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吉男

如果我们是野生动物，将会怎样欣赏西方现代艺术？我们会认真反思各自的表情和眼光吗——其中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成分各占多少、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成分又各占多少？当然，我们实际上的目光和眼神比上述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要复杂得多。借助上个世纪那些天才的进化论学者从而得知，我们是自我驯化了的动物，由此总是用人的眼光去看世界。毫无疑问，我们先是攻读一大堆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经典著作，然后再一本正经地解读西方现代艺术作品。这个顺序自然是人的，而绝非野生动物的。走进中国美术馆的那一瞬间，我们真希望就是个艺术史博士，一见到夏加尔、米罗、巴尔蒂斯，就能滔滔不绝背诵出来，每一本划过道道的厚书都在起作用，就像穿了一套体面的礼服去拜见西洋艺术大师。我们以最复杂的目光和心态在孜孜不倦地研读西方的每一件艺术杰作。

不过，我们并非总是用这种眼光去打量世界的其它部分。是足球还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才把我们的视线带到了南美洲。一旦我们的目光和眼神充满了体育和文学成分并凝结成一种流行说法，人人都会以为：生活在南美洲那里的人，除了踢足球，就是写小说，生活得相当诗意！那么，足球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以外的生存与精神空间我们看得到吗？！同样，种族冲突和内战一度把我们的目光带到了非洲。我们无数次地从传媒上看到了饥荒、瘟疫和难民潮(相比之下，南美洲真该庆幸他们还有小说)。这时，我们的目光不再是体育和文学的了，而是近似于民族的或政治的。在以往的电视节目里，非洲成了“动物世界”，这是成功的西方电视人的“特别奉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的视觉空间里把完整的非洲制作成了牢不可破的“动物世界”形象。跟随着《正大综艺》导游小姐的足迹，我们有幸领略了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色和风俗人情，但对于大多数地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目光一接触屏幕就是民俗意义上的。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发展中国家或民族唯一能光临电视的文化产品只能是地道的“民俗制品”，呈现给世界的必须是已经死去或正在消亡的传统风习。总之，我们已习惯于民族的、宗教的、体育的、新闻的、文学的目光去看一切非西方国家，这十足地强调了我们目光的娱乐性质和白痴状态。由此看出，我们对非西方国家文化与艺术的了解虽说不是野生动物的水平，起码也逼近于驯养动物的标准。

我们的“世界”概念既脆弱又空洞。两种看世界的目光表达了我们的文化态度：人的和驯养动物的。当我们批判西方的西方主义时，可以想见，西方的东方主义者们肯定会嘲笑我们看东方文化或非西方文化的目光和心态——不免有些势利小人的两面性。转过头来，当我们回视自身文化时，也同样出现上述偏差。我们对少数民族习惯于用“能歌善舞”、“热情好客”来赞美，而“奇风异俗”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种心态和目光并不局限于少数民族，也扩大到偏远的中国农村，种植在相当一部分繁华都市的市民心中，直接贯穿在相当数量的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和美术作品中。所谓的中国风情油画、电影和小说，实质上是一批矫揉造作的“民俗制品”，可以直接满足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恒定需要。当一些中国同行以上述心态玩命地夸耀中国古董、武打和京剧时，我们的心情比我们的目光还要复杂。

一些时髦的小说、电影和美术作品，在利用中国近现代史资源时，往往混杂着一半以上的民俗眼光。尤其是在利用“文革”历史素材时，把许多惊心动魄的沉痛变成了奇风异俗般的摆设，成功地将中国近现代史“艺术地”转换成了当代“民俗制品”，进而受到西方世界的注意。这种创造性是空前的。有些所谓的“前卫艺术”作品从表面看是直接采用国际流行的艺术形式，诸如装置或行为，但骨子里是主动适应西方看待中国文化的旧态度的——民俗眼光。

诚然，今天的少数民族和外乡农民已不再是《山海经》所描述的类似“贯胸国”的怪物；而大部分东方国家也已不再是《异域志》或《诸蕃志》里所描绘的奇异世界。不论非洲的发展多么不平衡，但本质上无可争辩的是“人的世界”。而南美洲的人们除了写小说、踢足球，也忙其它的。他们终会知道作为中国人的某先生既不会练中国功夫，也不会唱京剧，却写了一篇《绝非野生动物的文化眼光》。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日于南湖渠小区十七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