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俊子

中国和英国，有些共同点。一个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一个是近代西方文化及其扩张的主体。两国都有光荣的过去，因而都有些历史的包袱，以国民保守讲究传统著称。

不过，细心一些，你会发现，两国国民保守的方式和效益有重要差别。漫步在牛津的街头，不管是教舍，教堂，还是警察局，杂货店，房子的外表都是古老哥特式的、城堡似的，许多都斑斑剥剥。新建的超级市场什么的，要么在边上，要么在地下。英国老师告诉我，在牛津，任何房主都不得擅自将自己房子来个旧貌换新颜。一定要修，不仅报批公文要过市政府官僚们的关，而且整出来的房子外表得和原来一样。我不禁惊诧地问：什么都不能变吗？太保守了！老师笑道：房里面没问题，你住的房子不是有电视电话电炉吗？

对了，英国人是守传统的。夕阳的余辉照在牛津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尖顶圆顶上，和一百年前或五百年前一样，没有日新月异的气象。然而，房顶下，时代在前进，人的自由没有被约束。像精心保护束之高阁的君主制一样，英国人的守传统更多是美学上的形式性的，实质性的创造冲动和要求并没有被守住。形式守旧，实质创新，相伴两不厌。

相比之下，我们的国民有点反过来的味道。炮舰和美元的合奏使本来形式上实质上都和老祖宗很一致的中国人感到被动。于是我们想和传统分家。对许多人，这就等于或始于烧庙砸佛像。不知道是否和国人作表面文章的本事有关系，若要咱民众们去反传统，首先重视的问题也是扫荡雕栏画栋亭台楼阁。举例子当然不能放过文革。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六年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游行到我们大门外，一大帮竖起梯子抡起槌子将房檐上并列的一行八个小石雕狮子砸碎的情景。然而另一方面，由老太婆的舌头们组成的社会舆论可以置小媳妇于死地。多少年多少代都是如此。尊孔尊到最高点的大清官吏们很不在乎那些敦煌经典。我们那些艺术品般的古典遗产或是“破”得所剩不多了，或是卖得所剩不多了。然而国人的思维和心灵千年里都只在老宗法传统里打转。

我们在形式上表面上破坏传统勇于达到十分洒脱的火候，内在里我们却一直都是它的奴隶。形式的激进打扮着实质的守旧。结果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浪潮面前我们不但依然被动，我们还失去了自己古色古香的美貌，暮鼓晨钟的风情。火柴盒式的水泥大厦内传出《女儿经》念诵声。

怎么办呢？恢复老字号的牌楼，重新修庙祭孔把打碎了的石狮子粘起来吧？此举倒是获得了海内外左中右不同圈子的中国人的同声喝彩。然而这是左派右派们唯一一致之处。若问为什么修庙，答案马上对立了。对许多旨在复兴中国文化的海外华人，修庙在于恢复形式和其内涵的统一，祭孔仪式可以巩固儒家传统的实质延续。意义既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显然，这些感受到西方世界精神危机的知识分子，不大会用“精神的解放”之类的词来表达对修庙的期待。相反，他们常有这样的例子来鼓舞“中国及世界的出路在于儒学复兴”的信念：某大学新近又有一中国文化讨论会，某洋教授盛赞儒学之美，中国国术“风靡欧美”，等等。其实，这样的论证方法不仅可证明儒学的“复兴”，还可以证明其他一切都在“复兴”。且不说在西方对传统美德家庭价值的复归根本用不着归到儒家上去，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多数喜爱或孔子或京剧或天桥把式的西方人了解和热衷的只是些皮毛和形式的东西。如果指望他们会因此淡薄其西方的内心，如自由意志天赋人权的信念，那你就错了。在西方人身上，即使形式上的“中国化”，也不会有实质的变化。通过形式而得到儒教内涵的路子在此不通。

看来通过儒学这拯救世界机会只好由中国人独享了。的确，对内心里依然很传统的我们，光复过去恢宏的文化外在形式是加固传统规范的好方法。不过，都知道，回到老笼子里去只能是让我们继续被动挨打。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么为什么不学学英国人呢？不妨切断旧形式与其内涵的联系，珍惜传统的文化符号形式，但不让它来传递其束缚精神的效应。毫无疑问，一方面，我们的历史遗产有独特的美，它们有权力要高速公路高楼大厦避开，它们应该在最好的博物馆里让子孙后代们欣赏。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后代应该有第一等的心灵自由，开放性和创造性，不受任何已有的教条、经验的束缚。一句话：将旧符号形式与其来源和含义割裂开来，让它和现实的创新和平共处，互不侵犯。

当我们指点一个文化传统的优缺点和价值时，我们应该分开来看：(1)它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的价值；和(2)它作为一个支配限制该文化继续发展的规范的价值。对(1)的评价应该用它自己当时的标准，而不是现在的或别的文化的标准。因此，即使它对现代进步是妨碍的，我们也不能低估它当时的存在价值。所以任何一个传统文化，只要有其独特性，它至少有值得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鉴赏的美学价值。然而，在评价一个传统的第二种价值时，我们应该用现时的标准，情况和需要。一个传统如果和现实的要求冲突，不管它在过去是好还是坏，它作为规范是得不到辩护的，特别是当它对你的行为说“不”时。所以评价(2)和评价(1)的结果无关。一般来说，一个传统获得瞻仰多是在它的第一个意义上。而欣赏一个传统本身是一回事，把它奉为指导现在行为的规范则是另一回事。进步的需要永远是优先的。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加拿大