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诺贝尔委员会授予门德尔1999年经济学奖的授奖词所指出的，门德尔受到休谟“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启发而建立了所谓“货币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为了说明樊纲提出的命题——“我们还没有走进门德尔的世界”，让我回到我的起点——休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那里去。更基本一些，回到货币的“购买力”概念。

货币的价值是怎样被确定的？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它本身的价值是否需要依赖于另外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的古典回答其实是很直观的：一个人手中的“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这个人所处的世界里货币所能带给他福利获得改善的”机会“的价值。

在一个完全没有“交换”的世界里，货币不能代表任何机会。在一个有“交换”但不完全是“等价交换”的世界里，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福利改善的机会。在一个可以视为“等价交换”的世界里，货币代表的机会取决于这个世界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一个货币化程度很高的经济里，货币的价值将进一步取决于这个经济对其它社会的经济的开放程度。一般而言，参与“等价交换”的人群的规模越大，货币所代表的机会的价值就越高。所以货币的价值依赖于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能够扩展的范围。

不论如何，给定了个人世界的范围，个人手中的货币所代表的机会也就被限定了。让我们进一步研究如此存在着的个人的消费行为（消费函数是宏观经济学的出发点)。对利率、投资、通胀这类宏观问题有意义的基本的消费行为，是消费者沿“时间”配置消费资料的决策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简单的分析模型是所谓“两时期消费模型”，如插图所示：

插图里面的P表示“现期购买力”，F表示“未来购买力”，而无差异曲线族则代表决策主体在“现期购买力”所代表的消费品和“未来购买力”所代表的消费品之间权衡的“偏好序”。像通常的微观经济行为的分析一样，如果以直线L表示现期购买力E保留到未来时期所能够产生的未来购买力(换句话说，L的斜率包含了对“储蓄”的回报率)，那么消费的均衡点将在A处实现(对应于福利水平U2)；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通货膨胀、货币化程度降低、实行“配额”制……)，对“储蓄”的回报率下降到由直线G代表的水平，那么消费的均衡点将移动到一个较低的福利水平点B处(在曲线U1上)，对应于更大的现期消费和更小的未来消费(即宏观“储蓄”率下降)；如果考虑到“投资”机会以及经济的开放程度，那么节约下来的现期购买力所代表的未来消费机会将不再是一条直线能够表示的。

按照费舍(I. Fisher)首创的投资理论，投资机会(依投资回报率高低排列)应当由曲线K表示，而消费与储蓄(投资)的均衡点将由C表示。很明显，均衡点C代表了比点A和点B都更高的福利水平(U3)。在一个更加完备的市场经济里面，货币的购买力的价值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例如，当允许个人自由进出“借贷市场”的时候，储蓄的回报率往往比银行存款利率高得多，这可以用直线M表示，M上超过了点E所表示的现期购买力的部分，代表个人可以从市场上借到的现期购买力(对应于点E的右边的P轴上的点)。现在，最优或均衡的“消费－储蓄－投资－借贷”行为必须用一组点而不是单一的点来表示了。首先沿着投资机会曲线K从点E移动到点D1，从现期购买力E当中扣除这一投资所需的量，然后再将剩下的购买力的一部分拿到借贷市场上去“出借”，从而移动到点D2，投资回报率加上借贷市场对出借购买力的回报率，使得未来消费额大大提高(点D2所对应的F轴上的量)，而点D2所在的无差异曲线代表了比其余的均衡点更高的福利水平(U4)。

现在让我从以上的分析引申出几个制度方面的涵义:(1)一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越高，它的“货币”的价值就越高。这已经被直线G过渡到直线L所产生的福利改善说明了；(2)一个经济所创造的投资机会越多，对企业家“利润权利”的保护和鼓励越坚决，对外部经济的开放程度越大，它的“货币”的价值就越高。这可以从投资机会曲线K和国际货币市场M对福利的改善来说明；(3)一个经济的宏观政治与政策环境越稳定，它的“货币”的价值就越高。这是因为社会与政治环境的高度不稳定使得“未来购买力”的预期贴现值大大贬值，相当于从直线L降低到直线G。

“我们还没有进入门德尔的世界”，但是我们的世界，或者任何一个有“货币”的世界，仍然服从货币的“购买力平价”规律，仍然可以有“货币行为”，以及描述这些行为的经济分析图式，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门德尔处于同样的、“货币”的世界里。但是我同意樊纲的命题：我们还没有进入门德尔的世界。

我们还没有进入完全货币化的完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命题隐涵了来自两个方面的询问:(1)我们是否应当进入门德尔的世界？(2)我们怎样进入门德尔的世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如果给定了“社会福利函数”，那么这两个问题就都是经济学问题；如果没有既定的社会福利函数，那么只有问题(2)是经济学问题，而问题(1)将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