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天

读完王蒙《想起了日丹诺夫》，觉得意犹未尽。我回想起近几十年以来，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的一系列文学艺术界的批判运动。一些批判文章所用的语言，显然是日氏报告用词遣字的流风遗韵。而更早的一本小册子，即一九五O年二月印行的《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对被诛者萧军所挥舞的极左大棒，其蛮横程度似也不逊于日氏。试看以下摘录：“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原则性的；其思想本质是堕落的腐朽的反动的”，“是毒箭射击了”，“极端的自私的反动的个人主义”，“萧军……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个人主义者”，“是极端有害而不能允许的”，“萧军利用民主，言论自由，批评自由，来进行反人民，反共产党，反解放区的反动的宣传”，“清算萧军及其文化报的毒素”……这些所谓的批评，其唯我独革、压倒一切的架势，真是可与日氏相“媲丑”了。文学艺术作品是十分个性化的产品，干预的太多太死(更不用说文革的横扫一切了)，便成了千佛一面的宗教模式。十五年前赵丹病死前说的一句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不是至今仍掷地有声的黄钟大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