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和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刚小学毕业，因为家庭生活困难，父亲无力供我上学，便让我投奔在外地当中学校长的叔父，这样不但可以减轻一点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可以继续读书。

叔父住在长江中游南岸的一座小城市，那里依山傍水，风景十分优美。他在一所私立中学当校长，除主管全校工作，还亲自给学生上课。他的文史知识相当丰富，不但英语，而且法语、拉丁语都说得十分流利，在全城教育界也算得上是一位人物。我能够投靠他，到他主持的学校读书，实在是一桩再好不过的事。

叔父十分爱我，因为他自己一直独身，平时待我可谓有如己出。这次我远道来投，事先也征得他的同意，只不过我和我的父母亲没有估计到一点，即此时叔父正在和本校一位女职员热恋，不可能按我们希望的那样来爱护我，照料我。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很强的失落感。

我在到达的当天就感受到这一点。那天，叔父不但没有如我预料的那样到车站接我，而且在我到达后不久把我领到一间男教员的集体宿舍，向几个正在玩牌的年轻教员交代几句，就算是把我安顿了下来。玩牌的教员继续玩牌，有说有笑。我感到憋闷，孤独，非常非常地想家。我有点后悔到这个于我完全陌生的地方来。

公正地说，几位年轻教员对我还是友好的。学校还没有开学，校园里死一样寂静，没有一个孩子和我玩，他们就领我到附近的湖上去划船。隔一天，他们还带我坐大木船过江到对岸一个乡居的读书人家里作客。记得那天风平浪静，碧空如洗，木船滑行在平静的水面上，不断有水鸟在船的附近翻飞。这不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横渡长江，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浩瀚的水面。为此我激动不已，以至感到这些教师比叔父对我还亲。

让我奇怪的是，这些教员都爱谈论我叔父的恋爱，而且几无例外都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还不回避我，甚至是故意在我面前谈论此事。现在看来，这实在不奇怪。我们许多同胞性格中充满惰性，对新发生的事，开始总看不惯。我叔父因各种原因，年过“不惑”才谈恋爱，人们看惯了他独身，对他突然改变现状，当然就觉得新鲜，就喜欢猜测议论。我叔父的恋爱，本来是他个人的事，和别人毫不相干，可人们偏要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我现在甚至怀疑是否有人也看上了那位和我叔父恋爱的女职员；因为当时在校供职的女士颇为珍稀，势必形成诸凤求一凰的局面。

说来有点罪过，我当时居然是和这些教员站在一起对待我叔父的恋爱。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觉得叔父因为恋爱顾不上关心我，让我受冷落。我甚至将一肚子怨恨指向那位女职员——我未来的婶娘。

叔父很快看出了我的态度。他对我也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我由是更想自己的亲生父母，便提出要回家。叔父也不很留，只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给了我十块银元，除了买回程车票和足够一年的学杂费，还为我找了一位同路人送我回家。

父亲见我回来，显得十分生气，不但骂我没出息，也骂叔父不讲情义；倒是母亲十分高兴，说是出去了见世面，也感谢叔父给了我钱，说兄弟(指叔父和我父亲)之间，这样就算是不容易。

后来——其实也没过多久，我就听到叔父结婚的消息。不管人们是否支持赞成，我的叔父还是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那位女职员也不管我是否喜欢而终于正式成了我的婶娘。也许是因为我——并因我而造成的我父亲的态度，叔父结婚时甚至没有邀请我们家谁到场。如今，事情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几位老人早已先后作古，我现在对于人生的体认也远非当年那样幼稚可笑。我有时还想，不知道我的父亲后来是否谅解了他的亲兄弟，而我的叔父也是否原谅了我。我觉得人活在世上，相互之间实在应该多一些理解、支持、帮助，而少一些别扭、障碍、拆台。然而，我又想，一人个要真正认识这一点又是多么地难!我对叔父和婶娘是欠着一笔感情债的，这笔债已经没法算清也无需算清了。人生无常，世事难说，我只能暗暗祝祷几位老人在仁慈宽厚的地母怀里好好地安息!

(穆欣摘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