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

《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以“魏晋风度”为个案，深入探讨产生普遍的社会、道德反常现象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总结历史的经验，为当今的文化转型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

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经《荀子》、《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至董仲舒而整合成为天人感应神学；一次是自魏晋玄学经三教互补、三教合流至宋代理学家们而整合成为理学。而汉末魏晋之时，则正好处于由天人感应神学向理学的巨大转折的时期。旧的权威思想已经崩溃，而新的权威思想又还在探索、构建之中，人们在信仰、价值、符号、模式等方面失去了联系，人与神、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疏离，因此而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忧虑、烦恼和痛苦。人们为了渲泄、排遣、忘却内心的巨大恐惧和焦虑，便终日将自己投入到“行为主义”和自我折磨之中，出现了社会和道德反常现象的风靡一时。据此，作者给“魏晋风度”作出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魏晋风度，是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在权威思想的崩溃与重建过程中的精神上的迷惘与困惑的外在表现”。诚如缪钺先生所言：“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使人耳目一新，有开创之功”。

文化转型有一个崩溃、重建、定型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道德反常现象的出现、高涨，然后趋于消歇。

东汉后期，天人感应神学逐渐崩溃，所谓的“魏晋风度”便开始兴盛起来，如顺帝以降“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风气的盛行；桓、灵之时及时行乐思潮的蔓延；马融的达生任性，“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融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何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的“跌荡放言”；祢衡的裸体击鼓辱曹；戴良的仿效驴呜娱其母等等表现就是一种明显的标记。到王弼、何晏等人建构“道本儒末”理论的正始年代，又增添了盛行食五石散的新内容。在以往的学者看来，魏晋士大夫嗜食五石散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滋补强身，二是延长寿命。而本书认为，是因为他们心中存有巨大的焦虑。人们是通过食药后的强迫性的无休止行动和“违人理，反常性”的痛苦折磨的途径来忘却自己的存在，渲泄、稀释内心难以忍受的焦虑。司马氏对曹氏宗族和“正始名士”的大肆屠杀，导致个体与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出现了嵇康、阮籍等人建构的具有激烈反社会、反传统性质的“越名教而自然”的理论模式，人们心中的焦虑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强烈，致使社会、道德的反常现象弥漫风行，进入高潮。所谓的“魏晋风度”，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随后，向秀、郭象注《老子》，建构“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协调了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对抗。接着，东晋的葛洪、张湛等人又予以补充、完善，建构出儒、释、道三教互补的理论模式，进一步消解了长久困扰人们的死亡恐惧。至此，新的精神支柱的框架基本形成，文化上的转型也基本上实现，人们心头的焦虑、困惑便逐渐淡化，“魏晋风度”也就随之而消歇。

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权威思想”的崩溃与重建的过程，而权威思想的崩溃瓦解则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它不是某种局部的颓毁衰坏，而是整个价值体系、道德准则、行为模式的总崩溃，是整个文化基础的动摇和失序。因此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传统、与他人之间联系纽带的断裂，进而致使人们精神空无，陷入紧张、焦虑和孤独之中。今天，历史又走进了一个文化转型的时期，读《魏晋风度研究》，更有一种亲近之感。

(《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马良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版，3.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