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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踊跃来稿

——本栏主持:孙雅君

大学毕业离开西安的的候,几位老兄不约而同地对我说了同一句话:“思苇呀,以后到了单位,千万不要和别人称兄道弟了,你毕竟是一个女孩子,我们理解你颀赏你的豪放性格,可别人未必就能理解欣赏。好兄弟,记住了没有?”

我笑笑说好。常听人说社会复杂,活个人不容易。可这许多年来,只是上学再上学,老圈在人间净土一般的校园里,未对那些所谓复杂有过切肤之感。可这样的话听多了,不免心生疑惧:这社会怎么跟个洪水猛兽似的?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还是戒备着点儿吧。于是第一次到单位露面儿,缩缩得如一只刚探出头的小蜗牛,见了每一位同事,都笑笑地打招呼,心里那个别扭就甭提了。

之后的几次例会,我都一个人独坐在一边的椅子上,一声不吱,出神发愣,听主任用那一口不知哪里的方言传达上级精神,讲述注意事顶。开完会,同事们拼了办公桌,吆五喝六地打拱猪,我便怯怯地问了主任问书记:“老师,没事了吧?”他们这才瞧我一眼,仿佛刚发现我的存在似的说:“呦,没事了没事了,一块去跟他们玩吧。”

“我不会,那我先走了。”我这样说着,脸上荡漾着并不发自内心的微笑,然后非常礼貌非常轻盈地走出教研室,在没有人的楼道里,长出了一口气,撒丫子就跑,奔下楼梯,却发现有陌生的目光,这才蓦然记起自己的身份——已经为人师表了,不能再像先前那样随便了,一举手一投足,说不准就被哪个学生瞧了去,背后不定说什么呢……于是立刻板了脸,正正规规走路,即使有什么新鲜好玩的,也得强抑住好奇,心里斗争着能不能去看。

这样的日子真是磨死人。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最爱和男孩子一起玩。男孩子心胸开阔,豪爽,决不婆婆妈妈,拖泥带水,我们甚至称兄道弟。他们不像女孩子,为仨瓜俩枣的小事儿也能呕上半天气。

毕业时,朋友们是叮嘱了的,我也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良民形象”立足社会,以“淑女风范”与人交往,行不动裙,笑不露齿,连原本很精神的“小子头”也蓄长了,长发飘飘,风摆杨柳,“小头履窄衣裳,青黛眉眉细长”,揽镜自照,连自己都吃惊自己这副从未有过的“娇羞嗅青梅”模样。

于是,在单位,我理所当然地干着超额的活儿,“革命工作需要,年轻人嘛要多干点。”年终却拿最少数目的奖金,“年轻人嘛重在锻炼,不要把物质得失看得太重。”——狗屁!你怎么不用这话教育教育你自己?不把自己比别人多一倍的奖金分一点给别人?在单身楼里,我的东西就等于公共用品,小张的桌子上摆的是我的小陶俑,小吴的床头挂的是我的手工艺品,书架上“概不外借”的告示根本挡不住《安娜·卡列尼娜》《简·爱》们的出走乃至走失不归。偶有文章见诸报端,稿费便要被共产,同时还会有“这种文章我一晚上能写十篇”之类的冷言冷语流于桌面——你倒是先写上一段没有错别字和错句的话来让我看看!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生活,我简直就像一条只会用鳃呼吸的鱼被置于地上一样,憋得要死,没有表现真我风采的机会,没有说真话的勇气,不能表露个性,无法直抒己见。终于有一天,在酒精的作用下,像一只再也无法装下东西的瓦罐突然迸裂开来,我那蓄存已久的满腔忧愤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去你个淑女风范,去你个师道尊严吧,还我英雄本色!

话已出口,再难收回。于是索性脱去了高跟鞋,登上小马靴,脚下复虎虎生风。剪了飘飘长发,还我短发潇潇,不再娇羞媚笑。蹊跷的是我那出走的《安娜·卡列尼娜》《简·爱》们也都悄悄回来了,虽然已是历经沧桑面目全非,但它们终究是“迷途知返”回家了。

从此举止自如,精干利索地一偏头,洒脱尽在一甩中。居然又能听到“哥们”的称呼了,生脆悦耳,舒心爽气。至于“社会上的人”怎么说?我不知道!

(作者通联:030024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