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1995-07-15石泠
石 泠
萨伊德还在炒得沸沸扬扬，顾准却向我们走来，尽管有点姗姗来迟。谢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在作者逝世二十年后，中国大陆终于有了收集他主要遗作的《顾准文集》。谢谢诚挚的友人用快递寄来这部用血泪和睿智凝成的书，让我在一九九五年的第一个月便有幸在思想与学术的崇山峻岭中跋涉。
顾准(一九一五年七月——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这个名字对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乃至不少知识分子说来恐怕是陌生的。简单说来，三十年代的顾准是自学成才的会计学专家，一直在著名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并在之江、沪江等几所大学任兼职教授，同时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一九四○年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各地负责财经等方面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一九五三年后调至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一九五六年开始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五年两度划为右派；文革后均已平反。
故事如果到此为止，那不过是五十五万个右派悲惨经历中的一个小故事。除了一九六五年再戴右派帽子极为罕见外，对司空见惯的中国人说来大约不会有多少新鲜感。顾准的奇特之处在于身处顺逆两境都要寻根究底，不停地探索。一九五二年，他身居高位，竟“目无组织，自以为是”，否定上级规定的“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建立依率稽征、依法交税的制度，冀图以现代税收制度取代革命的群众路线，从而从三十七岁的黄金年华开始在政治上坠入备受煎熬的炼狱。在灾难连绵的岁月里，忍受着难以想像的痛苦，他仍在追寻历史和现实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答案，中心是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为此而考查了中西历史和现状。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亚细亚生产方式、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孔子、老子、韩非、黑格尔、培根等思想家也一一重新受到审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都在他笔下受到挑战。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写下《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著作。后者是写给他的弟弟和挚友的信——十八篇学术笔记和评论，本不打算发表，处处直抒胸臆，每一篇都令你不能不掩卷沉思。
按照中国传统，“处士不议”是太平盛世的标志之一。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亿中国人已习惯于“统一思想”，却偏偏有一些人事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我思故我在。”这或许是解答人与其他动物差别所在的最深刻的答案。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尽千难万劫，理应出现震古烁今的思想家。迄今无缘见到，那是中国人对人类的负债。但决不能说中国人交的是白卷，顾准的著作就是填补空白中留下的重要记录之一。
要是说萨伊德关注的焦点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顾准全部思虑的中心却是东方专制主义。处境的不同决定着人们的思考方向。曾经“赞美革命风暴”的顾准，面对的却是“娜拉走后怎样”即取得政权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苏联、东欧、中国乃至亚非拉广大的新兴国家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其实，许多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顾准的深邃之处，在于他视野特别宽广，对古今中西的文化、社会结构、政制、思维方式等领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坚持内因是决定因素的观点，从中国文化和社会内部寻找问题的根源，真正如先哲所云“于不疑处有疑”，道前人所未道，直指症结所在，令读者不能不跟着他思索。在三十多万字的论述中，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制约下的中国文化的论断。
以“革命”的名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国古代文化一再成为政治角力场的工具；这是顾准面对的严峻的现实。在“评法批儒”的狂潮中，顾准以出奇的冷静剖析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渊源于巫和史，早就有诸子起于王官的说法。顾准赞成前人关于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的论断，尖锐地提出：“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244页)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他申明，这是就总体上说的，“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内，至小无外之辩；公孙龙说过‘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243页)
这不是他一时愤激之言，而是冷静地对比了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差别后得出的结论。中国的五行阴阳与古代希腊人对宇宙的观察类似，但中国发展成为政治服务的相生相克；而他们却提出了原子假设及关于宇宙和自然的不少颇为深刻的问题。两方都有过数学神秘主义，但希腊搞出一整套几何学，而中国却没有。唯政治权威是从的古代中国人“没有逻辑学”(246页)，而好自由辩论的希腊人却从诡辩中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学和一整套文法学。“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242页)且这部《文通》也是马建忠留学法国，学了西方的文法学才弄出来的。
顾准没有停留在文化。在他看来，中国先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差别，植根于两者与地理环境有关的社会制度中。东方文化所以一直屈服于政治权威，主要原因在于东方社会制度及国家形成途径与希腊为代表的西方迥异。在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耕战是国家威力所寄，在大陆中通过征战建立领土王国或帝国，相应的政治特征是东方专制主义。在这里，有工商业，但它在王国控制之下，那些制造武器和供应王室消费的手工业更是如此。与此同时，知识与文化也没有独立的余地。在这里，“知识无非‘求禄，”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396页)否则，便消极退让，明哲保身，“不是禄蠹，就去出家”。于是，“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379页)
希腊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海上文明。“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谓也。这种移民，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陆上迁移，它是经过一段并非与人斗而是与自然斗争的历程”。(283页)他们建立城邦国家，与春秋以前的中国有神授王权的最高政治权威驾临于各小邦之上的状况不同，古希腊各城邦很快就抛弃了被称为“万民之王”的最高政治权威；他们一般都采取“同盟”的形态处理各邦之间的关系，与东方通过兼并、征战建立的帝国有别；在内部也发展起法治、民主政制。在城邦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公民权利观念，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文化得以独立发展，因而在吸收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很快就超过了东方。
紧紧抓住是从属还是独立于政治权威作为区分中国文化和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以及海上文明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别，顾准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例如，从三十年代开始便热闹非凡的中国古代有没有奴隶制问题，在顾准看来全是教条主义的谬误。“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286页)因为“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291页)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没有这个条件。在中国有的是鸳鸯、袭人一类家内奴隶和困苦的赋役农民。
没有宗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优点。顾准的答复是：“‘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246页)“范文澜痛低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与此同时，东方各国“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352—353页)
为了证明中国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数十年间中国史学家们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真不知耗费了多少时光。“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326页)这个直截了当的论断，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特点认识的必然结论。资 本主义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318页)而在中国，在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城市自治体绝对不可能产生，因为中国的法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同时，与罗马法权传统迥异，也没有公民权利观念，“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难怪“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317—318页)仅此一端，资本主义就难以产生，更不用说其他因素了。
顾准谈论这些问题自然不是墨人骚客闲来无事，发思古之幽情。他一再说，历史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可是，要正视中国历史的重负，“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348页)这是与潜存着希腊文明因素的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与骑士文化不同的。他就是为着摆脱历史重负而去研究和比较中西文化的。
与时贤越唱越高的东方文化颂歌相比，顾准真是满肚子不合时宜。我想，即使不被戴上“崇洋媚外”乃至“洋奴”、“买办”等大帽子，“民族虚无主义”的责难恐怕是免不了的。一个毕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至死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何时“雄飞世界”(330页)的知识分子，如果真的被左爷在九十年代又一次戴上这一类帽子(其实仍是“右派”)，这就不仅是某个人的幸与不幸的问题了。
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自省精神。顾准的任务不是编写中国文化概论，他没有必要一一评述四大发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思想家关注的通常是历史前进的主要障碍。在七十年代一针见血指出屈服于政治权威的史官文化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在当日媚世谄上的浊浪滔天之际，固然不愧为中流砥柱，时至今日似亦不无教益。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对某种文化持批评或者是赞扬的态度是不是爱国与否的分水岭？读者切莫以为笔者胡编乱造，从鸦片战争至今日
十九世纪的突出典型是郭嵩焘。只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说过一些赞扬西方政教的话和建议朝廷稳妥处理某些事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被加上“卖国”的恶谥。二十世纪的标本是胡适。在满目疮痍的二十年代，说了一句中国“事事不如人”，无非是劝国人承认落后、不甘落后而已，却一直被认定为如假包换的买办文人(中国大陆有些人士至今仍作如是观)。
毫无疑义，中国文化中有不少瑰宝。但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致命弱点是华夏中心主义，并由此派生出民族自大、自我封闭等一系列反常心理。它与政治权威至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结合，成了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的重大障碍。一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华夏中心与专制主义思想的抗争或自省史。所谓启蒙、民族觉醒都与此密不可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自省莫过于新文化运动。奇怪的是近年流行的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一句史实根据很不充分的“全盘性反传统”，竟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参阅王元化先生的有关大作及袁伟时的《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文化与传播》，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仿佛民族自省不但早已完成，而且已经过头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东方文化颂。似乎中国近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是来自改革开放，而是来自中国文化或某一地区文化有与众不同的基因；至于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则是侵略者的罪行，与本国固有文化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于是，萨伊德此时驾临中国，正是圣之时者也。
可是，不识时务的顾准终于露面了。如果此时要谈东方文化，任何人都无法回避顾准的挑战。同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他还提出了其他学术上的重大问题。王元化先生说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有八，“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等等”。(《清园夜读》第217页，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挑战极为尖锐，神圣被视为敝屣。研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中外历史、中西文化和现代化问题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如果没有读过顾准，实在是极大的缺陷。你可能痛斥他，但无法回避他。
有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读了顾准的笔记后，在其研究法国近代思想的博士论文序言中，动情地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也许被排斥的遭遇恰恰保护了真正的生命，我在本书中费三十万言所欲说明而且不一定能够说明的内容，都已被他在二十年前点破。面对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9页，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也许这是一个报春燕子，预示着将会有更多的中国青年才俊在顾准启迪下，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论著。更企盼《顾准文集》的出版是值得人们久久注视的信号，标志着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终于告别野蛮，学会现代文明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宽容。
一九九五年一月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版，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