背后搞的,由各种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面的“和平阴谋”了。中共中央为此告诫党的高层说:“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或旧民主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虽然他们中许多人过去可能反蒋,一旦蒋介石陷入穷途末路,美帝又略施小惠时,“他们一转身即可变成保皇党,或君主立宪派”,试图“只牺牲蒋介石个人及其少数追随者,并利用帝国主义关系,照旧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我们“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在这里,中共中央所以会提到李济深,是因为这时有消息说,刘航琛策动的和平统一大同盟,就是打算以这位有上将军衔的前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主席,正在筹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做所谓“和平统一会议”的主席。因此,1947年年底,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专门讲:我们是要争取使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的,因为绝不能给蒋介石以喘息和整补的时间,问题是这一点还不好说死。万一蒋介石下台,李济深出头讲和怎么办?很明显,毛泽东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他明确主张,我们一定要争取战争不出现间断,因此我们现在就要着手做揭露的工作。

1948年1月,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提出了“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的斗争目标,并积极联络共产党,协助人民解放军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战场起义倒戈,中共中央因此逐渐对李济深等人的活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3月间,中共发言人专门发表谈话,对民革表示了肯定和支持。毛泽东随后还亲自写信给这时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合组民主联合政府事宜。但是,对于李济深等人继续从事的倒蒋工作,甚至游说司徒雷登,严格说来,中共中央仍不十分赞成。在8月份的一份电报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对李济深等人的倒蒋活动,我们不应一概反对,但应当告诉他们,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问题是,根据中共中央得到的消息,李宗仁、何应钦等正在暗中做和平游说。因此,中共中央希望李济深能够看清楚,美帝实际上是“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等代替蒋介石,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对李宗仁等同样不抱任何幻想。据此,中共中央要求上海和香港的工作人员对李济深等做好解释工作,使他们“不致跑入美帝圈套里去”。这些情况说明,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已经认定,不论出现任何情况,都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与国民党举行和谈了。

斯大林帮毛出谋划策 罗申随国民党去广州

在整个1947年间,来自南京、上海方面的和谈传闻可以说始终不断。但有关罗申大使插足调处的情况,中共中央并不了解。据周恩来回忆,有关苏联外交官传递和谈消息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那已经到了1948年。据说这时宋子文曾通过郭增恺找到苏联使馆人员,请其向中共方面传递希望议和的动议。由于这时共产党没有人驻在南京,这个消息也不是直接传递过来的,它自然不可能对中共中央产生任何影响。

1948年初以后有一点是容易引起中共中央的猜测的,那就是苏联报纸的反应。在1948年2月下旬以前,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隔三差五地总要报道人民解放军的消息,而且是带有明显的赞赏态度,对美蒋的批评则相当严厉。但是,2月下旬,即罗申回到南京就任大使以后,《真理报》上这方面的消息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种情况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949年6月以后,即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之后。一向十分重视苏联报纸和广播的中共中央,对于这种变化应该不会毫无感觉。

当然,毛泽东从1947年下半年以后与斯大林频频有电报往还,未必会特别在意苏联报纸的这种动态,甚至也不必理会从苏联大使馆传出的消息。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是再三再四地表示希望到莫斯科去,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打算当面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斯大林那里不断地表示欢迎,却又不断地表示抱歉,请毛延迟行期。但是,无论如何,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的目标以后,毛泽东就在与斯大林不断地讨论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斯大林不仅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必欲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新中国的坚强决心,而且始终在为帮助中共中央实现这一目标出谋划策。按照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电报中的建议,新中国政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联合在野的民主党派的,而且是坚决排斥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斯大林这时显然既不认为有与南京政府妥协,在新政府中保存国民党势力的必要,也不认为有划江而治,出现一个分裂的中国的可能。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一面下决心推动人民解放军夺取东北的斗争,积极为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出谋划策,一面反而突然停止了一切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宣传报道,并听任罗申继续在南京保持一种完全中立的和平姿态呢?其实,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从斯大林在毛泽东访苏问题上多次反复,最后宁愿冒险派自己的政治局委员秘密潜来中国见毛;从他批准罗申尾随南京政府南撤广州,直到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了南京和上海之后,他才秘密接待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从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访苏时想要签订新约,斯大林犹豫再三等情况,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确实心存顾虑。他1949年初在电报中公开告诉毛泽东的理由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访问莫斯科,敌人会用来破坏中共的威信,说它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依附于莫斯科的。”“这对中共对苏联都不利。”而用他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法就是,毛泽东毕竟还只是一位反政府的游击队领导人,让他来很难不走漏风声,一旦西方知道,就会大做文章,结果势必使事情复杂化,不仅损害中共声誉,而且也对苏联不利。究竟有哪些不利呢?这里面最重要的自然是事关苏联从美英苏三国雅尔塔协议和1945年8月中苏条约中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因为任何公开支持中共的做法,都可能成为美英及国民党推翻有关协定和条约的口实,从而使苏联已经得到的,诸如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外蒙古独立以及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得而复失。这也就是为什么,莫斯科越是注意到中共有可能推翻国民党,就越是要在外交场合做出中立姿态;越是发现国民党政府将要垮台,就越是要表现出同情的态度,甚至不惜让它的大使跟着撤到广州。其实,同是在1949年1月,一面要它的大使跟着南京政府南撤,一面却秘密派遣政治局委员辗转旅大、石家庄潜来西柏坡,劝说毛泽东尽快夺取南京、上海,成立新政府——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一望即知。说到底,还不是在搞障眼法,以免国民党政府临到最后突然翻脸,废除中苏条约,使苏联权益受损?

在当时,斯大林的这一手还真蒙了不少人。蒋介石一直到败走台湾一两年之后,才开始如梦初醒般地痛骂“苏俄”。在最后撤离大陆之前,无论是蒋介石国民党,还是美国政府,不仅始终没有弄清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而且每每遇到形势危急时,竟还会想到去请“中立”的苏联帮忙,寄希望于罗申大使的调停。

毛泽东坚持打“落水狗” 斯大林主张欲擒故纵

一方面是斯大林的老谋深算,欲擒故纵,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准备穷追猛打“落水狗”,坚决关闭和谈大门,于是就有了1949年1月双方之间的一段交涉。

还在1948年7月,中共中央就曾专门讨论过如何利用国民党内部和、战两派的矛盾问题。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国民党内部和战两派激烈斗争,和国统区和平呼声高涨的情况。与会者一致认同,张群、张治中等主和派很可能会牺牲蒋介石,尽管其目的仍旧是“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然后伺机反扑,但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群众可能因此增加和平幻想。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既将战争进行到底,又不至于自陷孤立的难题。会议因此决定,不采取简单拒绝主和派的做法。一方面要向广大群众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从1946年起,我们已经打了两年时间,“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收(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主和派一定会找民主人士、左翼分子,会引起许多群众的响应,因此应主动参加进去,利用这一和平运动,揭露其假和平的阴谋,坚决提出解散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惩办战犯等政治要求,“使反动派为难”。

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年,抗战结束后又已经打了两年,如果还要打三年,就难免出现各界群众强烈呼吁和平,要求停战议和的情况。1948年9月,注意到国统区内主和派占尽风头,蒋介石随时有下野的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再度提到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可能性。毛泽东的意见很明确:如果副总统李宗仁等出来成立政府,就会出现一个曲折,不能不对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群众觉悟,坚决要打下去,这最好;一是群众没有这个觉悟,都希望和,那就只好谈判。我们的策略是:“一面谈一面打,事实上达到继续打下去,不上他的当。”

必须照顾广大群众的愿望,这是九月政治局会议重新提出“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这一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甚至明确指出,坚持拒绝和谈,可能会犯错误。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月,情况就又有了变化。

先是济南战役取得胜利,解放军夺取了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中心城市。接着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东北全境获得解放。与此同时,淮海战役相继打响,平津战役也迅速展开,眼看长江以北马上就要落入自己手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将不复存在。因此,毛泽东对胜利形势的估计立即发生了重要变化。

11月11日,毛泽东一改九月会议再打三年的估计,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新方针,力主一气呵成,打过长江,绝不接受国民党和谈要求。为此,中共中央很快公布了战犯名单,宣布蒋介石、李宗仁等43人“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紧接着,毛泽东于12月30日专门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公开宣告:“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不论它们是高叫战争,还是高唱和平,都必须给予“彻底消灭”。毛泽东还特别讲了一个农夫因为怜惜一条冻僵的毒蛇而被咬死的寓言,告诫“一切好心的人们”千万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然而,毛泽东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几乎就在他发表新年献辞的同时,蒋介石也于除夕之夜发表了新年文告,公开做出和平姿态,甚至声称他个人的进退“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对此,毛泽东很快就著文公开驳斥。想不到,1月10日斯大林也来电为蒋帮腔,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不快。

斯大林的电报是怎么说的呢?他告诉毛泽东,苏联政府在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关于要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冲突的备忘录。南京政府的建议显然是在美国人主使下提出的。南京建议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借以表明他们是希望和平的,而中共则是好战的。他声称,苏联政府准备答复南京方面,说明苏联政府过去是,现在同样是支持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但是,在它同意调解之前,南京政府需要首先征询中共方面的赞同。而他建议毛泽东这样答复国民党,即宣称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主张和平,它也愿意谈判,但是,内战不是由它挑起的,南京政府必须为它所发起的内战负责,那些挑动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谈判,也不需要任何外国调解人。

斯大林不是没有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何况有过1945年错误地压迫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教训,这种时候再提这种要求,难免引起毛的误解。因此,电报发出后不久,他就意识到,必须让毛知道,他并非真的希望把战争停下来。于是,他不得不另外再补发一封电报向毛泽东进行解释。11日的这封电报说:我们提出的那个答复南京政府的意见,是旨在阻挠和谈进行的。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的参加,国民党是无法进行这种谈判的。同样,它也绝不会同意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我们估计,国民党必定会拒绝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条件。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平谈判,国民党反而因拒绝和平谈判而受到谴责。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阴谋将被戳穿,而您就可以继续必胜的解放战争了。

显然,毛泽东没有及时收到斯大林11日发出的这封补充电报。他在13日才收到斯大林10日的电报,当即就写了复电。说明:我们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尽快地使中国人民得到真正的和平,没有任何理由拖延这一进程。即使排除蒋介石等战争罪犯,同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和谈,并以这些人的名义同我们一起建立联合政府,也会给中国人民、民主党派以及我们队伍本身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因为这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毛泽东强调,从1947年7月起,中共中央就始终高度重视美国人和国民党人实施和谈阴谋的可能性,也非常担心它对人民群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曾经考虑过在政治上采取迂回策略,即不拒绝与国民党和谈。最近公布战犯名单和答复蒋介石的和平提议,都使用了非正式的方式,保留了一些回旋的余地。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再次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

斯大林在1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详细解释了他对美蒋和平阴谋的看法,明确认为这是美国和国民党企图阻挠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一个诡计。但是他强调说,同诚实的人打交道,直接不加掩饰的答复是好的,而如果同国民党人这样的政治骗子打交道,直接的不加掩饰的答复就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许多群众厌倦战争、渴望和平的时候,共产党人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了敌人,并且这种做法有可能为美国组织大国干涉,就像当年组织十四国对俄国武装干涉那样,提供口实。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在表面上答应和谈,其实对共产党不会有什么损失。即使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不要战犯、不要外国调解人等等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也仍然有办法在谈判中提出对方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从而把战争进行到底。比如,可以提出共产党人要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据五分之三的席位,在联合政府中占据三分之二的部长职位,总统、总理、总司令的职位也必须留给共产党人,如此等等。

在斯大林发出14日电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收到了斯大林11日的补充电报,因此他基本上已经明白了斯大林的用意。他在复电中写道:我高兴地收到了您11日的补充电报。在基本方针上(阻挠同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的意见完全一致。他告诉斯大林:我们今天已经发表了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在他的新年文告中提出的五条反动条件而提的。

毛泽东的八项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它包括: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很明显,毛泽东的这八项条件远比斯大林的那些条件要严厉得多。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自信他比斯大林更清楚国民党可能让步的限度,因而提出了在他看来是国民党蒋介石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前提条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走投无路的南京政府很快做出了反应。蒋介石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同意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谈判,于是就有了1949年的这次颇为曲折而事实上毫无希望的国共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