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我第50次来中国了！”

“这79岁的克莱因先生一边微笑着回答我的问题，一边体贴地配合各路摄影记者的频频抢拍。

假如是在孩子们的眼中，戴着圆圆的黑边眼镜、系着条纹领结、挂着慈爱笑容的克莱因先生，一定是位很会讲未来故事的老爷爷。

世纪末的空气中弥漫着各式版本的预言。人们在发问：本世纪的危机是否会在下个世纪初重演？

克莱因先生迅速成为各国新闻记者包围的对象，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他很会讲有关未来的故事，尤其是未来经济学的故事，只不过他是用模型在讲。

1月15日至16日，由《中国证券期货》杂志与“亚洲资本论坛”联合主办的“世纪末的反思与21世纪展望──亚洲资本论坛首届大会”在北京如期举行，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克莱因先生专程赴会。

在国际经济学界，尤其是在计量经济学界，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LawrenceR. Klein）是个知名度相当高的学者。他是经济模型预测的早期探索者之一，1963年创设了宾西法尼亚州沃顿经济预测协会。1968年，PORJECT LINK（世界联接模型）又在他及数位志同道合者的通力合作下诞生。这一机构运用克莱因模型，配合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数据库及各种软件，进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预测。如今它已经成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齐名的经济预测机构。1980年，克莱因由于创建详细、复杂模型的特殊贡献，以及将其成功地运用于经济政策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殊荣。

克莱因的贡献还不仅于此。半个世纪以来，他在宏观经济分析、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以及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选择理论等方面，也有着精辟而独到的观察和分析，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教材。

1月16日的晚餐会上，克莱因先生在发表了《地区性经济危机的判断和如何加以遏制的政策建议》的重要讲演后，欣然接受了采访。

善良的智者

一般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每天跟踪信息的变化，他们通常宁愿在学术的冷门领域里作专题研究，著书立论，以求一鸣惊人。

克莱因先生却选择了一条不容易成功的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20年，克莱因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加哈，22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伯克莱加州大学分校，尔后考入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指导教师正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A·萨缪尔森。

克莱因认为这恰是自己命运的转机，因为就读于麻省理工，因为就教于“当代经济学之父”，萨缪尔森研究和思考问题的视角和智慧都使他受益匪浅。两年之后，获得博士学位的克莱因参与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模型的建立。这是他第一次走进由模型构筑的世界。“幸运从此降临于我”，克莱因说。

从1948年开始，克莱因先后加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和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继续在经济模型世界里的探索。在此后剑桥大学的日子里，英国的经济模型也已在他和助手们的手下初现雏“型”。

1958年，克莱因重新回到了美国。这次他选择了风景如画的宾州，举世闻名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也选择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里，克莱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时至今日，41个春秋在成千上万个模型的构建中悄然而逝，满头银发的老人仍然在微笑前行。

克莱因第一次访华是在1979年。他给中国带来的礼物实在陌生。模型在严格的计划经济现实与观念中无异于异端，但克莱因从来没有灰心过。1980年6月，他在北京古老的皇家御苑颐和园有声有色地开办起讲习班。后来讲习班里的学生大都成了大学和研究所的老师。通过更多的出访，更深入的学习，更多的人接纳、理解甚至投身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人们发现，“模型是个很有用的东西”。

其实不独对中国，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计量经济学都是在克莱因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起步的。熟悉他的人都会这样说：“噢！克莱因，那是一个善良的智者。”

对于这位老者的善良与真诚，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在采访的几天后，我把一些当时没有来得及问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克莱因教授，并有些过分地说，因为截稿时间在即，希望他最好能在两天内将答案发给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十分繁忙的老者竟在24小时之内便把问题的详细答案发了回来，甚至还对一些比较生僻的词汇作了详尽的解释。头顶诺贝尔桂冠的克莱因竟如此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记得采访当天，我问起克莱因教授获诺贝尔奖的感受，他只是沉静、温和地说：“是的，我获过奖，不过那已是20年前的事了”，丝毫没有人生凯旋后的倨傲之态和得意之情。从他深灰的眼眸中，我们看到的只有平和、愉悦与谦逊。

模型中的世界

“我发现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经济学上寻找简单的公式或定律，诸如通胀定律、货币供应规律以及失业规律等等。依我看，世界远远复杂于这些简单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也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情况下才会派上用场。”1994年，当《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踪”行动进行到费城的宾大时，克莱因先生作了以上表述。

克莱因告诉我，与主观预测相比，他更衷爱模型。“你可以先有一个判断，主观判断，但这必须有更为客观的数据联系作基础。你一定感受到了信息革命的力量。我们每天都从信息高速公路得到很多信息，每天都在进行频繁的预测并根据新的数据不停地修改我们以前的预测结果。模型会支持我们模糊的判断，并教给人们如何判断。”

当然，模型不能被尊为神话。比如模型并不能预先测知大规模的危机将在何时发生。克莱因先生说，从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开始，许多模型的创建者就开始热衷于建立具有预警机制的模型。他们将各种模型联接起来，希图能够事先把握危机。这项工作现在还在艰难的进程之中，看不到太多的希望，因为模型预测的核心与本质恰恰在于由已知推断未知。而网络时代的国际金融市场被瞬息万变的信息狂潮所淹没，已知尚且捉摸不定，推断未知就更为困难了，而且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确定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但是模型能对危机后果作出飞快的反应。模型对决策者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告诉你此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克莱因说。

模型对决策者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模型可以模拟各种可能条件下的策略选择，并把这一措施的结果及时告知。“比如说，你拿不准现在到底是该上调利率还是该下调利率，那么就先锁定其它前提条件，分别做出两个模型，看哪个效果更好。这对经济保持稳定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政府之所以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使它稳定发展。”

模型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模型却是万万不能的。克莱因教授在由模型构建的世界里辛勤垒筑了50多年，并由此摘取经济学的桂冠。

如今，LINK项目中的模型已由1968年创建的7个扩展到今天的80个。也就是说，有80个国家都拥有根据本国经济特征而设计的经济模型。克莱因先生和他的助手们不断地把新的模型与老的模型联接起来，一个能够反映世界经济前景的模型“巨无霸”，正在把各种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需要它的人们。到目前为止，它有40000个方程，8000个外生变量。

模型是克莱因的世界，世界在模型中被缜密地联系与浓缩。

“作为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很希望能为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尽微薄之力，而我认为经济计量学是一座桥梁，一条捷径。”模型大师微笑着说。

最后我问克莱因教授：“如果您有第二次生命，您还会选择计量经济学吗？”

“嗯，现在的生物学和医学看起来很是诱人，如果真有第二次生命，我倒是很希望有机会去尝试一下生物学的研究。”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我相信有一天克莱因先生还是会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只不过这次或许是生物学奖。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命运不会亏待每一位真诚善良而勤奋执著的智者。

危机也有自己的周期——克莱因答问

《财经》：依您之见，下个世纪中国是否仍会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克莱因：噢！这可不好说，因为一个世纪实在太长了。一个国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很难在100年里都充当经济增长的领袖。比如东南亚的国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它们的增长速度曾经使世界惊叹，但它们的经济现在出了问题。韩国经济从60年代登上跑得飞快的火车到1997年“抛锚”，这之间是30年；日本在50年代中后期实现经济起飞到60年代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也不过15年，这是普遍的规律。至于中国，我认为至少在未来的10年中会保持增长速度的世界第一，或许是20年。更远的现在还难以预测。

《财经》：在您主持的LINK预测项目中，把中国1999年的GDP从7.5％调成8％，这是为什么呢？

克莱因：因为我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修改前的预测是以（1998年）9月份以前的数字为依据的。国家统计部门（去年）12月份公布中国1998年GDP增长7.8％这一数字时，这一年并没有结束，第四季度的统计数字是估算而得的。我认为在今年二三月份，还会告诉大家一个更为准确的消息。

《财经》：您认为中国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您认为现在的政策是否会持续到下个世纪？

克莱因：在我看来，1998年中国政府选择了很恰当的政策措施。目前中国需要扩张型的财政政策，这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各种基础设施——更多的高速公路，更合理的工资体系，更清洁的水，更好的教育，等等。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经常变化的。你也很难说它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或是结束。我认为，现行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持续到2001至2002年，正好可以配合上东南亚国家复苏的脚步。我预计到2000年，中国的增长率将保持在7％至8％之间，如果考虑到东亚的复苏等国外市场的增长力量，这一增长率将会更接近8％。

《财经》：您认为东亚经济复苏了吗？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危机并没有结束，您如何看呢？

克莱因：我认为东亚危机已经结束，东亚经济刚刚开始复苏。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大多数东亚国家都在进行艰难的衰退性调整。在最新的预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是稳定增长的；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出现了大幅度的衰退，这种负增长或许会在2000年转变；韩国在1999年将会有缓慢的回升，在2000年回升的速度会更快一些；1998年同时也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的谷底，其中新加坡和台湾没有出现负增长。

总而言之，这些国家都在复苏，但你能说到了1999年或是2000年复苏就会实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增长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只有当经济回到最初的增长轨道时才叫复苏，而探底回升不是。

《财经》：您认为在下个世纪开始的时候，东亚还会爆发新的危机吗？

克莱因：每个经济体都有它自己的经济周期。每次危机也有自己的周期。其实早在1995、1996年，东亚许多国家的经济就开始呈现下滑的趋势。衰退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后来由于一系列金融问题，衰退演变成了危机。

就东亚而言，总的前景是再度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增长率将下降。对那些习惯于把增长率固定在7％至10％的国家来说，5％的增长应该被认为是良好的。至于危机，那是另一回事。

《财经》：在下个世纪初，美国还会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吗？

克莱因：根据我们的预测，美联储很希望把增长率控制在2.5％或是2％至2.5％之间。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我们认为，他们错误地判断了美国经济的潜力──在不点燃通胀的情况下，美国的增长可以比2.5％更快。但这取决于美国的政治是否健康。你知道，由于克林顿的个人问题，美国政治现在出了麻烦。现在还不好说如果新政府组建后的情况会是怎样的。不过我认为，无论谁是总统，政府都会倾向于执行更为保守而谨慎的政策，以便保持低通胀。低增长、低通胀正是他们所想要的。

《财经》：您认为格林斯潘还会降息吗？

克莱因：只有当这种放慢的增长会危及2％时，他们才会下调利率。是的，1998年除了二季度，美联储在每个季度都下调了利率，但我不认为那是因为美国经济本身让他们担忧，而是因为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着危机和灾难。美国不可能在其间独享繁荣。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美联储不会降息，除非以下两种情况出现：第一，美国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出人意料的麻烦；第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从目前的经济预测结果中，还看不出这种情况会马上发生。

《财经》：国际问题专家吉姆·曼曾不无伤感地叹言：“在全世界的股市暴跌中，我们正目睹一个天真的全球主义时代消失。”您不认为下个世纪初会发生世界经济灾难吧？

克莱因：我认为，过去两三年中发生的危机（包括墨西哥危机、东亚危机、俄罗斯危机和巴西危机）并没有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恐慌。这主要基于各国各地区为了共同命运的自救和互救。但危机确使全球的增长普遍下降。如果说未来局部危机有可能爆发的话，它可能与军事冲突有关，就像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战争缘于对世界重要资源石油的争夺，这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

在我看来，拉丁美洲、中东石油国家、除了俄罗斯以外的前苏联其它地区、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区，将有可能成为新的危机源。

《财经》：您能为我们描绘一下下个世纪全球的经济特征吗？

克莱因：是整个世界吗？这可是个太大的问题（笑）。

根据我们的预测，这个世界正在“静悄悄地下沉”，普遍但并不剧烈，我们称之为“slightly and synchronized down”。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被抑制，那些主要的工业经济实体的增长也将是适中的。2％至3％之间的增长率对欧美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已经很具吸引力。原因之一是人们对通胀率非常敏感，并且足够低的通胀率已经成为考核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所以官员们一直紧紧盯住它，这样也就相应降低了增长速度。人们在“经济的两难选择（economic trade off）”中选择了后者，事情就是这样。原因之二可能是人们越来越害怕压力，低增长能让人们的生活过得舒服些。（笑）

《财经》：您认为面对这种“静悄悄地下沉”，各国政府可以采取那些政策措施？

克莱因：假定1997年和1998年是危机年份，假定危机的传染作用可以在1999年和2000年通过协调性的扩张政策得以逆转，或许这种政策可以使世界经济回到一条坚实的发展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