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剑华

唐子成

领袖在沿江几个城市视察了几天后，突然决定要在这个小镇逗留。

对于常人来说，几乎所有世界名人和伟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有其突然的一面。机要秘书、警卫局长、保健医生、政府官员和大大小小的随从，没有一个能揣摩出领袖这个决定的原因和内涵，但还是必须为这一决定的实施，进行紧张周密的安排。

小镇并不大，总共不过几万人。可小镇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老年人说，明朝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常遇春就在这里打过几次仗。还传说唐朝一个大诗人落魄以后也就在这里喝酒和吟诗。喝多了，就在这耍酒疯。后来竟跳到江里捞月去了！

几个活了八九十岁的老人更是有滋有味地说蒋介石也到这个小镇来过。有的还说亲眼看见蒋介石在镇上的“天香楼”剃了一个头，在“怡情园”洗了一把澡，在“西园池”找剃头匠老韩头挖了一次耳朵……

领袖就是从江那边乘轮船过来的。

唐麻子接到通知时，只知道上面要来人，只知道要来的是一位大人物，只知道这次接待工作要做到一丝不苟、万无一失。

唐麻子叫唐子成。唐麻子小时候五官端正，皮肤白皙，隆起的鼻骨上两只大眼乌黑闪亮。小镇“出会”那年，他还有幸被选为童男童女在万人面前露相。民国二十八年，沿江大旱，米价暴涨，老百姓以观音土度日，春夏相交时，又流行天花，小镇数百人死于这场瘟疫。唐子成的命是保住了，却留了一脸麻子。一九四七年，新四军张云逸部途径皖江，十八岁的唐麻子就扔掉放牛棍，赤着脚翻过两座大山跟上了部队。他先当勤杂员，后当通讯员，再当警卫员，最后就当了小镇负责接待重要人物的专门人员。

按照阶级斗争规律和阶级分析方法，唐麻子先对镇上的人进行了摸底排队。对直系亲属中有关、管、杀的五类人员进行了内控清理。对家庭出身不好、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又安排了回避与隔离。唐麻子甚至想出了一个绝招：在离镇三十里的矿山找一个僻静处，专门安排一次突击性的“义务劳动”，以便悄无声息地、顺理成章地在领袖到来之时把一些不太可靠的人进行合理收审，从而确保领袖的人身安全。

对于领袖视察的过道，唐麻子更是作了精心安排。他把招待所的周围撒上了岗哨。连山头、路边、树旁、草丛也安排了便衣。他甚至把领袖必经之路上的欢迎人群也分成四道保护层：共产党员站在第一层，劳动模范站在第二层，共青团员站在第三层，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站在第四层……

领袖的轮船靠岸时已临近黄昏。唐麻子远远就看到领袖那伟岸的身躯，看到领袖高兴地挥动巨手并指着沿途一片跃进景象发表重要讲话。

领袖显然很兴奋、很健康。他不停地转过身和身边的省、市领导同志讲话。这些话，唐子成后来才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定着这个小镇的命运。

当领袖被人们簇拥着离开码头时，唐麻子听到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他浑身充满着翻身感、幸福感。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亲眼看到领袖一面点头，一面敞怀大笑。当他看到领袖竟和江边一位渔民热情握手亲切交谈时，他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小镇理所当然地忙碌起来。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云雾茶、古井酒、春江鲥鱼、特制茶干。还有四川的酸菜、湖南的辣椒和湘泉的乳酒。每一道食品唐麻子都亲自品尝，每一套餐具唐麻子都认真清洗，每一盏灯的灯光都作了反复调试……

就在饭菜将要送上桌子时，唐子成突然感到餐厅内缺少点什么。他终于想了起来，是缺少一种空气，缺少一种与跃进年代相融洽的政治空气。

唐麻子很快找人弄来了横幅，又很快找人写上了标语。他亲自用大头针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们别到横幅上，又匆匆忙忙把它挂到了餐厅里……

领袖就在此时穿着灰色便装走进了餐厅。

领袖吃得很随意。

领袖喝得也很轻松。

领袖还不止一次地和同桌人碰杯，又温和慈祥地把菜夹到别人的菜碗里。

就在领袖谈笑之间，唐子成看见领袖的目光突然一下子凝聚在一只饭碗上。

那是一只普通的青花瓷碗。那只碗是从无数只挑选出来的餐具中再次精选出来的，朴实典雅，美观大方，又有着古色古香的民族风韵。

但是唐子成很快就发现领袖的目光不是泛泛地停留在那只饭碗上，而是聚精会神地盯着饭碗里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土。

唐子成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

唐子成已清清楚楚地看见与领袖同桌的省、市领导的面部表情也一下子紧张起来。

终于，唐子成看见那双扭转乾坤的大手伸向碗边并从碗里拿出了一枚细如发丝的东西。那东西在强烈的日光灯下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

领袖这一小小的动作，让在座的人都见到了！唐子成看得更清楚，更明白。那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枚闪着亮光的大头针！

桌上的气氛怎么也热不起来了。尽管领袖还在谈笑风生，不少随从人员，包括省、市领导干部的脸色却已一片苍白……

究竟怎么回事?这枚大头针怎么蹦出来的?是饭里的，还是菜里的?是有意的谋害，还是无意的疏忽?是内部人干的，还是外部人干的?是人民内部同志干的，还是阶级敌人干的?一时间成了小镇最急切、最焦心的话题。

唐子成理所当然地被拘留起来。

一天又一天的审问，

一月又一月的检查，

一年又一年的批斗……

组织上怎么查也没查清，唐麻子怎么说也没说个明白。

于是再审，再查，再关，再斗……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一年又一年……

二十多年就这么审审、查查、关关、斗斗地过去了。小镇的街道已变得十分宽敞，小镇的路灯已变得十分明亮，小镇变成了一座繁华的小城。

唐麻子变成了老麻子。终于有一天，他被放了出来。放出来的唐麻子不仅平了反还补发了工资。他用补发的工资为老婆和儿子买了城市户口，又拿出一些钱疏通关节为儿子安置了工作。唐麻子的日子过得也平安无事。

领袖也已进入耄耋之年。

在欢庆这个城市发展四十年的日子里，一位负责同志突然想起应该请求领袖为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城市题个词，或为这值得纪念、应该纪念的日子写上几句话。于是，有人利用进京的机会向有关部门汇报了这个美好真诚的愿望，居然得到了领袖的恩准。

于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干部来到了京城。

在汇报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时，领袖先是很兴奋，后是很激动，最后竟慢慢地站起来，走至窗前，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突然，领袖转过身，抬起满是皱纹的脸，语意含糊地问：“那个……那个搞接待工作的……”领袖虽然已经遗忘了那个人的名字，只是用手指在自己的脸上点戳着。

在座的领导没有听懂。

年轻的同志更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还是一位党史办的同志记性好，抢着回答：“是唐子成，唐麻子！已经退休了！”

领袖把目光投向远处，又久久地陷入了

沉思……

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小城，也传到了唐子成的耳朵里。

第二天，人们就在街上看到一个满脸麻子、拄着拐杖的老头，只听他逢人便说，“真的，领袖亲自问到我呢！”也就是在这天，有人看到唐麻子足足喝了一斤酒，喝完了酒又哭又笑，在刚刚拆迁的小街上整整闹了一夜……

赵圣山

赵圣山有三个女人。

在中国，一个男人讨一个女人已属不易。可赵圣山不仅有三个女人，而且三个女人都规规矩矩地和他成过亲，都服服贴贴地跟他睡过觉，也都老老实实地为他生儿养女，传宗接代。

赵圣山第一个女人很平淡，是个童养媳。结婚那年只睡了一个晚上，他就给村上人敲锣打鼓簇拥着骑上小毛驴参军去了。一走就是七八年。这七八年里，功劳有了，奖状有了，老婆却没有了。老婆跟一个小木匠去了外乡。

赵圣山第二个女人是外乡人。可结婚后发生了一九六○年那场大灾难。女人起先还熬得过，啃点榆树叶，挖点观音土，后来吃着、吃着就吃不下了，就软软地瘫了下去。尽管赵圣山省了粮票、饼票、油票、蛋票寄回家，可女人还是倒了下去。

第三个女人带点传奇性——

赵圣山一天晚上值夜班，抓住了一个偷铁的女人。女人很胆怯，对赵圣山说，你放我走，我给你弄一下。赵圣山不干。女人就一溜身钻到了厕所里。赵圣山在女厕所门口等了半天还不见女人出来，就气得一脚把女厕所的门中踹开了！

没想到的是女人正光着屁股蹲在坑上。赵圣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过女人白白的屁股了。他先是愣了一下，脸有些发烧，后来心就怦怦地跳，再后来头脑就有些作不了主，再再后来就……

办完“公事”的赵圣山把女人带到办公室一看，女人还有几分姿色，再弄盆水一洗，简直像个演员坯子。

几天后，女人抱着被子就走进了赵圣山的房间。

赵圣山是下料工。车、钳、铆、焊，哪个工种想用个合乎尺寸的材料，就得找赵圣山。赵圣山本来干得好好的，后来老想着老婆没工作、没户口的事，越来越心神不定，终于一不小心把手指头和钢板一齐送进了电锯里！钢板是裁下来了，赵圣山两个手指头也裁了下来。

没有指头，干技术活是不行了，赵圣山就去干重活。粗活、脏活、累活都干。譬如掏污水沟，钻下水道；又譬如拖氧化铁皮，背耐火砖。反正别人不想干不愿干的事，赵圣山都得去干。

有人出主意：赵圣山自己出了事故，为什么不叫他当安全员?既可以现身说法，又可以对别人进行教育。领导想想也有道理，就让赵圣山去干了安全员。

赵圣山果然不像别的安全员只是填填事故报表，扣扣违纪奖金。他夏天给设备装个电扇，冬天给马达做个套衣。高温到来的时候，怕工人出汗多，容易中暑，他就拉着板车往班组送海带汤、盐开水、咸榨菜、萝卜干……

赵圣山从小就受苦，啃过树皮，嚼过草根，七岁还放过鸭子，九岁时又帮人引过瞎子。他懂得一点生辰八字、男女命相，还懂得怎么看风水，怎么做道场，怎么开设灵堂，怎么摇铃论经，怎么三跪九叩，怎么敬酒敬香……所以，只要车间职工哪家有婚丧嫁娶，赵圣山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当然主持。张三民国二十五年生，丙子，属鼠；李四民国二十八年生，已卯，属兔。鼠是寻食之鼠，还是穿洞之鼠?兔是望月之兔，还是守林之兔?根据命相和生辰八字，死者该水葬还是火葬，土葬还是木葬?赵圣山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弄得人家男女老小一把鼻子、一把泪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赵圣山唯一的缺点是酷爱喝酒。一天到晚端着那只写有“赠给最可爱的人”的茶缸，早二两、中三两、晚四两地喝得不亦乐乎。喝酒时，要求也不高，抓几根咸菜头或一把花生米，就可以抿得有滋有味。实在没菜时，就对着瓶嘴嘬上几口，照样也能过一把瘾。

小青工们喜欢聚会。每一次聚会又都喜欢拉着赵圣山当陪酒。赵圣山也不推辞。可算是有请必到，有酒必喝。

喝起酒来，赵圣山还喜欢和小青年们争强斗胜。捣杠子、打老虎、猜拳行令，他都十分来劲。

“哥俩好，一定好，好上加好！”

“四四来财，五子登科，六六大顺……”

他那只被电锯裁下两个指头的右手正好发挥优势，可以灵活计数。有时算三个，有时连那半截算五个。对自己有利，就算三个；对自己不利，就算它五个。他自己一个月挣的钱，一半给了饭馆，一半给了酒店。

女人好几次吵到车间来。一次，女人又发现他拿着那只补了又补的茶缸盛了满满一缸子酒回来，就气得把一瓶敌敌畏放到桌子上。

女人说，你喝我也喝。

赵圣山吓呆了。三天嘴上闻不着酒味。可女人很快就发现赵圣山木楞得像丢了魂，两眼发直，讲话也颠三倒四。有事没事回家倒头就睡。早上醒了，吃了早饭再睡。中午起来，扒两口饭，还是睡。

这回倒是女人吓住了，把那盛酒的缸子拿了回来。

厂里对赵圣山也算照顾。考虑到他女人的户口虽在农村，可他本人工龄长，军龄也不短，就在远离厂房的出渣线旁边找了一间平房让他们落脚过夜。

出渣线旁边冬天冷，夏天却比较热。一天到晚小火车叮叮当当吵得厉害。赵圣山也就很少回去。有时，想女人想急了就回家放个“炮”，第二天一早又匆匆赶回厂里。

女人重操旧业，只是嫁给赵圣山以后，对厂子里的地形、路线更熟悉了，偷窃的技术也更加老练、圆熟。明明拎着一只空篮子进厂，出厂时就变成一篮子菜，实际上菜叶子下面全是断钢废铁；明明进厂大门时还是腰身灵活，出大门时却变成快临产的孕妇。其实，那些设备上的套筒、钢瓦就揣在大襟褂子里，或者干脆用电线吊在裤裆里。

偷一天，卖一天；偷多少，卖多少。日子倒也过得相安无事。

车间一个小青年考上了大学。赵圣山又被叫去喝酒。

小青年端着酒走到赵圣山的面前：“赵师傅，我在厂里干了八年，没人把我当人。脚上戳了钉子，是你把我背到医院里。今晚我敬你一杯!”

赵圣山心里一热，把一杯酒喝干了。

又一个小青年端着酒站在赵圣山的面前：“赵师傅，我老爸是轧机上的老郑。他害肺水肿临死那些天，肚子胀得像沙锅。领导站在门口戴着口罩，可你硬是抱着我爸的头一口一口的喂汤、喂药。今天，我代表我死去的老爸敬你一杯。”

赵圣山喝着，眼圈红了起来。

“赵师傅，天冷，是你把自己的劳保鞋给我穿。来，我也敬你一杯。”

“我患肝炎，人家怕传染，可你硬是给我端屎端尿一个多月……”

一个又一个熟悉的、陌生的面孔走到赵圣山的面前，赵圣山则把一杯又一杯热酒灌进了自己的肚里。

赵圣山喝得很晚、很晚。很晚很晚了，赵圣山还在喝着……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人们意外地没有看到赵圣山。

人们几乎都知道赵圣山上班是很早很早的。夏天，他早早地起来拎着水瓶就去打开水；冬天，他早早地起来，劈柴，生火炉，抹桌

子，搞卫生……

可这一天，人们就是没有看见赵圣山。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半天也过去了……

有些人就有些焦急，奇怪，甚至担心了。

有人骑上车子去问赵圣山的女人，女人说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回家了！

人们就越发焦急。

有一个小青年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拼命往厂门外跑过去。

人们跟在他后面跑着，找着，找着，跑着……

终于，在出渣线旁边，有人发现那双烧掉了一半的劳保鞋和那只人们熟悉的装酒的茶缸。

半个月后，车间为赵圣山写了一份死亡调查报告。

报告称：当晚，赵圣山并没有喝酒，他是在逮一个偷铁女人时跌倒在出渣线上被钢渣烫死的。

女人甚至拿出了不少证据。

究竟赵圣山有没有喝酒，大伙儿不想争辩。

究竟赵圣山算不算工伤?大伙儿却比较关心。

当然，赵圣山的老婆也在等着结论。

高友才

高友才是一九六二年的兵。参军的时候，高友才骑着小毛驴，佩上大红花，小黄帆布包里装着毛巾、牙刷，默默地离了家乡。转业时，他换了一只背包，包里不仅仅装了毛巾、牙刷，还装满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高友才当兵的地方是在大西北。那里树少沙多，人烟稀疏，撂棍打不到人，有钱没处花。于是，高友才转业的时候就有了大把大把的票子。

钱越多，高友才越舍不得花。

上班吃饭，他很少买荤菜，打一勺高温汤，坐在角落里稀溜稀溜，就把饭吞下去。抽香烟，高友才也对自己作了严格规定，上午三根，下午三根。超额了，第二天想法子省回来。夏天吃西瓜，高友才更不马虎。他从红吃到白，从白吃到青，又从青吃到透亮。瓜子也一粒粒拣起来，洗干净，晒干，再在小铁锅里炒一炒，放进口袋里慢慢地嗑。

高友才运气好。转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干部倒了，工人散了，知识分子臭了。高友才文化程度不高，却根正苗红，三代里查不到一个被关、管、押的亲属。所以组织分配时，理所当然地留在机关搞运动并成了军代表的红人。

高友才在部队当时的是炮兵。他身材高大，长相威武，穿着军装有点像《奇袭白虎团》里面的严伟才。单位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高友才又往往成了难得的尖兵和炮手。

一阵口号过后，高友才从幕后把人带到台前来。抓住被批斗者的胳膊，一个反手，按倒；再抓住被批斗者的头发，一个亮相。动作干净利落，富有节奏感，很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于是，高友才也就不止一次地得到支左军代表的赏识。

那年头，单身宿舍比较混乱。一个房间里住四五个人。有些家属来探亲无法单独和自己的丈夫在房间里过夜，只能在集体宿舍里放下蚊帐凑合一阵完事。时间长了，就难免生出乱点鸳鸯谱的事情来。

一次，有个工人乘人家男人天亮前上厕所解大便之机，钻到人家女人的被窝里斜插了一杠子。解完大便的男人上床要干那个事时，女人才发现刚才上当了，哭着把漏子捅到了斗批改办公室。

军代表把这事交给了高友才。

高友才对这个案子，极为重视也极感兴趣。他把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齐关到屋子里，一会儿审男的，一会儿审女的；一会儿审“家的”，一会儿审“野的”；一会儿又把男女放在一起合审。审问中，高友才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厌其烦地询问当事人一共干了几次?怎么干的?谁找谁干的?直审得男人没脸上班，女人一根绳子在房门后面上了吊。

上海来的两个刚入厂的小青年谈恋爱，后来发展到在车间的行车值班室里搞鬼，被高友才当场抓住。高友才硬是不让双方穿上衣服，还在两个的阴阳物上剪了毛以作证据拿给军代表看。直弄得军代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想看也不好意思看。

有人向高友才反映，仓库门前新修的水泥地上出现了反动标语。高友才赶紧跑了过去。

果然，那地上横横竖竖出现了不少沟纹：像文字，像符号，又像咒语。

高友才左看右看，看不出名堂。越看不出名堂，高友才就越认为是反动的东西，就越是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他顺藤摸瓜，终于摸到了工程师老魏的儿子魏小军在这里耍过。再从档案里一查，发现魏工程师家有一个劳改的，一个劳教的，还有一个远房亲戚在国民党税警队干过。高友才果断地把魏小军“请”进了专政队。

高友才当兵时干的虽然都是力气活，但毕竟懂得一些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譬如，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譬如攻人不如攻心，又譬如断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等。高友才买了一包猪头肉、两包花生米。又从厂门口的小卖部里要了一瓶甜酒，邀魏小军和自己一道进餐。

起初，魏小军不敢吃，愣愣地望着高友才那直直的眼睛和一嘴的黄牙。可他终于经不住高友才轻声轻语的劝慰。

高友才甚至给魏小军倒了一小杯甜酒。

两个人吃着、喝着，谈着、笑着。果然有效果。魏小军很快就承认那是他写的反标。还承认那线条意思是国民党的旗号，他是要想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高友才兴奋之极，连夜给军代表打电话，报告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他要以继续革命的精神，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把魏小军这种恶毒的现行反革命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为了做到不打草惊蛇，不暴露目标，更为了表示对敌人攻心为上，宽大为怀，高友才把床留给魏小军睡，自己却裹着大衣在草铺上躺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魏小军爬起来撒一了泡尿，打了一个冷颤，头脑就一下子清醒了许多。他冲着高友才说，叔叔，我要上学去。

高友才说，你还上什么学?

魏小军眨了两个眼睛，才慢慢想起自己是在专政队里。他告诉高友才，昨天他是和几个同学去仓库边玩耍过的。他们先是在那里演抓特务。玩着，玩着，一个个尿就胀了，就都掏出鸡巴在那新抹的水泥地上比赛起撒尿来。看谁撒得长，看谁尿得远。那些沟沟道道就是尿冲出来的。不信可以去闻闻。

高友才真的去闻了一下，一股臊味。气得他差点把酒瓶砸在魏小军的头上……

高友才终于离开了专政队，去厂区分管学校，当了一名工宣队员。

高友才没上过学。没上过学的人要去管上学的人，高友才就有些不习惯，不舒服，不自在。

上课铃响了，老师们一个个夹着课本进了课堂，走廊上变得冷清起来。高友才更是憋得浑身难受。

一开始，他趴在走廊的栏杆上晒晒太阳，打打瞌睡。后来，就在校园的果树下看看蜗牛爬树，望望知了撒尿。或者静静地看一个个蚂蚁怎么藏食，一群群蚂蚁怎么上树，看它们怎么慌慌忙忙地奔走，怎么认认真真地厮杀！

教师队伍中男的少，女的多。一位刚从民办学校转来的老师不习惯戴胸罩。高友才看见了，就直楞楞走过去教训道：“黄老师，人家都用布把奶子拴起来，你怎么不拴?看，你那怀里老像有两个兔子乱蹦乱跳的！”女教师羞

得一星期不敢进课堂。

一个未婚男教师晚上泄精弄得被子上大圈套小圈，高友才就动员学生们去看“联络图”，弄得那老师几天抬不起头。

高友才终于在学校里也呆不下去了。军代表看高友才实在难以培养成顶天立地的有用之才，就要劳资部门照顾，把他安排到门岗值班室去。

高友才嘴上不说，心里却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不再想去领导一切了！工作也不再积极主动。白天，他缩在一个角落里找人下棋；晚上，就躲在值班房火炉边喝酒。

有人偷了公家一段木板从厂门口走过，高友才抬了一下眼皮，又端起了酒杯。

又有人拿了公家一捆铁丝，反映到门岗高友才那里。高友才拍拍人家肩膀，“别嚷嚷，你要想用也去拿一点！”

高友才是一点责任心也没有了。

冬天来了，下了一场雪。大雪纷纷扬扬，工地上积了三寸厚。

高友才正好值夜班。值夜班又正好没事做。没事做就越发想喝酒，喝了酒心里就更显得憋闷空虚，烦躁不安。

有人来藏门报告说，工地上的建筑材料正在被人偷盗。高友才正好心火没地方出，就愤怒地一挥手：“打！”

几个青年工人平时就是干粗活的，这阵子又停了产，个个弄得身如石鼓，臂如铜锤，一听高友才发布命令，抓住小偷就是一顿拳脚。

小偷显然是被揍狠了，先是叫骂，后是狂喊，再就是直喘粗气，再再就是悄无声息了……

高友才喝足了酒才披着那件值班大衣走了出来。他转悠到那间亮着灯的小屋里。开始，他只是粗粗地瞥了一眼蜷曲在地上黑乎乎的一堆。没想到，弯腰一看，那一堆东西口流垂涎，直喘着粗气。再仔细一看，高友才的大衣就猛地抖落下来了。他吃惊地发现，那个被打得满脸鲜血的小偷竟是自己的儿子。

一个星期后，高友才给劳资科写了份要求退休并让儿子顶职的报告。

在报告里，高友才自己作了检讨，也帮儿子承认了错误。报告说，本人没能解放全人类，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了！

被打成残废的儿子费尽周折，总算在厂里顶了职。工种还是门岗值班。

儿子倒很本分，也很实在。他不抽烟，不喝酒，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只是经常一条腿瘸着、一条腿支着站在厂门口。远远看，像一个气功大师在那里表演“金鸡独立”。

杨友福

在这座大楼里，杨友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有争议的人物算好人还是算坏人?抑或算不好的人，还是算不坏的人?谁都说不清楚。

反正，杨友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对杨友福的评价似乎也不一致：杨友福干活最认真，杨友福办事最草率；杨友福最热情，杨友福最无情；杨友福最可爱，杨友福最可恨；杨友福最最正直，杨友福最最马屁精……

所有这些话，杨友福都听到过。有时是听到了装作没听到；有时候是没听到，别人转告了，杨友福还是不当一回事。

杨友福是食堂的管理员。有时又好像还兼着采购员，又有时候好像还干着炊事员或卫生员的工作。反正，管理食堂，发放食品，卖饭卖菜，打扫卫生，都可以看到杨友福，或者说都少不了杨友福。

于是，就有人说，“杨友福就是食堂，食堂就是杨友福。”

这样的评价对杨友福来说是好是坏，是褒是贬，往往又要引起一番争议。

杨友福进食堂之前是个轧钢工。他身强力壮，干活也肯卖力。百十公斤重的钢条红彤彤地飞过来，杨友福用小钳一夹，一个转身就塞进了辊孔。于是，轧机上就龙飞凤舞，气势非凡。

这时候的杨友福，右手撮着烟，左手搭在轧机机架上，腿一抖一抖的，那份得意劲，不亚于升工资、讨老婆或生了胖儿子。

干这种活，汗淌得多。热了，就到鼓风机旁去吹。吹着，吹着，最后就吹出了风湿性关节炎。终于，有那么一次，杨友福一下子倒在轧机上，差点给红钢烫死。

厂里几个领导认为杨友福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就为他找了个轻便活，让他在食堂干起了炊事员；后来发现他竟还有些才能，又让他当上了管理员。

杨友福的儿子、老婆都在农村。他自己就住在食堂后面的小平房里。房子已经很破很旧了，可杨友福从办公室要来一些旧报纸，又从仓库找来一些地脚面，糊着，贴着，贴着，糊着，居然也把房间拾掇得很干净，很亮堂。这样，杨友福在他老婆来的时候，除了有个避人避风的地方干干那种事情外，还可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杨友福所在的这个厂是很大很大的。人也很多很。所以，杨友福的工作也很忙很忙。

天没亮，杨友福就早早地爬起来。他先到食堂边的自来水旁，把头伸得长长的，用冷水抹脸，用冷水刷牙，用冷水揉搓着又细又黑的颈脖子，然后就匆匆地走进食堂。

走进食堂的杨友福不洗菜，也不掏米，而是找来一只大碗，拿起一把很长很长的瓢子在锅里盛稀饭，再拿起一把很长很长的菜铲挖一勺咸菜，找一个地方坐下，慢慢地喝起稀饭来。

杨友福喝稀饭是很认真的。他双手捧碗，目光凝聚，整个嘴都贴在碗边上。喝着，吹着；吹着，喝着。一会儿把头摇向左边，一会儿把头摇向右边。于是，在杨友福的嘴和杨友福捧着的碗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很悦耳、很均匀、也很奇妙的声音。

一碗喝完了，杨友福就再喝第二碗。再不够就喝第三碗。就这么喝着，喝着，食堂里上白班的炊事员也就陆陆续续地上班了。上了班的男女炊事员们也都学着杨友福的样子慢慢地喝着稀饭。于是，整个食堂发出一片很响又很怪的声音。

喝完稀饭的杨友福就围着围裙站到卖饭的窗口前。他是管理员，知道上夜班的工人在什么时间来食堂填肚子，也知道上白班的工人什么时候来食堂就餐。天气热，汗淌得多，人容易疲劳。一疲劳，脾气也就火暴，说不定在哪个窗口就爆发出一场毫无准备的“人民战争”。

“我要凉粉、炒面。”一只油腻的铝制饭盒伸向了窗口。

食堂人多，噪音大。炊事员把“凉粉、炒面”听成了两分炒面。于是，一个要退，一个不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双方就突然开始战斗——

等到杨友福跑过去，吵架的双方已经发展成打斗。

一个青工莫名其妙地把一碗汤水扣在杨友福的头顶上。

杨友福烫得直跳脚，疼得直钻心，气得在食堂里打转……

消息很快就传到厂长的耳朵里。

厂长火了，要保卫科给打人者以行政拘留的处分。

杨友福捂着烫肿的耳朵进了厂长办公室。

“厂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已经要保卫科打报告给公安分局给予行政拘留！”

“不行，那小子老婆做月子，家里需要人照顾。”

“那就扣他三个月奖金。”

杨友福叹口气，“听人说，他还是个无房户，一个月，光水电费就去掉一半，你扣他钱，他去喝西北风?”

厂长愣住了，“那你说咋办?”

杨友福摸摸还在疼痛的耳朵，“妈妈的，算我给鬼打了!”说着，走出厂长办公室。

作为一个管理员，杨友福知道工人对食堂有意见。有人甚至当着他的面编了几句顺口溜，说食堂有三怪，家属吃饭不买菜，手里提包天天带，炊事员长得比猪快!

杨友福听了不发火，也不动气，只是笑着骂了声：“这年头，猪好养，人难治。”

实际上，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该使的手段也使过了！他曾规定所有的炊事员一律按标准交纳伙食费，甚至对炊事员、卫生员，包括管理员在内的人搞限制标准。可吃到什么程度算符合标准?哪些菜炊事员可以吃，哪些菜炊事员不可以吃?白班限制了，夜班限不限制?白案限制得了，红案怎么限制?

杨友福也做过炊事人员、工作人员一律不准带包进出食堂的规定。可一双眼睛管得了那么多?何况你能天天像边防警察那样在每个人身上翻抖么?又何况自己是个大男人，能在人家女炊事员身上七摸八摸?

杨友福还是拿不出个好办法。

那回，食堂进香肠。杨友福亲自在冷冻库门口盘查清点。他要大伙一根一盘、一包一袋的过数送到仓库里，免得有人偷拿顺带。结果，一清点还是少了十多公斤。后来，才得知有人竟拿了一根一根的香肠结成裤带往腰上一系，大模大样地出了食堂。

杨友福气得两三天没合眼。

这些年，单位作兴发东西。赚钱的单位发，亏本的单位也发。杨友福就更忙了！

“杨友福，人家发母鸡，我们为什么发公鸡?”

杨友福把一只长有漂亮羽毛的小公鸡扔给一位女办事员：“问问你自己是公的还是母的?”

“杨友福，人家发精肉，我们为什么发肥肉?”

杨友福又笑笑。对一位挺着肚子的胖干部说：“把你那减肥霜送到养猪场去吧，要不，明年你还得吃肥肉！”

“杨友福，人家的鸡蛋又大又新鲜，我们的鸡蛋为什么比人家小一圈?”

“问你老婆去！人的蛋还有大小呢?”杨友福得了便宜，眼睛笑成一条缝。

杨友福心想，单位这么大，人头这么多，一人一只鸡就是几千只。上哪儿去找母的?找到了母的又上哪儿去找一般重的?找到了一般大小的又上哪儿去找老百姓家养的本鸡?

讲归讲，说归说，该换的杨友福还得给人家换。机关大楼里哪一个科室杨友福都得罪不起。有一回，财务室领皮蛋，少领了三只，结果炊事员的夜班费迟发了好几天，还招来嘲笑：反正你们有皮蛋吃！

对发给领导的鸡、鸭、鱼、肉，杨友福总是很仔细，也很耐心。他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几个领导的名字还写得出。他找来纸和笔，写了一张张纸条，贴在发放的物品上：朱厂长的鱼、崔厂长的蛋、马厂长的腿子、刘厂长的下水……

一时发不下去的，就得贮存起来，第二天再发。更多的是放在食堂的冷冻库里分期分批地发下去。

这样，杨友福就要一天好几次地在零下几十度的冷冻库里进进出出。他套着一件防寒棉衣，腰间别一串钥匙，一会儿浑身汗水，一会儿冰霜满脸。

对于这些苦和累，杨友福都不怕，他最怕的是检查团。

“一次又一次无休止的检查，财务方面的、安全方面的、卫生方面的，质量方面的，还有精神文明方面的、劳动保护方面的、计划生育方面的、审计管理方面的……

每一次检查时杨友福都心惊胆战，寝食不安。他要用碱水去一遍一遍地冲地，用开水去一遍一遍地烫碗，用石灰去填平一个又一个鼠洞，用苍蝇拍去赶走一个又一个苍蝇……甚至不止一次地在半夜三更爬起，检查米袋上有没有老鼠屎，地面上有没有蟑螂粪，用手电筒寻找屋角里有没有蜘蛛网……

还要花很大精力去摸清每一个检查团的脾性。了解他们要不要招待，招待时要不要喝酒。还要担心他们喝了酒以后是讲好话还是讲坏话，讲真话还是讲假话，抑或是讲不真不假、真真假假的话。

杨友福就这么干着，忙着，忙着，干着。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天不亮就早早地爬起，早早地走到自来水池边把头伸得长长的，用冷水洗脸，刷牙，揉搓着又细又黑的脖子，还是匆匆忙忙地走进食堂，摇着脑袋喝他的稀饭。可是，喝着，喝着，终于有一天感到自己的腰有些酸酸的、胀胀的。接着是一阵阵疼痛。再接着，汗珠就不停地落下来。

杨友福试着站了一下，没站起，再站一下，又没站起。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有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串钥匙落地的声音，很脆亮，当啷一声，赶来一看，才发现杨友福倒在冷冻库边的水泥板上。

几个炊事员赶紧放下锅、碗、瓢、勺，用三轮车把杨友福送到了医院。

拍片，检查，各式各样的集体会诊。接着就是等待手术。

有人提出，赶紧把杨友福老婆接来，好让她在手术单上代表家属签字。

厂里就派车到农村去了。

杨友福老婆正在地里收黄豆，看到大埂上有一辆车开过来，也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车里下来两个人向她招手，她才愣愣地放下手中的活。

听说老杨要她和孩子到城里去一趟，起初，杨友福的老婆有些不信。她知道杨友福只是在每年秋收之后才把她和儿子接到城里看灯的。杨友福总是说，灯会一年比一年办得好，有“八仙过海”，有“孔雀开屏”，有“杨三姐告状”，也有“猪八戒招亲”……但这回，即使是顺便路过的车，也来得太早了，太突然了！

她还是赶紧回去换了件衣服和儿子一起上了小车。

车子没有停在她以往住过的平房前，而是径直开进了医院。

看到那么多医生，那么多护士，那么多工人，那么多领导围着一张病床，看到那病床上躺着一位黑黄消瘦的病号竟是自己的男人时，杨友福的老婆吓得放声大哭起来。

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得很实在也很具体。她哭着家里盖房子已买好了砖瓦，要是没有杨友福还怎么上梁，怎么铺瓦?她哭着一个女人春种秋收，犁田耙地，还要拖着一个孩子上学，要是没有杨友福还怎么安排，怎么过活?

任凭女人哭得死去活来，哭得惊天动地，开刀后的杨友福还是一天天黑下去，一天天瘦下去，一天天衰老下去，一天天干瘪下去……终于有那么一天头一歪就撒手西去!

追悼会开得还隆重，厂里上上下下去了不少人，把火葬场的院子挤得满满的。居然还有不少人送了花圈。一个对活人并不热情、对死人却非常关心的工会老干事，找人用彩纸扎了锅、瓢、碗、盆。一个搞美工的同志还给杨友福整了容，化了妆。一个老炊事员甚至把刚发给自己的工作服和围裙让杨友福穿上，系上……

杨友福还是那个老样子：面孔黑黑的，颈脖子细细的，嘴巴也还是往上翘着，好像还是喝稀饭的样子，只是再也不能发出那种很悦耳、很均匀又很奇妙的声音……

曲凤山

曲凤山怎么由一个平头百姓爬到中央委员位置上的，曲凤山自己说不清楚，别人也说不清楚。

曲凤山怎么由中央委员又栽下来回到平头百姓位置上的，别人道不明白，曲凤山也道不明白。

和曲凤山在一个班组里滚爬了十几年的老哥们在澡堂里互相搓背时间曲凤山：“你一

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你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曲凤山摇摇头：“不知道。”

和曲凤山一道进厂的几个老乡在酒桌上乘着酒劲问曲风山：“你一会儿阴，一会儿阳，你真的一点都不明白?”

曲凤山还是摇摇头：“不明白。”

问急了，曲凤山伸出小拇指赌咒发誓：“狗日的知道怎么回事!”

曲凤山确实是地地道道的炼铁工。他当炼铁工那阵子，还没有什么现代化，更没有什么高精尖的技术。一天到晚，放下大锤，就举起铁钎。一吨铁水炼出来得淌半桶汗。最大的本事恐怕就算堵铁水口了。铁水从炉子里流淌出来，流着，淌着，到一定的时候，就得把出铁口封起来。要不，炉子里的铁水淌干了，炉衬就容易烧塌，炉子就容易烧垮。所以，出铁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人端着泥枪早早地站在那里，随着炉长大手一挥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堵好了，就算成功。要是堵歪了，堵斜了，堵偏了，铁水就会顺着隙缝以子弹出膛那样的速度朝外冲击，最终成为毫无价值的“王八铁”。

也正因为如此，堵铁水口这种活，除了要一点灵活和技巧外，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不怕烤、不怕烫和不怕死的精神!

曲凤山就具备这种精神!

曲凤山没文化，可身体好，脑子也不笨。望着速度快，势头猛的铁水，曲凤山完全凭经验，凭感觉，侧身，挡火，扶枪，冲刺，一套动作准确、漂亮，干净、利索，总会赢得一片叫好声。

堵铁水口成了曲凤山一项别人无法替代的专利！

曲凤山越是堵得好，别人就越是不敢轻举妄动；曲风山越是堵得准，别人也就越是不敢主动请缨。这样，在这个本来就比较重要的车间、比较重要的岗位上，曲凤山就有了一定的名气。

那年头，对技术对有本事的人比较器重。也就在这个时候，曲风山不仅入了党，还当了炼铁炉的炉长。

从原料场通向炼铁炉有一条路，时间长了，风雨冲浇，变得坑坑洼洼。推着矿石的小车一路颠，一路撒，既浪费原料又影响生产。厂里下决心把这条路重修一番。可粗心的铲车司机挖土时挖了一个一米多深的坑，下班时又忘记给盖上一张竹片。曲凤山活该倒霉。他上夜班，走着，走着，一头就栽进了土坑里，脸皮磨破了，手指头骨折了。想想后面还有人要上夜班，他就不顾自己的伤痛摸了一只手电筒，坐在土坑边为别人照起亮来。

冬天，北风像刀子，冷气直朝裤裆里灌。曲凤山一边照，一边骂。直到夜班工人们一个个平安地上了炉台，他才捂着脸到厂卫生所包扎。

有人把这件事讲给厂长听。厂长很感动，说，“这个人行!有责任心。”

于是曲凤山当上了工段长。

平时，曲凤山喜欢喝点酒。几个小青工一到发工资或发夜班费、保健费、加班费的时候，就拖着曲凤山下酒馆。曲凤山也不推辞。不过，他不让徒工们掏钱。他说，天地君亲师，师傅就是长辈，要小徒工们掏腰包坏了规矩。弄得小青年们喝也不好，不喝也不好。不喝吧，对不住工长的真情实意；喝吧，又破费了师傅的钱财。

曲凤山的老婆是轮胎厂的临时工。那工种比曲凤山这个炉前工还要苦，还要累。曲凤山下班，一盆水都下不了脏，洗手，洗脸，洗颈脖子……可曲凤山老婆下班，一桶水还洗不干净，一张脸光鼻孔里那些沥青烟没有半个小时都清除不了！

那些年，不怎么强调计划生育。厂子里又没多少文化生活。曲凤山下班就睡觉。越是闷头睡觉就越是想干那种事。结果，老婆一连生了三个。三个男孩像一窝牛犊，成天在家里拱吃拱喝。有一次，曲凤山夫妻俩上班，把三个儿子锁在门外。下班后一看，只剩下两个。曲凤山从屋里找到屋外，从厂里找到厂外，最后在郊区粪窑子里找到了小三子。曲凤山看着儿子还没被大粪呛死，就对老婆说，“你别上班了！我们把他们生下来，还得想法子把他们养活。”

女人很听话，也很会过日子。每月一拿到曲风山交给她的工资，就先把粮食买齐，再把三个儿子的学费凑齐，再给曲凤山买两条低价烟和两斤老白干酒。她疼孩子，更疼丈夫。她知道丈夫每分每秒都在和“铁老虎”打交道，要淌很多很多的汗，要费很多很多的神。她必须让丈夫吃好，睡好。她担心丈夫万一垮了身子，熬不过，挺不住，腿一软，脚一飘，栽到炉子里连骨灰也找不到。

曲凤山当车间主任的时候已是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正好省里一个部队支左的头头下基层视察工作，做做官样文章，好发表一篇新闻报道。市里、厂里的头头也陪着首长一道到车间、班组察看。

首长登上了高炉，还拿着看火镜对着风口看了看炉温，又翻了翻当班的生产记录。在和一个个工人握手时，没有发现已是车间领导的曲凤山。

厂长派人找了半天，才在煤气放散阀的扶梯上找到了曲凤山。

厂长有些不耐烦：“车间几百号人，叫谁不能上去看看?非得你自己爬高?”

曲凤山笑笑：“厂长，那扶梯又陡又滑。风一吹架子直摇晃。何况上面还有煤气。叫小青年上去，要是不小心中了毒摔下来，怎么向人家父母交代?”

首长听到了这件事，没吭声。在离开炼铁厂时，轻声地对厂长说：“曲凤山这人挺爱兵，我看能派个用场！”

首长走了没有一星期，曲风山就当上了厂党委副书记。两个月后，又补了个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再过三个月，曲风山就接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通知。

厂里要行政科给曲凤山安排一间办公室，要秘书科给曲凤山配备一套桌椅，要劳资科给曲凤山派一位勤杂人员，要宣传科给曲凤山送来了文房四宝和办公用纸……

曲凤山不习惯。他脑子里成天想着炼铁炉子上的事：原料、矿石、炉温、炉况。在办公室呆不到三分钟就又慌着朝炉子上跑。

叫他做报告，传达文件，他感觉十分费劲。那年头，指示多，文件多，精神多，报告也多。许多文件、指示、精神、报告，又要求传达不过夜，学习不走样。曲凤山伤透了脑筋。他哪里能分得清哪一些文件是中央的，哪一些文件是省、市的?又哪里能记得住哪一种精神是市里的、省里的或中央的?即使是传达很革命的文件，曲凤山也经常讲着讲着就讲到了炉子上。什么堵铁水的泥芯子一定要有备无患，什么防护用品一定要穿戴整齐，什么生产现场一定要打扫干净，什么原料、矿石一定不准乱堆乱放……几个“一定”就弄得军代表和党委书记既不好打断，又没法插话!

开会出差更是使曲风山出尽了洋相。

那回，省里开常委会，住云山宾馆。室内有地毯，有暖气，有浴室。可曲凤山就是睡不好。他睡惯了草垫子，又喜欢盖厚厚的棉被，甚至还喜欢光着身子钻被窝。没想到宾馆厕所的门也很洋货。夜里起来撒尿的曲凤山进了厕所就出不来，弄得服务员只好从床上爬起来为他开门。

到中央开会时，几个工农兵代表住在一起。曲凤山喜欢洗澡，可进了浴室半天也打不开龙头。最后还是开错了水管，让热水把大腿烫了一串水泡……

曲凤山职位高了，名声大了，找他的人也一天天多了起来。有的是慕名探望，有的是托办户口，有的是找靠山要求调动的，也有的是想顺竿子爬捞个一官半职的。特别是曲凤山家乡的人，听说他当上了中央委员和省委常委，更是三天两天找上门来。板车队要来搞点运输，公社农场想买点钢材，几个木匠、瓦匠、水泥匠找他安排些活干，一群未考上大学的学生想通过他的关系找个工作。

曲凤山对来访者一律招待半斤饭票、三角菜票。但人多了还是招架不住。过去在班组上班，还可以拿点保健费、高温费、夜班费，现在，劳动时间少了，收入也就少了！

曲风山感到生活有些压力。

有时候，县里、地区来了有头有脸的人物，曲凤山还要在小酒馆接待他们。三杯两盏下肚，乘着酒性，曲凤山就和他们摊底牌了：父老乡亲们，我曲凤山这个官和人家那个官不一样！别看我到中央和省里开会时，人模人样，有小轿车接，有宾馆住，还可以抽招待烟，喝名牌酒。可会一散，我就得老老实实回到厂里上班。有时还得去代销店买一块两角钱一斤的老白干，去肉摊上称八角一斤的猪头肉！

家乡来的人放下酒杯，抹抹嘴走了。曲风山把他们一个个送到火车站。有时候，还得给他们买张火车票。就这么一吃一送，曲凤山就去掉了半个月的工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曲凤山也和往常一样和几个青工在炉台上清理“王八铁”。一辆吉普车把他从厂里直接拉走了。

那是曲凤山印象很深的一次会议。他记得预备会是在庐山新修的礼堂召开的。

曲凤山清楚地看到周总理在简单地讲述了到会代表情况以及会议要求后，问伟大领袖毛主席讲不讲话。领袖含笑地摇了摇手。总理又转身向林彪有没有什么要说，林彪也轻轻地摇了摇头。可曲凤山亲眼看到，就在周总理宣布预备会结束时，林彪突然伸出手做了个要求发言的姿势。

会场立刻出现了小小的骚动。

湖北话本来就难懂。林彪咕咕哝哝了半天，曲凤山一句也听不清。吃晚饭时，曲凤山多喝了两杯酒。风一吹，酒劲涌了上来，终于支持不住，悄悄地溜回了宿舍。

后来，曲凤山才知道，就在他多喝了两杯通宵蒙头大睡时，上面果然出了问题。林彪勾结几个同党就在预备会后的当天夜里四出串联，制造了什么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谣言并妄图把庐山炸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于是，一批人靠边，一批人倒台，一批人升迁……

曲凤山什么也没介入，什么也不知道，稀里糊涂的又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

在粉碎“四人帮”后举办的一次又一次清查“四人帮”骨干分子的学习班里，专案组为曲凤山定性颇费了一番周折。专案组从中央查到地方，又从地方查到中央，都没查出什么名堂。

查出身，查到曲凤山放过牛，要过饭，腿子上至今还留着一串伤疤；查表现，曲风山不止一次地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党员。揭发会开成了表功会。这个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个说，曲凤山当了官也没整人，没害人，没坑人。有人更是说得很难听，说曲凤山原来一个好好的人就是给你们今天革命、明天革命革得没有样子了。弄得清查小组的人不好往下记录。

没办法，只得找曲凤山谈心。

“你自己认为到底有没有错误?”

“不知道，”曲凤山摇了摇头。

“那是党整你整错了?”

曲凤山半天不吭声。

有人献计，说曲凤山喜欢喝酒，又喜欢吃猪头肉。何不到小酒馆和小肉铺再查查问问?工作组派人去了，一查一问还真的有些情况。酒馆里，有人反映曲风山把《红灯记》里鸠山那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话说成是毛主席语录；肉摊上，有人揭发曲凤山曾经用过张春桥的理论文章包猪头肉。

就这么，曲凤山跌跌撞撞地栽了下来！

回到班组里的曲风山已经五十出头了，又患了关节炎，天一冷，腿就直不起来。组里的人也不嫌弃他。粗活、重活是不能干了，就在班组里打打开水，穿穿钢丝绳或发放一些

劳保用品。只是一些小青工经常拿他开开玩笑：“下面，我们是不是请老干部、原中央委员曲风山给我们作指示！”

曲凤山也不生气，只是宽容地笑笑：“该指示的都指示完了！”

这两年，曲凤山小日子过得不错。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工作，儿媳们也很孝顺。时不时还拎点酒来。看到儿孙绕膝，三代同堂，曲凤山什么都忘了！两杯酒下肚，高兴时还到牌桌上和小青年们凑个热闹。有一回打扑克定下个规矩，谁输了谁就绕着桌子爬一圈。曲凤山连输了好几局，爬了一圈又一圈，把小肠气都爬了下来，整整住了一个星期医院……

责任编辑邹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