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与当代家庭问题

《戏剧艺术》季刊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发表孙惠柱的《娜拉的男人走了以后怎么办》一文，介绍了最近英美两国戏剧界推出两个《玩偶之家》的大制作后观众的反应，并讨论了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家庭问题。

文章说，八十年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只有鲁迅问了一个似乎很煞风景的问题：“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如今，鲁迅先生的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已经不难回答了，那么这部社会问题剧的典范之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妇女的生存状况还远未达到理想程度，《玩偶之家》的警世作用并没有消失，这种说法当然无可辩驳，但是具体的演出效果却并不这么简单。一九九六年秋在美国，这个排演得十分严谨的现代悲剧竟然多次让观众笑出声来。引人发笑的都是原来普普通通的台词，但时代的变化给了它们不同的含义。对于现代的大多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已经与易卜生的时代相隔太远，他们所面对的夫妻家庭问题已经大不一样了。一九九七年春从伦敦搬到百老汇的另一个《玩偶之家》强调该剧是一出人文主义而非女性主义的剧作，在娜拉与海尔茂的情感和情欲上大作文章，而且指出这一点是易卜生剧作中本来就有的，不过常常被人们忽略了。这个虽然没有改变原作但比原来大大软化了的《玩偶之家》得到了伦敦和纽约剧评家一致好评，它的成功表明，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简单化地把娜拉和她的丈夫看成势不两立的两种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