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坦

《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五期、七期分载孙歌对沟口雄三、浜下武志诸氏主编的七卷本系列研究《从亚洲思考》(孙文译作《在亚洲思考》)丛书的评介文章，我深感喜悦与振奋。不仅文中若干论点使我颇多共鸣，例如指出此丛书“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在方法论、思维定势方面的不一致”等，而且将日本亚洲研究的新动向介绍给我国读者尤为必要。

拜读之余，兴致与共鸣似乎又深化为某种责任，即应当把一些不同意见讲出来，无论对作者抑或读者，都可以提供一点参考。

第一，孙文将《ァシァかと考ぇゐ》的丛书名译为《在亚洲思考》恐不妥。无论从语言还是从内容尤其是从丛书的意旨来看，似当译为《从亚洲思考》(或《从亚洲出发的思考》)。这个问题并非单纯的词汇翻译，而是涉及到整个系列研究的宏旨。孙文以“亚洲意味着什么？”作为首篇之名，确是把握住了要害，而亚洲在这里意味着出发点、经由点等，即中文的“从”、“由”等意，这也是日文“かと”的本意。此丛书的英文名为“AsianPerspectives”，译成中文就是“亚洲透视”或“亚洲视点”，这也说明不是“在亚洲思考”。孙文中有一处提到丛书主题为“从亚洲出发思考”，却不知为什么如此译书名，并用之于系列评论文章的标题。

第二，孙文引述岸本美绪(她的专业是社会经济史，不是东亚思想史)的书评，将沟口与浜下分别归位于“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范畴，似乎也不准确。我与岸本就孙文专门交换过意见。在岸本的理念中并非是将二者作为对立的概念来使用的，而且在她看来无论沟口或是浜下大抵都是作为“文化相对主义”潮流的推进者来认识的，再则她也并非“更倾向于浜下氏的‘文化相对主义而将沟口视角归入‘文化本质主义并持有相当的保留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