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西

小时候，我们这群野孩子一放学回家，扔了书包，就挎上小竹篮，手把小铲子去河边田埂打猪草。江洲上的春秋两季，到处都是野菜:马兰头、荠菜、蒌蒿，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儿的植物。

我生性愚钝，手眼皆慢，别的孩子的野菜已打上一满篮，我的却只刚垫了个篮底儿，所以少不了被人家耻笑。就连我大姐也嫌我，常将中指弯曲，以指关节狠狠敲我的头。

明秀是个扎着两条小辫儿的黄毛丫头，跟大姐同班。她妈死得早，年年清明，她都跟在她爸爸后头去上坟，孤凄凄的很可怜。可孩子们不喜欢她，常骂她生得丑，有时还打她。每每此时，她就红着眼圈说:“我告诉我爸爸，让他打你们。”孩子们就笑道:“干么不喊你阿妈呢?”终于，她大哭着跑了……

所以，她打猪草只能一人了，于是很自然地，我和她常在一起。

她干活手极快，大姐也不抵她；可她从不笑我的“现世”，还常帮助我。其间我说我班上的事，她说她班上的事，彼此都很快活；有时她还教我唱黄梅调子，很好听，后来我才晓得她教我唱的正巧名叫《打猪草》。

大姐不让我和她在一起，说她偷过班上女同学扎发辫的红绸子，可我不相信，并从这大开始我不全听大姐的话了。

有一回，她铲到一枝很常见的小黄花，不忍丢掉，竟通红着脸插在鬓上——

“好看吗?”她问我。

我觉得她待我好，就说:“‘好看。”

“跟……跟你大姐比呢?”

我骇得不敢说了。大姐可是学校里的名人啊:人长得好，又聪敏，老师同学都喜欢她；逢上元旦、国庆，还在台子上唱唱跳跳地，总会引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而她，明秀，只是一个夹在人缝里的灰姑娘罢了。再说，我大姐又那么凶……

明秀大概看出了我的为难，就说:“你告诉我，我不告诉人的。”她边说边从小花衫的口袋里抠出了几粒已变软的盐炒豆。嚼着盐炒豆，我说:“你好看。”

可当我嚼着豆仰头看她时，她瘦削的面颊上竟有两条如蜗牛爬过的痕迹……

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已参加了工作，而明秀和大姐一样早已嫁人了。她爸爸死的时候，我碰到了她，还老远的，她就大声地招呼我——她明显胖了许多，膝间有个小孩，头发也是黄黄的。

我们彼此寒暄着。忽然，她问起了我一个月拿多少钱、找没找对象之类的话，说完，竟瞟着我笑。我很尴尬，她竟然能挂着丧父的泪向我投以庸俗而又真诚的笑。

我有时想，她现在还唱不唱黄梅调了呢?

(张禺摘自《东方文化周刊》1997年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