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先阳

初读哈马忻都的短篇近作《熊义安进京》(载《啄木鸟》96年第3期)，我以为是一篇和我所熟悉的活跃于南方文坛上的一帮新写实主义哥们儿的作品相类似的东西。因此，我仅仅是饶有兴趣却又漫不经心地保持着较快的阅读速度。但是，当我最终理所当然地放弃自己起先的妄测以渐趋投入的态度重新认识、分析这篇显然不能随便划入当代文坛任何门派的作品时，才发现强烈刺激我的阅读神经和审美触角的并非是作品所叙述的那个酸楚悲怆的事件及事件的一系列后延，而是来自文本构成中一种充满暗喻意味的荒诞的存在和哲学的假设。

小说的主人公熊义安是在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汪芳芳的不解和责备中进入我们的眼帘的，当他作为一个象征亦或是一个符号踢踢踏踏地踱入作品，成为我们第一眼就能看到的文本结构的一部分，本身就充满了荒诞，因为不仅“汪芳芳的目光很奇怪，好像有意要把自己和他区别开来”，而且他一眼就看出了“汪芳芳也背了一个和女孩一样的牛仔包，就想这儿来的怎么尽是这样的人”。偏偏这种境况全部是作者以独特的视野冷峻的笔墨从与我们时刻相伴的原汁原味的现实存在中不动声色不加取舍地凸现与组合出来的，她把两种难以协调甚至是激烈冲撞着的价值观念、生命原则和存在方式不置可否地杂陈在人类精神的显微镜下，促使我们(当然包括熊义安们在内)透过琐碎的然而无疑又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现象去思考和反审伦理道德、人性内涵、社会心理、民族意识的文化转型与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