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汝伦

记得胡适有句名言，大意是，历史像个服从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由着人们涂抹和装扮。此言之所以有名，时不时被人引用，全赖四十年前那场批判俞平伯的运动。其中胡适首先被殃及，这句话也就被当作实用主义(也译作经验主义)实行了示众。批判者批判说，此话既主观又唯心，十分反动。

由于它十分反动，于是赢得十分有名。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什么样子，它就应该是什么样子，不能随意涂抹和装扮。但这句话其实是胡适介绍和解释美国哲学家詹姆士(W.James)的经验主义的内容和论点时说的。原话用的是“实在”而非“历史”。胡适引用了詹姆士的原话：“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并解释说“如同一百个大钱，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

这里的哲学问题，本文无意探讨，但在读我们的生活，我们浩瀚的史籍和历史文学时，却时时出现这位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以及那块大理石、那些大钱。我们古代的直到当代的史家、文章家、艺术家，虽然不懂或信奉实用主义，但却时时看到他们实用着实用主义。有，可以实用主义为无；无，可实用主义为有，坏种给以俊扮，英雄去当丑角。一笔在手，又涂又抹，刀凿在握，又塑又雕。

实用所以成了主义，是因为它所在多有，对许多人，许多事，无论古今中外，它都实用，并非某位聪明之士的独家创造。政治家用它来纵横捭阖。对内对外，见之于政策、宣言、声明、协定、条约。今天的友谊牢不可破，明天就是殊死的仇敌。心中盘算着对方那块肉适于清炖，那块肉适于红烧，而面对面地微笑、握手、拍肩膀。前天签了字，后天就可以撕毁。从前定你罪该万死，是正确的，现在改正你，也是正确的，他从来没有错误，正确就是他的实用主义。历史家记录历史、平章人物，得以对上头有益和以对己无害为度，最高境界是使权力者高兴，起码是认可。文学家创作是如何笔下生花，能把升平点缀，准谈风月，且谈风月，还“我必须察言观色将他防”，阿庆嫂的机灵不可少。否则便是我活你死，你死而我活。有时施舍一点宽仁大度，允许你发点牢骚，语言带点儿酸性，那也是实用主义，显示为政开明，有助于稳定。

实用主义是能积极为政治服务的主义，功利色彩很突出，功用、效果是首先考虑的问题。没有实用主义，就政治不下去。几千年的中国史，主要篇章写的是政治斗争，形成权力转移和改朝换姓的频率极高。一般说，本朝人只记史而不修史，修史主要修前朝，前朝要尽可能的坏，倘本朝比前朝坏上十倍，那就得写前朝坏过百倍。而档案、史料又为前朝人所记。前朝人又不能不带有他的个人色彩，如立场观点、爱憎好恶，特别是利害考虑、政治考虑而昧了良心，而迫不得已。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就无法百分之百，或一折二扣，或七扣八扣。孟子曰“尽信术，不如无术”，李子曰：“尽信史，必为史误”。当然，李子还不致于成为顾颉刚那样的疑古派。

唐玄宗当了扒灰，御史们就不敢直书一句“杨玉环，寿王妃也，上怜而夺之”，而只能求助于模糊语言或把真事隐去，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采用了这一原则。又如唐太宗杀了弟弟元吉，就立即占领了兄弟媳妇的床帏，还把隋炀帝的萧后揽入怀中。谁敢公然揭下老底？你敢？你活得腻味了？在封建专制淫威之下，皇帝尊严不可侵犯，举凡一切不敬于皇权、触犯了圣讳，都属悖逆，悖逆当死。用当代话说，叫“恶毒攻击伟大”，你恶毒攻击了，伟大会给你个什么下场，你总该明白。即使当事者已死，而他的子孙还在“伟大”着，那也不行。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白居易很懂实用主义，生活得不错，实用主义有利于健康长寿。

陈寿著《三国志》，说诸葛亮“武略非其所长”。可是刘备兵微将寡，有了诸葛亮才能占荆州，取益州三分天下有其一。七擒孟获，武也，擒而纵之，略也。六出祁山，使地广兵强的曹魏枕食不安，司马懿畏之如虎，若说他武略不足，似乎说不过去。他的不能“恢复汉室”，有诸多政治经济因素。陈寿是陈式之子，陈式因罪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即剃光头。虽然保存了脑袋，却蒙了奇耻大辱。陈寿看着老爹的光头，心中决不会舒服。而他由蜀汉入而为司马家史官，若正确评价诸葛亮，大约也会招忌，司马家子孙都患有妒病。诸葛亮武略不足，言外是司马懿武略很高，不媚而媚了司马氏。因此，直到整个《蜀志》，篇幅最短，着墨最少，未有浓妆而多为淡抹。要知道，陈是蜀人，蜀事他最熟悉。陈寿一为自身计，二为司马家政治需要而成了实用主义者。

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戏曲，更可说明实用主义的妙用。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有妖道、术士类表演，目的是写他的聪明智慧与超人。曹操是个阴谋奸诈的典型，在戏曲里，脸上被涂上一层有别于小姐太太们用的那种白粉。蒋于是位俊才，鼻子上也抹了白粉一块，真是“一脸之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诸葛亮小周瑜十岁，但他二十七岁出山时，便已长髯飘洒，仙风道骨。周瑜则始终是个小白脸，唱小生腔，直到死胡子也没长出一根，令人怀疑他受过宫刑。京剧《卧龙吊孝》，诸葛亮俨然兄长，大哭“公瑾弟”。两位大历史人物的脸互换了位置，胡子按作者的需要而长。因为作者有正统观，代表正统的诸葛亮，应该像位长者，高人，表示稳重、成熟，胡子就应当提前生出。周瑜，狭隘、妒嫉，诸葛亮面前，每每弄巧成拙，经验不足，手段也太嫩，就当个“公瑾弟”吧。

大约读点《左传纪事本末》的，都会知道有位史家董狐，他曾被孔子称为“良史”。

春秋时代，赵穿杀了晋灵公，而董狐记的是“赵盾弑君”。赵盾觉得冤枉，董狐则认为赵盾身在相位，事后又不讨伐弑君者，证明赵盾是赵穿的后台，虽非亲自发动、领导，但他负有责任。那时赵家一族权倾朝野，而董狐不畏。幸亏赵盾还有些大度，并未给董狐什么处分，倘他像齐国的崔抒，董狐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崔抒因齐庄公侵占了他的夫人棠姜而动了刀子，于是有位“大史”记上了“崔抒弑其君”，结果送了命。“大史”有三位弟弟，也都是史官，二弟接着还是写上“崔抒弑其君”，二弟被杀。三弟继续写，也继续被杀。临到四弟，依然写上那五个字，这才使崔抒觉得没了办法而放下屠刀。可是假定四弟也被杀了呢？当时就有位叫“南史氏”的，听说已死了三位，便拿了竹简奔去，准备拼老命也是“崔抒弑其君”。我想即使南史氏也被杀了，那么也还有非史官的人在，有众口可以相传。杀人灭口，你总不能杀掉一切人，关闭一切口。

企图用杀人手段来抹去自己的罪恶，等于以血洗血，越洗越红，越洗越腥。

实用主义不是长效药丸，只不过暂时缓解下休克状态。秦始皇焚书坑儒，自以为儒生们再也不能来捣乱，但《司空图铭》曰：“秦坑儒也，儒坑秦也？”何况孔壁仍在，可以藏书，更有“漏网右派”可以口诵。不准刻版，不准著录，可总有些痴汉、书呆子，愿舍身求法，冒险著述。此之谓“私史”“野史”。笔者对此类史颇感兴趣。因为不是“遵命修史”“奉旨填词”，顾忌、政治考虑就少，可信性相对就多。

满清入关，大搞文字狱，吕留良因著史而被掘坟曝尸和灭了九族。又对一切书籍采取了收、毁、禁、删、改五手。人们但知《四库全书》，其实根本不“全”，《四库全书》是在这五手之下搞成的，具有文化浩劫性质。然而这五手本身也构成了他的劣迹丑史。

书中凡不利于他们的，直到“胡”、“东胡”、“胡虏”、“腥”等字样，都一律不得使用，就像阿Q的讳光讳亮。

中国人历来讲究以史为鉴，史有镜子作用。但是也有威慑、遏阻作用。尽管史官放弃责任，坏皇帝之恶总还会传之于人口，布之于天下。谅也有对人民对历史对子孙负责的志士，不计成败利钝，抛掉实用主义，去修野史，塑形象，揭疮疤。不能发表，就“束之高阁”(倘有高阁的话)，藏之箱箧，以期使那些皇帝、亚皇帝、类皇帝们的恶行，曝光于后代。

笔者多么希望有这样的志士，也许已经有了，只是不知他们在那个角落，在那座灯下？我祝祷他们文思潮至，笔墨平安，大作功成，并将名垂千古！

还那个女孩子一个真实的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