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介明

日丹诺夫作为主管文艺的苏共中央书记，在苏联当时的一系列文艺整肃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但作为那个极端严峻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也是一个可悲、可怜和可叹的角色。尽管他的批判左琴科、穆拉杰里的文章显得如此颐指气使，专横粗野，不可一世，就象王蒙写到的那样，但用西蒙诺夫的话来说，他只是一架“电话机”，一架“损坏了的电话机”。从西蒙诺夫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当时的最高方面对苏联文艺的“指导”是多么地洞幽察微，大至文艺的大政方针、宣传口径、政治导向、主旋律(即最高方面所谓的“现在我们是否需要这本书？”)；小及每次斯大林文学奖的人选和等次、稿酬标准、《文学报》编辑部的人员编制……在这种情况下，日丹诺夫即便主观上不想做小人、奴才、鹰犬，还可能有所作为吗？事实上，即使忠心耿耿如日丹诺夫、西蒙诺夫者，在当时何尝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西蒙诺夫写到当他的中篇小说《祖国的青烟》发表后，一开始日丹诺夫也表赞赏，并安排了肯定该小说的评论文章，但“突然一切都翻了个过儿？”“日丹诺夫从斯大林那里回来以后，评论文章被从版面上取了下来”，西蒙诺夫被当头一棒，“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丹诺夫就此事对西蒙诺夫的解释。西蒙诺夫写道：“日丹诺夫试图耐心地给我解释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是他越给我解释，我越明显地感到：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向我解释文章中所写的那些话(即评论文章)；他同我一样，既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小说会如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坏，也不知道今后该如何修改。在这之前我曾看到过日丹诺夫声色俱厉、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曾充分做好准备，听他一番声色俱厉的谈话。但是他却相反，很有耐心，与人为善，我觉得，他内心里并不相信他对我说的话，所以显得有点心虚”——读到这些，我从心底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怜悯的感受，日丹诺夫是不是也值得同情？因为作为一个党员，怎能抗拒往往以“中央委员会”和“人民”的名义表达的最高方面的个人喜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