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鸢

“人生识字忧患始”。文化人群体忧思形成的思潮，也会掀动文字的初基。无论多么厌倦意识形态，人们在回首中国近代的文化轨迹时，大概都不能摆脱激进和保守的内心矛盾。这就是笔者翻阅《叶籁士文集》时的思绪。

《文集》作者六十多年的老友胡绳先生在序言中说，叶籁士倾毕生心力于两件事业，即文字改革和世界语运动。这两件事业在中国有极其特殊的关系，谓之“孪生”，实不为过。世界语兴起在先，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曾通令全国师范列为必修课。三十年代上海“左联”有个小兄弟“语联”，胡愈之、叶籁士是骨干，“语”是世界语，但它的中国信徒都天然主张汉字改革，认为这是人类语文大同理想在中国的初级阶段。由此立场来看，胡适的“文学革命”实在不过是表面文章。

“文字革命”口号见于《文集》所收纪念吴玉章的文章中。吴老曾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一文，认为解决工农大众识字难的关键在于推行拉丁化，这也是鲁迅《汉字和拉丁化》一文的主旨。由瞿秋白制订于苏联的拉丁化拼音方案是叶籁士通过世界语途径引进的。

一九五四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是为国家语委的前身。吴玉章先生去世，重任由叶籁士先生承担。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提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拼音方案三项务实任务，这些方面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据《文集》中的年谱，六十年代，叶先生已在文章中承认对汉字全盘否定态度的错误，表明他的坦诚磊落。

事实上，对人类共同语的追求，是叶先生更为执着的事业。四十多年前我曾用刚学会的世界语与他通信，后来我也跻身于这一学界，有幸与胡愈之、楚图南、陈原等前辈聚首。蔡元培、鲁迅时代，世界语眼看风靡国际，证实其覆盖力与中立性都使英语莫与争锋。不幸二战中英语借美国的经济强权而风行，但我相信迟早要受到万国文化尊严的反弹。近来韩国世界语运动的勃兴值得注意。巴金先生信念不变，至今乐于担当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旗帜。

少年气盛时因憎恶汉字，读鲁迅的话感到极为痛快。他说：“不错，汉字是祖先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马上回答的。”那时万没想到，今天我在文化史的钻研中不断翻检《说文解字》，日益醉心于这一祖先的神奇。语文上的矛盾，反映了文化深层的冲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全面碰撞，人们对两者的认识本来有待深入，何况碰撞过程复杂多变、难以把握。鲁迅倘若及见电脑时代汉字效率的意外焕发，即使不写文章承认错误，内心也会修正观点。我们不能责备前贤，因为激进的时代有激进的任务：劳苦大众急需识字读书以挽救民族危亡。

回首百余年文化轨迹，我们应成熟到足够平和地面对相反观点“各执一端、崇其所善”的局面，像《汉书艺文志》那样认识到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相反亦相成也”，根据现代化的需要而折衷斟酌，达到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与整个世界相比，中国文化独独一脉相承，是个古怪的文化。与整个历史相比，近现代中西交推，是个矛盾的时代。这注定中国近代文化轨迹的曲折。反映于文化的基部——语文，观念的反复毫不足怪。当然有的反复应当避免，例如汉字简化已发现个别不慎、曾作修正，“文革”后不该一度匆忙推出第三批；相反，推广普通话远远落后于台湾新加坡，未见加力，反而听任台、港腔泛滥，广播电视中被“那么”“呢”等废料充斥。还有繁体字的回潮。

推想近年有不少现状加深了叶籁士先生卧病中的内心苦闷。尽管他在文改工作中功勋卓著，但难免从文化轨迹中感到失落。差可释然的是，他远非孤独地承受失落。

从《年谱》来看，叶籁士的最后心事只有世界语。弥留之际他还念及《世界共通语史》的重版。有理由相信，当此“地球村”时代逼近之际，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世界共通语”的理想早晚会实现罢。

(《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