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一百多年前(一八九○年)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曾说，在社会科学中，时间的问题比空间的问题更重要。但现在，不少人已反过来认为，空间的问题比时间的问题更吃紧。福科，还有不及福科出名的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如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之所以蒙在鼓里，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不清，却是因为空间的问题未明。

空间，就是这个被繁缛复杂重迭错落的社会人文网络所铺满了的地球表面。村落体系、城镇体系、交通体系、市场体系、政治体系、思想体系；以及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还有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供求关系、甚至亲属关系、敌我关系、海外关系、“关系”，等等等等，这些常说的体系、制度、关系，无一不是在大地上一块一块、一条一条、一片一片，或者几块几块、几条几条、几片几片地形成、沟通、对峙、发展、存在着的。这些数不尽的社会人文网络在每一个瞬间都强加给我们极为复杂的世界感受。或远或近、或此或彼、看得见或看不见，关键是，在每一个“此时”它们都“俱在”。对许多事物的存在，甚至发生，我们已觉察不到时间的链条。谁能分得清北京那些“一下子”出现的大楼孰先孰后，谁能说得出亚太经济体系百千个公司的老板哪个先上班哪个后上班。“眼前的时代似乎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时代”，福科的这句话并非只表达一种表面的印象。

许多社会问题的真实面貌离不开它们或繁或简的空间结构。为了把空间的问题搞明，就要把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史)的研究空间化(spatialization)，自八十年代起，许多学者便呼吁此事。学者们抱怨十九世纪以来多数社会理论(例如马克思的，韦伯的，德海姆的)都有重时间轻空间的倾向，有人喻之为“重史的脾气”。在要扳一扳这种理论上“重史的脾气”的人当中，欧美一些“后现代”地理学家倡导最力。一方面，这是西方人文地理学向社会研究的深层“切入”时，必须要辩明的一个前提，属于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这也是当今世界格局大改组的形势所提出的现实题目，属于经世致用的需要。

十多年以前，激进主义的思潮席卷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激流涌现。其对理论上忽视空间的传统鞭笞最厉。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哈维(DHarvey)在借助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发现马克思主义自身便忽视了空间。他指出在这个关于资本主义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中，时间性的分析是极有力的，但空间性的考虑却相对薄弱。它缺乏足够的篇幅讨论资本主义体系横向延伸的深刻的空间过程。而正是这一过程(包括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反馈过程)，步步为营地创造了今日世界政治经济的总格局，也就是华伦斯坦(I.Wallerstein)所详加论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建立不但是一个革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夺天下大势的地理过程。当这一地理过程一经开始，便再没有哪一个另外的国家可以在自己的时间序列里“独立的进入资本主义”了。而当这一格局一旦建立，便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政治孤岛上“自力更生”的发展现代经济了。所以没有世界总格局的意识，尤其是忽略了这一格局的限定机制，而简单的以为某一个地方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属性，或者完全不理会其它地方的存在而认为自己的发展具有绝对的任意性，都要出现理论与实践上的失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导入现代人文地理学，以便从空间的面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均衡性的研究，哈维试图建立一套“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ctorico－geographicalmaterialism)的理论。

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没有成为走红的名字，但是这些“后现代”地理学家所大力倡导的将社会问题研究空间化的实质，却是很有意义的。毫无疑问，人类社会自身具有地理特性。“地理”在这里，和常说的意思有点儿不同，不是指自然环境摆出来的四至八到，也不是指提供地利的山林浸泽。它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属性，一种必然要展开的形态。人文地理，乃是人事。我国历史上的都城，无论搬到哪儿，都称作是“虎踞龙盘”。这当然是社会政治空间所排出的势态，而不是由龙首原或卧虎山所“天成”的地形。再比如美国那些笔直的州界，那个一眼就看到的“地理”，更是人的勾当没商量。这些州界只能画在人造的地图上，却不能画到实在的洛基山上。想到人类社会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来的种种花样，必须承认，把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史)的研究空间化，是很有道理的。

对人事所形成的种种空间系统，不能想成是摊在大地上僵化不动的“架构”，然后人们在里面做事。这就把它们与人分开了。它们本身是人(群)的一部分，是活的，充满了风云际会。它们既被人类社会所生产，又反过来生产人类社会。人类社会若离了它们，就不算个社会。社会的发展若不包括它们，也就无法说清。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在考察早期各种社会制度的产生时，已然注意到社会发展的地理空间过程是不能漏掉的。例如许悼云在研究西周史时，就发现不少东西都是在由紧密的血缘社会向宽阔的地缘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李零在对西周封侯制度和秦汉封禅制度等问题的细密考查时，感到只有摸清当时社会空间“常常长”的具体过程，才能跟着说清这些制度“常长常消”的原委。在对后来的帝国广阔领土的秩序的形成，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建立，人口的流动与地理分布等问题上，我国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更是节节前进，得到了很多非由此路而不可得的社会认识。(要顺便说一下的是，迄今为止，欧美汉学家们对中国学者的历史地理的研究还没有整体性的认识。这恐怕也是由于那股传统的“重史的脾气”。)

天下大事小事的确有个历史的属性。有人说世上只有一门知识，就是历史。但是康德说还有一门叫地理。康德不光说，也还做。他在科尼斯堡大学竟教了四十年地理。不过，他把历史和地理，时间和空间分得太开了，分成两个不大相干的知识领域，造成治史的只研究时间，治舆地的只考虑空间。这个问题在中西地理学界早已引起警觉，自四十年代起就一辩再辩，强调了地理现象的时间过程，大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相对来说，在史学方面，强调历史现象的空间过程的声音还不够大，即使事情已然做了，也尚未站出来明白地说一说。倒是地理学家更敏感一点，在综述北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长篇文章中，芝加哥大学地理学者康增(M.P.Conzen)替研究空间问题的历史学家们总结了工作。为了依然保留一条学科的界线，称那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是“地理历史”(geographicalhistory)，有别于地理学家的“历史地理”(historicalgeography)。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地理历史，其实都是打通社会时空的办法。

因为天下大事小事也都有地理的属性，人文地理学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手段。所谓“基本”手段，意思就是研究什么样的问题都应当有地理学一份。果然，在欧美的“福科热”中，在对现代化弊病的声讨中，也有地理学家的吼声。许多地理学家从景观分析的角度批判了现代化对人性的压抑，还有许多地理学家则谴责以牺牲他人和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模式。加拿大历史地理学家哈瑞斯(CHar-ris)等人，更是不甘示弱地下手研究权力(power)的地理“话语”(dis-course)，也就是权力是如何在空间形态上“说话”而且“算数”的。一方面由于地理学在广泛的社会人文问题的研究中逐渐“找到了自我”，另一方面由于一个个自然地理的课题渐渐被邻近学科“侵权”，“瓜分”(地貌研究的题目被地质学拿去不少，植物地理渐渐被农林科学取而代之，等等)，地理学就整体来讲，日趋人文化，社会化。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潮流，在北美尤其明显。

地理学进一步的人文社会化，增加了社会科学的丰富性，却也添了几分麻烦。麻烦在如何找到一种更好的空间叙述语言，以便更有效地传达事物的共时性质。索加(Soja)在要说明他观看洛杉矶万千景物“尽收眼底”的快感时，察觉到语言上的困难：所见的东西本是共在眼前，但用语言描述时，却要有先有后。空间事物是共时的，语言叙述是续时的。不少现代绘画爱把众多杂乱的东西一并放入画面。还有许多电影，以及广告，故意飞快地变换镜头，令观众目不暇接，“这个没看清，那个就来了”。这些“视觉语言”在共时性描述上倒是技高一筹。地理学作为处理空间问题的“行家”，早有地图一手，以展现各类事情的空间分布。近年来飞速发展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则是地理学同电脑结合而产生的新的空间思维语言，以模拟共时空间的复杂性、动态性与逻辑性。在非地理专业中，学者们虽没有绘制地图的耐心，更无GIS的本事，但设计几幅简化的模式图，也可以有效地表示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作用的实质。当然，话说回来，日常语言毕竟是我们人的最基本、最灵活、最深刻的表述工具，在空间描述上也最终如此。地理描述是语言发展并走向灿烂的路途之一。中文之美，不能不说仰仗了对“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之画面的生动再现，和对“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之形势的高瞻远瞩。

欲理解今天的世界，需要把高瞻远瞩的目光扩展到四海之外。无论叫太平洋世纪也好，还是叫全球世纪也好，都说明世界各方势力在争夺对人、资源、技术、产品、市场的占有、组合，和控制，已日趋全球一体，因而空间的问题更加紧迫。首先把空间的问题处理好，才能去“跨世纪”。过去说，温故而知新，但现在还要会“看着邻居过日子”，要掌握决胜千里的一套办法。事情正沿空间方面渗透过来，像一句广告说的：“林河酒，XO的享受”。作一个现代人，不得不承认：世界只有一个。无论是做环球旅行的情侣，还是炸飞机的恐怖分子；无论是开汽车的美国人，还是骑骆驼的伊拉克人；无论是北京街头倒卖CD软件的“哥们儿”，还是西亚图华盛顿湖畔思维奇异的盖兹先生，大家都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E.W.Soja1989：PostmodernGeographies：thereassertionofspaceincritical socialtheory，London＆NewYork：Verso.

M.Foucault1986：＂OfOtherSpaces＂，Diacritics16，pp.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